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之间的纷争终于到来。中方钻井平台981进入南海腹地，让中越关系终于褪去含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利益博弈的峥嵘面目。
有媒体会意外，在中国政府对东南亚的“魅力攻势”之下，为何会有这样的急转之下，甚至发展至越南街头大规模的反华骚乱。其实在中越之间，地缘结构矛盾早已积累多年，这场看上去的“意外”只是一场迟来的纷争。越南愈演愈烈的骚乱和流血，也必然会让这场纷争更难收场。
中越关系更多的内里会逐渐彰显出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薄纱掩盖不了国家利益的激烈博弈，而民族主义的激情又大大限制了政府外交的余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但看看越南的“打砸抢烧”，民亲还需要相当漫长的路程。
而无论是今日已经走向全民反华的越南，还是仍在小打小闹的菲律宾，都在映照着东盟首脑峰会内比都宣言“关切”的南海纷争的扩大和升级。而且可以预见的一点是，未来多层次、多领域的对峙与博弈将成为南海地区的“新常态”，而各方“搁置争议”，维持现状的局面将被打破。南海地缘变革的时代来了。
从此次事件的导火索钻井平台说起。
中海油的钻井平台进入西沙地区进行钻探，之所以会引起越南方面的强烈反弹。多半与越南的经济结构有关。自1974年西沙海战之后，西沙诸岛基本在中国的实控之下，981钻井平台距离中建岛只有17海里，也在中国划定的九段线之内。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海上油气资源开发已经成为越南国民经济的支柱，年产值可达到越南GDP的三分之一左右，越南也是南海地区油气开发最积极的一个国家。
981钻井平台意味着中国深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开始，也可能是中国加强南海实效控制的开始，这对依赖南海油气资源的越南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金融危机之后，越南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越南政府以“囊中羞涩”放弃了第2019年亚运会的举办权。
越南在南海据有29个岛礁，开采的油气资源甚至出口到中国，而中国近几年也在反思“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南海政策是否还有效。自2012年中菲黄岩岛对峙之后，越南并没有与中国有实质的纷争，而是在国际场合“帮腔”，呼吁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并且将南海问题多边化。
去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越南期间，双方达成了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使外界对中越南海之争有了比较好的预期，但是这个工作组进展甚微，并不存在所谓的突破。此次中越海上对峙则是共同开发的磋商机制渐行渐远，从西沙到南沙，中越之间的纷争大幕正在徐徐拉开，从整个南海态势而言， 中越之间的矛盾可能也将是最为剧烈的。中越真正的利益博弈才露出冰山一角。
从国际政治权力结构来看，东亚地区正进入一个变革与动荡的时期，乌克兰危机与南海纷争意味着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游戏已经启动，无论乌克兰还是南海都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全球性议题。
中国虽然坚持南海问题要通过双边渠道解决，但在南海问题已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筹码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不得不借助大国政治游戏来对冲南海问题的风险。这个地缘场里的角色就是俄罗斯，对冲南海紧张局势的议题，显然，就是乌克兰。目前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已经呈现出“跷跷板效应”。
即将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天然气价格和S-400防空导弹问题上做出让步，越南在2012-2015年成为俄罗斯武器最大的买家，同样为了获得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支持，俄罗斯在南海问题也会有所克制。俄罗斯在近几年不断向越南出售先进的战机、潜艇的等攻击性武器，其意图不言而喻。地缘政治的压力是中俄“应急性”增加了更多的协调与合作。
而从东亚地区本身来看，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海空军力量的发展改变了东亚海上的权力结构，冷战时期形成的对中国岛链封锁业已千疮百孔。今年年初，中国航母辽宁号编队到南海走一遭，震慑意味不言自明，中国航母编队巡航将成为南海地区的“新常态”。更重要的是，为了中国海权的发展，南海也是必争之地。中国有海无洋的地缘现状限制了蓝水海军的活动范围，而未来中国海权发展的方向也是进入印度洋，南海是必经之地，如果不能实控南海，中国海权发展可能就是半拉子工程。
