民族主义一般被定义为政治单位与文化、民族单位的同一性思想或运动。[①]其实，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两面性，当它强调人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与归属意识时，往往与爱国主义相联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常常可以与爱国主义混同。尤其是近代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有区别的，当民族主义被过度强调时，则会被排外主义与扩张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国家之间的冲突，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证明战争的正当性，纷纷鼓动民族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西斯主义是利用民族主义的典型，是排外民族主义和扩张民族主义。[②]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也利用了民族主义。当今日本的右倾化，实际上是一些人企图利用民族主义摆脱美国控制，达到实现日本独立自主和所谓“正常国家化”目的的倾向。安倍晋三执意要修改宪法，是因为他代表了战后日本右倾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其实，修宪的主张并不是现在突然出现的，它有其战后史的脉络，产生于战后初期，其宗旨是摆脱美国主导制定的“战后体制”，因为他们把包括和平宪法在内的由美国主导的一系列摒弃军国主义、放弃战争、奉行和平主义的民主改革措施都称为“战后体制”，要予以打破。在“修宪派”看来，和平宪法是“战后体制”的核心与象征，因此修改这部宪法甚至废除它，对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具有实质意义，可见，修宪问题的深层次含义是日美关系问题，当然也是日本民族主义再次抬头的表现。本文聚焦修改宪法问题，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着重分析日本“修宪派”产生、尝试与传承的历史过程，透视战后日美关系的控制与反控制侧面。
一，“修宪派”的产生
和平宪法对于美国长期有效地控制日本，不使日本再次成为美国的威胁，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具有民族主义特点的日本“修宪派”从和平宪法制定之始就发誓要修改它，目的是摆脱美国的控制。所以，战后初期“修宪派”一经形成，美国就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了限制和肃清，从“修宪派”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到美国对日本民族主义的压制和日美关系不和谐的起源。
（一）“修宪派”在“国体”问题上受到美国压制。
所谓“修宪派”是指战后日本主张摆脱美国控制，并以修改宪法为政治目标，最终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人物，这些人与战前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反对美国的控制，因此战后初期受到美国的整肃和压制，鸠山一郎、三木武吉、河野一郎、重光葵、石桥湛山、岸信介等人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未必是排外的民族主义者，比如，石桥湛山只不过是反对美国占领才被美国列入排除的黑名单）。
“修宪派”在战后初期受到美国的压制。美国最初利用“天皇问题”来压制“修宪派”，关于“天皇问题”，本来麦克阿瑟早已“内定”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因为他认为天皇对日本社会的稳定和美国对日本的占领都有重要意义。比如，美国担心日本发生革命，阻碍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也担心日本顽固的军人抵抗美军的占领。所以麦克阿瑟试图利用天皇的影响力防止这些事情的发生，否则，如果破坏了日本所谓的“国体”，亦即“天皇制”，会刺激日本民族主义，美国至少要在日本投入一百万军队，才能维持占领的顺利进行。于是，麦克阿瑟认真考虑了日本人维护“国体”的愿望。
