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已经表明，主动的、持续的城市转型战略行动所呈现的一种正向机制，已经成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创新动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国家发展的新主题，城市转型的内涵已转化为以经济结构调整、建立服务经济主导的新产业体系的经济转型带动下的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变：从原来GDP高增长主导的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内涵，表现为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重质量、重效益、重服务的绿色、智能、生态的精细型增长模式转变。国际城市转型成功实践经验的梳理和分析，对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城市转型行动，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新路径拓展告别惯性依赖
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转型发展是城市阶段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无论是产业衰退、“城市病”倒逼的自身主动转型，还是融入“世界城市体系”、“全球城市网络”的主动转型，都是一种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过程。城市发展中好的制度变迁，体现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力，能加快城市转型步伐并提升城市能级，而缺少系统的制度设计，则可能加剧城市发展的恶化，甚至无从转型，世界城市发展中的“拉美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制度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在其著作《转型与经济学》中强调，成功的转型是建立在适当的制度支撑基础之上的。
在现代城市转型行动中，政府的主导力量不可忽视，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城市转型行动中，都已得到验证。政府力量的介入，一方面是战略规划及推进政策，另一方面就是要在城市长达20—30年的阶段性经济转型过程中，有效地开展城市治理工作，避免城市动乱和危机事件的发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转型环境。但城市转型中的市场活力、企业的主动性也必须得到充分的释放，否则就难于形成创新的机制，甚至使政府主导的战略规划无法落实。因此，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告别对过去路径的依赖，创新路径的发展，又成为一个新的挑战。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第一个明确提出的，他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自我强化，不愿轻易改变方向和规则。因此，在城市转型的战略行动中，有前瞻眼光的主动转型的案例不多，大多数是无法运转下去而不得不进行被动转型，这正是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带动国际城市转型的原因所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使金融杠杆维系下的全球城市经济体系受到重创，那些本来处在全球中心结点的“世界城市”受到最大冲击，伦敦、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清醒认识到自身核心功能需要进行系统性修复或重构，迅速调整新的产业政策，构建完整的产业体系。政府主导的转型战略设计和市场主导的创新活力，是走出“路径依赖”的重要保障。
城市服务业发挥多元作用
服务业所发挥的多元动力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发达国家城市转型行动中，都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在“倒逼型”还是在“主动型”阶段，尤其是在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现代服务业所带来的“乘数效应”更为明显。当然，城市转型成功的动力机制是系统的，发展服务业虽然不是唯一的动力，但无疑是最重要的力量，尤其是在经历了工业化的阶段之后，城市必须靠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才能回复其本质特征，那就是再造以人为本的空间环境，和以激发人的创造性、满足人的交往需求和发展需要为根本的平台。
现代城市转型发展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产业不断升级、构建服务经济体系的过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从生产中心向商务中心，从“在地化”向“在线化”服务，是一个基本的规律。城市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很难跨越，必须围绕产业结构调整、新产业体系构建来优化功能，从而带动城市整体的发展转型。伦敦、新加坡等国际化大都市持续转型的过程和取得的成功，就很有代表性。从目前来看，那些始终掌控全球经济话语权的城市，如纽约、伦敦等，基本上都是形成以高端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发达国家服务业在经济总量的总体比重都在8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90%以上。正是靠这种绝对的统领作用，尽管这些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但其自我修复能力也很强。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发展，在完成了阶段性的使命之后，必须把主角让位给服务业，这已经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定律。
城市的服务功能强化，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上，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往往直接体现城市的能级水准，尤其是其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所占据的位置。工业是生产性服务业之母，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转型升级、功能提升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综合效用最大。在城市化进程和世界城市体系构建的过程中，现代服务业的范围不断扩大、业态不断多样化。城市为现代生产者提供的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服务，如金融服务、商务服务、政务服务、信息技术、网络通信、物流服务等，具有高度的空间集聚特性，并具有就业人口所具有的绝对优势，可以充分调整城市功能，特别是增强城市的辐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