中国海权的崛起遭遇美国回归亚太，西太平洋地区就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加上日本要建立“正常国家”，美国和日本不断介入南海问题，南海问题就成为美日制衡中国的支点，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已经不可避免。越南、菲律宾等南海附近的小国也必然会抓住机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自2010年以来，美国不断为菲律宾、越南背书，耗费中国外交资源。此次中越对峙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时表示在主权问题上不选边，但是在与新加坡外长尚穆根举行的会谈中表示，担忧中国在西沙群岛的“挑战”，并认为中国在东海、南海的行为具有“攻击性”。就在中越对峙之际，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河内访问，而他在2月份曾要求中国就“九段线”作出解释。显然，美国的介入为越南提供了依靠，而越南也希望拉美国制衡中国，两者一拍即合。
大国博弈是南海问题不断的结构因素，而中越关系的微妙则使矛盾随时都有可能激化。今天的中越关系走到此处，实则有迹可循。
中越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从越南独立之后，中国就给予过越南巨大的援助，从1967-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的40%都投在了越南，占中国财政支出的2%。但这种“革命友谊”并不靠谱，中越1979年之战持续了近十年，虽然两国官方已经不再旧事重提，但是伤疤犹存。在越南的教科书中依然写着中国在历史上曾经15次进犯越南，历史“遗产”经过民族主义的发酵就成为不信任的温床。
二战结束之后，东亚走向主权国家的世界，但封建朝贡体制下的帝国情结犹在。中国对周边的小国的外交政策也尚未摆脱朝贡体系的影响，无论学界还是民间不断谈论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连续存在的“事实”，而过度谈论朝贡体系显然将碎片化的朝贡历史变成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常态。朝贡体系既是历史也是神话，抱持着朝贡体系的神话来裁剪现实，是不靠谱的。古代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疆土消长，国势兴衰，既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势，也有割地称臣的屈辱。更需要关注的是，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代价就是中华帝国体系的瓦解以及新的中国现代国家的重建。在亚太地区，目前需要的是一种现代的重构，更需要清理与反思古代朝贡体系以及当代革命外交的遗产。
虽然中国在越南独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是以革命意识形态维系的“兄弟关系”被证明是靠不住的。当现代的民族主义击碎了革命意识形态，冲突就会表面化，更何况，中国与越南之间是难以逾越的南海问题。
越南已经不再是1986年效仿中国改革时代的小兄弟，如今的越南，在追求国家利益方面，越南越来越呈现出马基雅维利式的精明，越南放弃了亚运会举办权，但在改造海空军方面却不惜重金。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而现在则借助东盟的平台将南海问题多边化，此次缅甸的东盟首脑峰会则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即东盟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会越来越多，中国需要花费更多的外交资源来阻止这一趋势。
中国自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放”的倡议之后，应者寥寥，南海每年被开采的石油超过5000万吨，上千口油井中并没有中国一口，1994年万安滩事件之后，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油气开发陷入停滞，另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中国在南海并不利，九段线越来越成为越南、菲律宾炒作的话题，九段线（1947年国民政府宣布的是十一段线）是中国单方面宣布，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法律说明。越南国内还在酝酿将南海争议提交到联合国有关机构起诉中国。未来，中国需要应对的国际法难题会越来越多。
在主权争议方面，无论国际法还是国际仲裁都倾向于实效控制，比如说50年，中越两国都有种“紧迫感”，希望将控制权拿到自己手中，中国在南沙的控制处于空缺，而越南还想把西沙夺回来，随着时间的流失，这种紧迫感会使矛盾处于激化之中。只要南海诸国都抱持一种绝对的主权观念，那么纷争的时代可能刚刚开始。
从越南近几天的反华游行可以看到国内舆情震荡，这一消息也给中国人提了个醒，一厢情愿式的应对并不能在周边形成“亲诚惠容”的“新常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需要走向现实主义。当然，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战争，而是理性面对南海局势，综合利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在南海新秩序重建中嵌入中国的实力、利益、责任以及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