不过，麦克阿瑟还有更远大的目的，他想制定一部和平宪法，通过法律约束使日本永远不成为美国的威胁。为此，他利用“天皇问题”向日本潜在的反美势力施加了心理压力，他当时故意没有明确宣布保留“天皇制”和免除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意向，而是有效地利用日本民族主义者及右翼政客维护“国体”的心理，尤其利用了日本民族主义者力图保住“天皇制”，争取避免裕仁遭到惩罚的心理，迫使他们“自愿”接受和平宪法。这样，就导致了日本的“修宪派”一开始便处于少数和被动状况，他们无法与美国讨价还价。
1946年2月3日，麦克阿瑟指示占领军民政局局长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准备起草宪法，并提出三原则：以天皇为日本元首；打破日本的封建制度；放弃战争。麦克阿瑟告诉日方：“天皇制”作为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可以保留，新宪法要加进放弃战争的条款。[③]结果“天皇制”以象征性方式得以维持，裕仁天皇的命也保住了，他本人不反对这部宪法，美国达到了控制日本的目的。既然天皇本人支持这部宪法，对此，包括“修宪派”在内的主张维护“国体”的民族主义政客都无法有效抵抗。
（二）“修宪派”受到亲美的“护宪派”牵制。
利用“国体”问题只是麦克阿瑟的政治手法之一，他还在日本培植了支持宪法的其他政治势力，这便是战后日本的“护宪派”。“护宪派”的形成，对于民族主义的“修宪派”是一个巨大的牵制。社会党的片山哲、保守阵营的币原喜重郎、芦田均和以吉田茂为始祖的自民党鸽派都属于“护宪派”。
“护宪派”的主体是外务官僚。1946年1月，麦克阿瑟曾以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为条件与当时的首相币原喜重郎达成默契，币原同意了在宪法中加入放弃战争的条款。[④]币原本来是外务大臣，战前主张日本应该与英美合作，所以，在战后被认为是亲美派。麦克阿瑟看中的另一位“亲美派”是卢田均，芦田在战前是外务省官僚，由于他赞成新宪法，所以引起了麦克阿瑟的注意，并撮合他与同样拥护宪法的社会党合作构成了日本的护宪势力。
同样是外务官僚出身的吉田茂，因为成了自由党的总裁，而该党的创始人是战前的政党政治家鸠山一郎，被认为是反对宪法的，吉田因此起初没有进入麦克阿瑟的视线。但是，由于吉田出任首相之后，同意签订排除中国、苏联的片面的《旧金山和约》，特别是他要想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必须向麦克阿瑟妥协，条件当然是拥护和平宪法，这样，吉田茂后来成了“护宪派”。
按照麦克阿瑟的说法，“护宪派”是自由主义与基督教的结合。1947年4月25日，战后第二次选举，社会党获143席，成为第一大党，自由党获131席位居第二，民主党获124席。麦克阿瑟乐见这种结果，认为社会党是不左不右的“中道”势力，[⑤]特别是社会党党首片山哲是基督徒，而当时社会党的右派掌握该党的主导权，还喊过“天皇万岁”，所以成了麦克阿瑟倚重的护宪势力。在麦克阿瑟看来，官僚政治家与社会党人片山哲的结合，是日本的自由主义者与基督教的结合。1947年的选举之后，社会党片山内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护宪派”的形成，把持了日本政治主导权，使“修宪派”受到了很大限制，他们很难在国会获得多数，因此难以实现修宪的目的。
（三）“修宪派”受到美国的政治肃清。
美国除了利用“国体”和培养“护宪派”之外，还对“修宪派”进行了政治肃清。
麦克阿瑟认为，要实现改造日本的构想，就必须把那些有可能反对新宪法的人开除公职。在他看来，日本“民主化”的前提是肃清“军国主义者”和“超国家主义者”，即民族主义者中的极端分子。对于美国来说，敌人并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阶级，这是社会结构问题，除了审判战犯之外，必须破坏日本的社会结构，如果不开除那些民族主义右派，新宪法就会在日本水土不服，因为那些封建的、多年受军国主义影响的人不会接受一个民主主义的宪法。政治肃清的主要手段是将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修宪派”开除公职。
所谓“开除公职”就是把“修宪派”驱逐出政府机构，禁止他们参加政治活动。麦克阿瑟从1946年1月4日到1948年为止，总共整了150万人的黑材料，其中大约21万人被开除了公职。当时的币原内阁中，除了首相币原喜重郎、外相吉田茂和厚生相芦田均三人之外全部被肃清。为了实现“中道”政治构想，麦克阿瑟不断地对右倾保守势力进行清洗，开除公职，尽量让它最小化。1946年4月10日进行的战后首次选举，自由党曾成为第一大党，鸠山一郎作为党首，必然是第一任首相。但是，他在战前与军国主义的关系被披露，占领当局认为鸠山作为第一党领袖人物不合格，很快被开除公职。接着，鸠山的同路人河野一郎、三木武吉也被开除公职。
