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心逐渐地向亚太地区转移，地处太平洋西侧和欧亚大陆腹地的中国与俄罗斯及其双边关系，势必会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而这次中俄两国共同面临的发展战略调整，很可能比以往几十年的历次变化都将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一
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首先是由于中俄两国本身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总体来看，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比以往几十年所认为的“改革”或“转型”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与意义。过去几十年中所说的“改革”或者“转型”，较多地是指如何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政治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法制和民主制度的过渡，特别是注重以欧美先进国家为范例来推进这种过渡。而当前中俄两国所经历的变化，除了依然包含有上述重要内容之外，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了建设强大国家、实现民族复兴、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模式、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重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应对地区和国际权力转移所带来的挑战等等使命。这些内容与以往一般意义上的“改革”或者“转型”所强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如果各种条件和目标大体上能够得以实现，那么中俄这两个大国在亚太地区开展的合作就非常有可能超出以往的深度与规模，从而给这个异常不确定的世界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由于中俄两国各自特有的资源禀赋、独特的历史文化、大国的实力规模、初步实现的改革和发展格局、包括从以往几十年的挫折、教训中所获得的深刻体验和所形成的思想高度及远见，使得这两国联手合作不仅有可能具有改变力量格局的动能，而且更可能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提振信心，为一个更加多样化发展的世界注入活力。
二
几乎所有预言都认为，亚太乃是当今世界一个较长阶段中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地区。因为这一地区不仅聚集了身处危机但综合实力强大的美国、积三十年发展优势并继续有望保持增长的中国、以及虽经天灾人祸但实力依然雄厚的日本等经济大国；并有着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疆域最为辽阔、且显示出很大经济发展潜能的俄罗斯；同时，还有着一大批充满活力的发展中、转型中新兴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当这一地区占世界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三分之二的水平，而传统的欧洲迄今依然陷于金融危机困顿之下而难以自拔的时候，不能不成为吸引全世界眼球的聚焦点。
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发展水平和治理模式最具有多样性的一个区域。这里有着历来被视为是以发达的民主和市场体制为治理模式的强大国家，也有着迄今依然保持着冷战时期的统治方式、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困难国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乃是一大批或是比较接近于前一种模式、或是依然尚处于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国家，其治理模式的谱段之五光十色为世界之最。这种难得的多样性进程既为地区发展带来极大变数与磨难，但同时也为未来形塑成熟体制提供了丰富的参照和条件。
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这一地区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区域，区域内任何一个国家，除了与本地区临近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外，往往还与区域外的地区和国家保持着不同程度的经济贸易关系。也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这一地区整体的区域合作依然只能保持APEC这样松散的势头，难以像欧盟那样形成一个具有相对共同的货币、内部贸易水平大大高于外部贸易水平的相对共同拥有的市场。2011年之后，美国大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计划正日益接近于迫使每一个亚太国家作出选择，这使得当地原来进行中的一系列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正面临着重新组合的考验与挑战。
亚太地区治理模式多样性的背后乃是该地区文化与宗教的多样化。因为，这里不像欧洲地区那样有一个覆盖整个区域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督教信仰传统，相反，儒学、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互相参杂，在各地各显神通，使得区域治理模式难以归一。国际政治中的区域文化与治理模式的对应性特征在亚太地区正在得到证明。
与这样一种多头并立的文化格局相对应的乃是亚太地区的自然地理状态，也因大洋和高山大川阻隔而呈现高度多样化的局面，远不像欧洲总体上以大陆平原为主的地理面貌。环境和人文两者的结合使得亚太地区的发展有一种特殊的自然主义气质，崇尚和谐融合与循序渐进成为这一地区所特别关注的政治原则。
在上述背景之下，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状况独具特色。这里不光聚集着冷战局面形成以来当今世界仅有的两个尚未统一的国家：南北朝鲜和中国；作为世界上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在这里隔洋对望；尤其是地处广大文明结合部的俄罗斯一直努力以交通东西、连接南北作为其立足和发展的支点，而无论国际国内情势如何艰难，始终追求发挥自身独特的国际影响。近年来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的紧张与波折，大体上并没有根本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联盟占优势的局面，同时也没有根本改变冷战后国际合作依然占主导方向的趋势。但是错综复杂的形势表明，这一地区不仅存在着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之间对于政治经济空间的炽烈竞争，而且，有关未来国际主导权花落谁家的诸多议论，始终以该地区多样化、多方向的发展进程为重要背景。
三
中国与俄罗斯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虽然有着不一样的历史经历，国内体制和发展状况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本区域也发挥着不同的影响，但是，相似的命运和抱负推动着这两个大国在面对目前的挑战时共赴时艰，促使着中俄两国要学会处理复杂背景之下的利益交叉与纠结，而且将致力于实现协同奋斗之后的互利共赢。当前中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两国新上任的领导人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之中有望对国家进行稳健和有效的治理。在这样一个较长的战略机遇期中，两国精英阶层可以根据未来长期发展的需要，对于本国现代化建设和双边关系作出全面的部署。中俄两国政治历史上同时出现这样的契机是一个难得的政治条件。具有复杂历史的大国治理从来就不同于一般国家的治理。除了需要有公正有效、切合实际的治理模式，政治家个人的作用将发挥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当着中俄这两个紧密比邻的大国都处于国内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刻，也处于在未来国际格局中重新定位的关键时刻，中俄两国领导人能够互相沟通、密切合作，不仅对于两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也关乎国际大局。正因为如此，人们欣慰地听到习近平主席在首访俄罗斯、与普京总统见面之后说，他和普京“很谈得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