当然，反过来看，“开除公职”的过程也是“修宪派”阵营达成共识的过程。有人认为“开除公职”是战后日本反美主义的起源，也是民族主义的复活，比如，陆海军少尉以上一律开除公职，他们必然对美国有怨恨。还有一些“不适当”开除，比如，石桥湛三、鸠山一郎等人实际上是因为反对美国的占领政策而被贴上了“超国家主义”标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开除公职”的结果是进一步让鸠山一郎、三木武吉、河野一郎、重光葵、石桥湛三、岸信介等政治领袖人物构成了战后反美势力的核心，也使他们成了“修宪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被美国视为“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然而，就是他们构成了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形成了右倾保守主义势力的基础，也是日后修改宪法政治势力及安倍民族主义复活的起源。
二，“修宪派”的尝试
战后日本的政治，如果以宪法为轴心观察，实际上是“护宪派”与“修宪派”的博弈过程，其实质是国际派（亲美派）与民族派的博弈。“修宪派”的主张实际上也反映了日本民族主义乃至右倾保守势力向美国争取自主权的过程，是日美关系不和谐的表现。“修宪派”在五十年代后期获得日本政治的主导权，并进行过修改宪法的尝试，鸠山一郎和岸信介是他们的代表，但是，由于他们具有民族主义倾向，故不能获得美国的信任，他们的修宪尝试没有成功。
（一）“修宪派”的第一次尝试。
“修宪派”的第一次尝试是鸠山一郎的尝试。鸠山在1927年担任过田中义一内阁的书记官（即现在的官房长官），1931年12月，鸠山出任犬养内阁文部大臣。1932年5月15日，犬养被暗杀，战前的政党内阁结束，此后进入军阀内阁阶段。特别是鸠山在战后曾批评美国投下原子弹违反国际法，还批评过共产主义，这样他既得罪了美国又得罪了苏联，成为他被开除公职的重要背景。1951年，鸠山恢复政治自由后，便与吉田展开了权力争夺，在吉田看来，鸠山是民族主义者，吉田甚至对杜勒斯说过：鸠山是“隐藏在地下的军国主义者”。[⑥]
鸠山未必真是“军国主义者”，但是他属于民族主义者。他反对“护宪派”的吉田与社会党是事实，他的这个态度也折射了他对美国的态度。鸠山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战前政友会的成员，所以也常常被称为“党人派”。“党人派”相对于“护宪派”的官僚而言的，经过占领时代的“开除公职”，他们越加厌恶以吉田为首的亲美的官僚派，这种情绪其实是他们对美态度的反映。在要不要修改宪法的问题上，鸠山与吉田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在鸠山看来，吉田与麦克阿瑟合作所制定与维护的这部和平宪法是不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这就是所谓的“战后体制”。他们认为吉田等人勾结占领军司令通过“战后体制”使日本无力化，是卖国贼。[⑦]鸠山曾表示：初期占领政策的方向主要是日本的无力化，为达到此目的，制订了宪法、改革了教育制度，不适当地压制了国家观念和日本人的爱国心，还有很多分裂国权和无力化的措施。[⑧]
在摆脱“战后体制”信念的支配下，鸠山获得执政权之后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尝试。1954年3月，鸠山在自由党内成立了宪法调查会，岸信介任会长，并发表“宪法改正纲要”。这一年自由党发生分裂，党内鸠山派，还有岸信介与重光葵的改进党组成了民主党，鸠山成为总裁。鸠山率领的新党有四个政治目的：修改宪法，日美对等，政党交替，限制官僚，表现了典型的独立自主倾向。1955年1月，鸠山对记者说：解决日本与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问题之后，应该积极推进修改宪法进程。1955年6月，鸠山代表民主党与自由党党首绪方竹虎会谈，就制定自主宪法达成一致（绪方是吉田的接班人，但是他被开出过公职，是修宪派）。11月，两党合并成自由民主党，合并的目的在于为修改宪法获得国会多数议席。1956年鸠山又决定在内阁设立宪法调查会，加快了修改宪法的步伐。
但是，鸠山修改宪法的尝试并没有成功。本来，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军方在重新武装日本问题上，有否定麦克阿瑟主张的日本非军事化倾向，但是却遭到日本“护宪派”的反对。为此杜勒斯曾秘密会见过鸠山一郎，试图用鸠山牵制“护宪派”的吉田，迫使吉田答应重新自检军队。当然，杜勒斯并没有真正与鸠山合作，因为他担心一旦民族主义者鸠山真的上台，日本可能从此变得不听话。美国深知鸠山要求的“自主性”是政治与外交的自主，鸠山反对日本成为美国的保护国，还探索日本与中、苏两国正常化的途径。对于鸠山的外交倾向，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向国务院报告说，鸠山上台可能反美。所以，美国即使后来改变了对日本宪法的态度，主张日本再军备，但没有支持鸠山一郎。没有美国的支持，鸠山做首相的时间也就不可能延长，没有足够长的执政时间，鸠山关于实现日苏邦交之后修改宪法的计划也就不可能实现，“修宪派”在战后的首次修宪努力也只能浅尝辄止。
（二）“修宪派”的第二次尝试。
继鸠山之后，“修宪派”的岸信介进行了第二次修宪尝试。岸信介在战前曾深入研究过北一辉、大川周明等右翼理论家的思想，并成为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尽管在1944年塞班失守后，他与天皇的亲信合作迫使东条辞职，但是战后仍然作为甲级战犯被收押，固有的民族主义理念和对美国占领的不满，使他很快成了一个坚定了“修宪派”。
1951年出狱以后，岸信介组织了政治结社“日本再建联盟”，主张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和宪法，但是他的这个政治组织在1952年的选举中失败。1953年，他通过其胞弟佐藤荣做介绍加入自由党，1954年，他与鸠山一郎合作组建民主党，次年结成自民党并任该党干事长。在修改宪法问题上，岸信介与鸠山一郎具有共同语言，他们认为只要努力，鸠山内阁不能实现目的，岸信介、河野一郎将继续努力，三代内阁总会实现，由此可见他的修宪信念之坚定。
岸信介重视日美关系，但不改修宪之志。1957年，岸信介成为首相，他吸取了鸠山内阁的教训，改变策略，不再与美国对抗，而是突出强调反共问题，并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建立了个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他认为在这个前提下，推行不损害日本尊严的自主外交是可能的。为了实现修改宪法的最终目的，岸信介明确打出了反共、民主主义的旗帜，主张加强日美同盟，目的在于避免美国怀疑。他曾经提醒与苏联签订渔业协定的河野一郎：被贴上赤色标签，在日本会成为首相的致命伤。[⑨]可见，岸信介的“亲美”态度不过是一种策略考虑，他的最终政治目标是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和宪法，这两点都是对美国控制的挑战，岸信介骨子里是反美的，是民族主义的，是主张日本应该有自主外交的。
岸信介修宪的切入点是修改日美安保条约。1957年8月13日，岸信介内阁召开了战后首次“宪法调查会议”，自民党和学者各有17人参加。1958年10月9日，岸信介对美国记者谈了废除宪法的问题。他的做法是通过安保条约的修改进入修宪程序，岸信介说：要建立日美之间的友好亲善就必须消除这些不平等残渣，使两国关系成为对等的关系。具体要解决的问题是安保条约的修改和冲绳问题的解决”[⑩]。然而，在修改安保条约问题上，岸信介与主张在安保问题上“搭（美国）便车”的吉田茂有所不同。吉田认为在安保问题上追求日美平等，将涉及日本的自主防御，如果是这样，就会涉及到修改宪法问题。然而，吉田所反对的，恰恰是岸信介所追求的，日美平等的结果，当然是自主防御，进而是日本的再军备，最终会触及宪法。由此可见，修改安保条约只不过是岸信介实现修改宪法的一个重要步骤而已。
岸信介遭到美国的排除。岸信介修改安保条约引发了反安保运动，社会党认为岸信介修改日美安保的努力仍然是与美国合作，而社会党是反对日美安保的（尽管他们拥护宪法），所以他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美、反安保运动。但是反安保运动变成了反岸信介的游行之后，美国对之暗中提供了资金支援，很多亲美企业也向学生组织提供过资金。美国虽然认为修改宪法有助于日本再军备，但是民族主义者岸信介实现自主外交目标与美国的战略不相符，所以，岸信介在这场运动中倒台，其修改宪法的目标也无法付诸实施。之后的实践证明，社会党与自民党官僚派合作，修改宪法问题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成为禁区。经过了大众示威游行的冲击，日本人关心的焦点转到了经济，就连岸信介的胞弟佐藤荣做当时也说：“宪法已经在国民中间生根”[11]。
岸信介下台之后，“修宪派”一直受到“护宪派”牵制，比如，日本内阁的“宪法调查会”在1962年曾召开宪法听证会，1964年7月，宪法调查会还向吉田的接班人池田首相提交过最终报告书，但是内容却是赞成修改与不赞成修改两派意见的并记，无明确的结论。后来，岸信介在1969年重新集结一些人成立了“制定自主宪法国民会议”，他自任会长，但是响应者寥寥无几。这说明日本人多数认可了“安保靠美国，一心搞经济”的吉田路线，而对于美国来讲，自卫队的建立已经意味着日本的再军备，所以，并不急于修改宪法，所以乐见亲美的“护宪派”成为日本政治的主流，“修宪派”进入蛰伏时期。
三，“修宪派”的传承
安倍晋三是民族主义者，他继承了岸信介的遗训，认为战后日本无力化的根源是宪法，他认为实现修改宪法目的之际就是日本完成独立之时。如今，在美国调整亚太政策的背景下，安倍发起了修宪攻势。安倍的修宪主张是战后日本“修宪派”主张的传承，是“修宪派”的新尝试，也是民族主义势力追求日本“自主独立”努力的延续，这也成了安倍晋三不能获得美国信任的根本原因。
（一）安倍的修宪主张。
安倍晋三认为，对于现在的日本来说，大患的原因是宪法。修改宪法就是为了维护他的外祖父岸信介以及明治维新时代的志士为之奉献的日本的独立与自尊而进行的斗争。[12]他还说修改宪法是日本恢复独立的象征，也是必要步骤。[13]安倍修改宪法的深层次隐藏着日本民族主义者要摆脱美国的野心。
安倍一走上政坛就参加推动修宪的运动。1995年自民党与社会党合作重返政权之后，召开过党内的理念和纲领再认识讨论，核心问题是要不要修改宪法，但是最后没有结果，只好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对此，安倍与中川昭一等人表示了不满。1997年5月23日，日本国会成立超党派“设置宪法调查委员会议员联盟”，安倍是成员之一。2000年，日本国会设立了为期五年的宪法调查会，2005年众参两院都提出了报告，这一年自民党还发表了宪法修改草案，其中提出在第九条中加入“自卫军”条款和允许使用集体自卫权的内容。安倍晋三是这个草案起草委员会的代理委员长，委员长是中曾根康弘。党内鸽派河野洋平任总裁时，曾试图把修改宪法的内容从党的纲领中削除，遭到了安倍等人的激烈反对。[14]
安倍晋三成为日本首相之后力推修宪进程。安倍继承祖辈的政治遗愿，声称“制定自主宪法”是自民党的结党精神，还说：“制定平成的宪法是我们这一代的使命”[15]。他在一次自民党内部会议上发言说：他的梦想就是修改宪法与教育基本法。[16]他说：“摆脱战后体制是日本的最大课题”，“恢复日本，并不简单是从民主党政权夺回日本，这是一场从战后的历史中，把日本这个国家重新还给日本国民的战斗”[17]。他认为现在的宪法已经制定56年了，一点都没有变化，可以称为昭和的宪法。今后我们年轻一代应该制定平成的宪法，这是我们的使命。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摆脱战后的束缚。[18]他还说日本不能永远被关在五十多年前建造的笼子里，实质上是要摆脱美国的束缚。
（二）安倍试图利用美国的政策调整实现自主独立。
安倍修改宪法的主张是在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的背景下提出的。美国对宪法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要把日本变成一个二流国家或者类似于美国的属国那样的国家，[19]但是，伴随冷战的展开，美国开始调整对日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美军被调往朝鲜战场，杜勒斯甚至思考运用日本的志愿兵到朝鲜半岛，[20]这是美国转而重新武装日本的重要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决定在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后，如果修改宪法，美国将给与支持。
其实，在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政策背景下，日本的宪法已经在五十年代逐渐被架空了。1950年7月8日，麦克阿瑟鉴于朝鲜战争的形势，下令日本建立75000人警察预备队，后来吉田茂被迫同意成立保安队，1954年保安队被改编成自卫队，宪法被架空。但是，当时是日本“护宪派”掌权，“修宪派”影响力不大，吉田内阁虽然同意美国的要求建立自卫队，但是并不想直接修改宪法，对此，杜勒斯曾经无奈地说：“美国在日本处理宪法问题之前不能要求日本承担军事义务”[21]。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在1953年访日时说：“宪法第九条是美国犯的一个错误”[22]。越战之后，特别是苏联出兵阿富汗之后，美国又有人提出日本分担防卫责任的问题，他们不满日本“护宪派”在安保上“搭便车”。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经济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日元不断升值，导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自民党内的“修宪派”开始抬头，他们寻求自主外交和自主防卫。他们认为，日本如果没有防卫能力，经济上是不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他们认为日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权受到美国限制，而欧元则是在法国的核武器与德国的马克基础上得以存在的，日本要想在经济上发挥作用，必须也要有强大的防卫能力甚至拥有核武器，才能真正强化日美同盟，才能应对中国与朝鲜的威胁，这些声音近年逐渐增强，后来还迎合了美国重返亚太的主张。
安倍欲利用日美同盟实现日本自主外交与自主防卫，意在摆脱美国控制。2012年底安倍重新上台意味着“修宪派”时隔多年再次掌握日本政治主导权，安倍内阁制定的《防卫白皮书》提出了强化日本独自防卫能力的方针，称美国削减防卫预算可能导致其遏制力的减弱，这为日本强化自主国防力量提供了背景。安倍提出，自民党在政权承诺中提出，宪法第九条第一款关于日本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不以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在此大前提下，通过修改宪法将自卫队定位为国防军，因为除了自己国家保护自己的国民之外，不能依靠任何其他的国家，言外之意是不能依靠美国。2014年2月4日，他还说：“现行宪法的原案是占领军起草的，我们的宪法由我们自己写的精神可以开辟未来”[23]。从中可以看出安倍的独立自主意识，明显包含着摆脱美国的野心。
（三）安倍从集体自卫权问题切入修宪。
安倍试图从集体自卫权问题入手实现修宪的目的。关于集体自卫权违反宪法的日本政府官方见解最早是1981年发表的，当时日本内阁法制局认为：从国际法角度，根据联合国宪章，国家拥有集体自卫权，即，与本国有密切关系的外国遭到武力进攻，即使不是对本国的直接进攻也被认为是对自己国家的进攻，拥有使用武力阻止这种进攻的权利。法制局的解释是：从国际法上看，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拥有这种集体自卫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日本宪法所允许的自卫权，是限制在自卫意义上最小限度的权利，集体自卫权超过了这个限度，所以宪法上不允许。当时的内阁法制局局长角田礼次说：“集体自卫权在绝对不行使的意义上，有还是没有都是一样的”[24]。
日本内阁的这一解释直到2013年都没有改变。比如，1999年的日美防卫指针相关法案，日本政府认为即使该法案是为了应对日本周边有事，两国合作分担，并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的防卫合作指针，但是日本政府的解释仍然是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另外，周边事态法案也是一样，对于美军在日本近海的战斗行为，日本提供后方支援和搜救活动，如果在战斗区域进行此类活动则牵涉集体自卫权问题，所以日方的合作被限定在与战斗无关的区域。
但是，安倍晋三是“修宪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民族主义者，他认为，限制行使集体自卫权不过是内阁法制局的见解，铃木内阁对此给与承认，仅此而已。所以，他主张如果这一解释对日本不利，可以修改，这是政治家的任务。[25]安倍认为：“应该对宪法进行积极的解释”，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为美国海军提供油料补充，陆上自卫队在伊拉克萨马沃地区有六百多人支援战争，航空自卫队从科威特到伊拉克帮助运输物资，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里需要再向前跨进一步，议论集体自卫权问题”[26]，因为日本的安全由日美同盟来负责，但是，日本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不自然的。
其实，安倍的修宪主张是暗含着向美国争取自主地位之意的。尽管集体自卫权问题最早由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提出，但是安倍认为，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并不是从属于美国的，而是对等的权利。他说只有这样，日美同盟才能更加牢固才能增强遏制力，自卫队和美军才能不费一颗子弹。[27]安倍内阁的顾问谷内正太郎指出：“集体自卫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品格问题。朋友帮助你，你却不能帮助朋友，这是国家的耻辱”[28]。然而，集体自卫权的问题是涉及宪法规定的重要问题，安倍作为民族主义者，他的政治目标是修改宪法，如果内阁关于集体自卫权违反宪法的解释被修改，不仅意味着日本自卫队可以与美国并肩作战，日本还将在争取自主的进程中更进一步，从而迈出摆脱美国实现自主防卫与自主外交的重要一步。可见，安倍的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主张表面上迎合了美国的战略，实际上其脱美倾向欲盖弥彰，这是安倍在访美期间被冷遇和因参拜靖国神社被美国敲打的深层原因。
小结
战后初期，美国曾经打压日本民族主义，压制“修宪派”，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逐渐改变了对宪法的态度，转而要求日本修改宪法，促使日本增强军备。但是，从战后“修宪派”的形成与传承过程看，他们作为民族主义者具有强烈的寻求自主防卫与自主外交倾向，所以美国对他们有所警惕，美国希望日本承担防卫责任，但是不愿意通过日本民族主义者之手完成这一进程，因此，美国虽然孤立日本重新武装，但是从未支持过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修宪派”。安倍晋三是“修宪派”的传承人，但是鉴于他背后的民族主义因素，美国当然对他心存疑虑，这也是最近日美两国在历史问题和日本战略走向方面互相猜疑的深层原因。就日美关系的未来而言，美国虽然必须在战略上利用日本，但是同时也必须适时制止日本的右倾化，亦即民族主义化，因为民族主义化会导致日本摆脱美国的控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如果美国对安倍式民族主义睁一眼闭一眼，必定加速日本摆脱美国控制，实现日本自主防卫和自主外交的步伐，到头来，重蹈历史覆辙，美国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注释：
[①]アーネスト・ゲルナー（加藤節監訳）『民族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岩波書店、2000年、1頁。关于“修宪派”的研究散见于大量有关宪法及鸠山一郎、岸信介的研究之中，而关于“修宪派”与日美关系的研究则并不多见，近年来，片岗铁哉所著《日本永久占领》，对日本“宪法修正主义”问题有所涉及，触及了日美关系矛盾的侧面。另外，孙崎享的《战后史的正体》，白井聪的《永续败战轮》等关于反省日美关系的著作也对修改宪法问题有所涉及。
[②]林博史“日本の排外的ナショナリズムはなぜ台頭したのか”，『消された裁き―NHK番組改変と政治介入事件』凱風社、2005年10月，http://www.geocities.jp/hhhirofumi/paper72.htm
[③]片岡鉄哉『日本永久占領』、講談社、1999年、151頁。
[④]片岡鉄哉『日本永久占領』、講談社、1999年、151頁。
[⑤]即，不左不右的温和派政治家。
[⑥]片岡鉄哉『日本永久占領』、講談社、1999年、314頁。
[⑦]片岡鉄哉『日本永久占領』、講談社、1999年、210頁。
[⑧]片岡鉄哉『日本永久占領』、講談社、1999年、344頁。
[⑨]原彬久『戦後日本と国際政治』、中央公論社、1988年、392頁。
[⑩]原彬久『戦後日本と国際政治』、中央公論社、1988年、35頁。
[11]山際澄夫『安倍晋三と「宰相の資格」』、小学館文庫、2006年、134頁。
[12]山際澄夫『安倍晋三と「宰相の資格」』、小学館文庫、2006年、60頁。
[13]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芸春秋、2006年、28～29頁。
[14]PHP研究所編『安倍晋三対論集』、PHP研究所、2006年、47頁。
[15]山際澄夫『安倍晋三と「宰相の資格」』、小学館文庫、2006年、178頁。
[16]山際澄夫『安倍晋三と「宰相の資格」』、小学館文庫、2006年、55頁。
[17]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文芸春秋、2013年、254頁。
[18]山際澄夫『安倍晋三と「宰相の資格」』、小学館文庫、2006年、56頁。
[19]比如，占领当局关闭了中立国梵蒂冈等六国的驻日使馆，其实是剥夺了日本的外交权。
[20]片岡鉄哉『日本永久占領』、講談社、1999年、201頁.。
[21]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Ⅵ,p.857.
[22]参见神田文人、小林英夫編『戦後史年表』、小学館、2005年、30頁。
[23]「憲法９６条改正は必要＝安倍首相」、http://jp.wsj.com/article/JJ10850911224047153535117902645890327743131.html、2014-2-4。
[24]山際澄夫『安倍晋三と「宰相の資格」』、小学館文庫、2006年、190頁。
[25]山際澄夫『安倍晋三と「宰相の資格」』、小学館文庫、2006年、193頁。
[26]PHP研究所編『安倍晋三対論集』、PHP研究所、2006年、45～46頁。
[27]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文芸春秋、2013年、254頁。
[28]谷内正太郎「集団的自自衛権国の品格の問題」、『産経新聞』2013年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