当前中俄关系的第二个特点，是大国关系和中国的周边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这一变化说明我国将中俄关系置于优先发展方向之一是一个具有远见的决策。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并强调中俄关系乃是当前最好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表明中国选择最佳、最优伙伴时并不简单机械地以哪个国家最富有、或者哪个国家最强大作为唯一标准，而是综合地考量公平、正义、安全、利益、与时机的合宜等多方面的因素。同时，中国在选择伙伴关系时，是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选择关系成熟、双方有着较多共识、较少问题的国家作为伙伴。这并不意味着具有全局意义的中美关系就不重要，也不意味着中国对于最大贸易伙伴的欧盟就不重视，更不意味着中国不把最重要邻国之一的日本置于应有的地位，而是在首先发展中俄关系的基础之上，有序地展开整个新型大国关系的系列构建过程。
当前中俄关系的第三个特点，在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改革攻坚和结构转换的临界状态。虽然国情背景和制度文化不同，但两国这一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可能会使中俄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一个可以通过相互“内化”以求得相互支持的合作过程。作为一系列重要国际组织成员的中俄两国，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遵守一般国际规范与准则，但都坚持以本国国情和切身利益为依据来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俄两国在营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追求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强烈热情和愿望。中俄两国都力求坚持创新、清廉、和谐与公正的治理模式，连两国的具体政策措施中都有不少相似和可以相互借鉴之处。两国各自优势的取长补短，以及习近平主席访俄后的中俄联合声明中点明的两国体制和政策的“对接”，非常有可能切实推动这一对双边关系的优化和提升。
第四个特点是，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是中俄两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参与重大国际决策、拓展中俄国际影响空间的关键时期。就地区层面而言，中国支持俄罗斯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合作，而俄罗斯支持中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北极理事会，推动与中国在北冰洋大陆架地区的资源勘探合作，并呼吁为中国进一步参与中东多边的事务拓展空间。在全球层面上，中俄之间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事务等所进行的合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因此，在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过程中，中俄两国势必能作出重要建树。
四
中俄关系虽然在客观上面临如此重要而有利的发展机遇，但依然存在着不少发展中的困难。
其一，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像俄罗斯那样具有几起几落复杂历史的基督教（东正教）大国与一个作为古代文明中心的东方大国——中国，有着这样全面而直接的交往与接壤。从蒙古鞑靼占领一直到中苏同盟，两种相距遥远的文化居然能够在千年历史中数度大规模地超越时空而接触交融。而且，在经历了既是异常紧密的命运关联、又是利益与意愿冲突之后，依然能够互相包容共存。近日，俄东正教大牧首来华访问并受到最高礼遇的接待，就是一个证明。但这段复杂历史所遗留下来的记忆和忧患，不可能迅速消散。
其二，冷战结束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俄两国的综合国力和发展水平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和差异，两国交往中的种种思想的、体制的、物质的准备也显得不足，这与实际利益和思想理念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制约着中俄关系的发展。虽然，两国政治精英之间有了高水平的交往，但是，民间的相互认知水平仍然有待于大大提升；两国的利益互补性格局虽然清晰，但还远远没有在各项具体交往中得到落实；两国由于同处于发展和转型的艰难进程而自然产生的“外溢”和“外部性”问题，同样会引起新的利益与观念的冲撞。用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名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最近对于中俄关系的评价来说：“旧的疑虑尚未消除，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其三，国际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若干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对于中俄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自然会存在种种顾虑与疑惑，其中必然会有人依然对中俄关系竭尽分化和牵制之能事。当着现代外交中依然是西方国家具备更加纯熟的技巧，当着国际学术界依然是西方规范占据主导地位，当着世界媒体还依然是西方话语显示优势，尤其是当着西方所拥有的实力使其能够用“武器的批判”来遏制“批判的武器”的时候，上述挑战势必将会长期存在。
五
就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而言，目前至少是因以下两种思潮的影响而呈现出复杂的局面。
首先，期待对日益激化的国家间地区间竞争采取“势力均衡式”的地缘政治方法来加以解决，主张运用实力之间的平衡抵充和运用优势的战略遏制来维持既有格局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认为“新地缘政治”时代正在到来的说法有一定的依据。问题在于，这种传统的国际政治方法虽然有其成功的经验和现实的基础，但是，每当设定力量平衡的目标之时，往往出现的结果是，既定格局中的每一方不光是追求平衡，而且还要追求超出于对方势力并取得优势的余额。在英文当中，这一余额也通常被称为“balance”。无论是美国的“重返亚太”，还是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大体上并没有超出一般“势力均衡”的逻辑。这样一个看似旨在实现平衡、实际却是在被反复提升的竞争局面中，蕴含着各自争抢优势的无穷危机。
对于构建亚太区域安全多边体制的诉求中，明显可以看到来自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推动、同时也得到了若干地区经验证明的区域多边安全构想。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大国的成长都须融合在一个多边合作的国际环境之下，才能够保证区域和国际秩序的稳定。二战以后，战胜国对于一个曾经强大的德国进行肢解，并以一系列国际多边组织加以制约，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想法。冷战结束之际出现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德国“用一个马克换来了自身的统一”，亦即用拱手相让自己的经济主权、接受所在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支配的方式，换得欧洲各国对于德国政治统一的认可。无疑，这种被“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所推广的欧洲经验，依然是值得各国思考和借鉴的推进地区安全的一种先例。实事求是地说，“势力均衡式”的地缘政治安排所不能遏制的竞争，也的确有可能被消化吸收在某一种成熟的多边体制之内。但是，问题在于亚太地缘政治环境和亚太国家成长的历史经历都大不同于欧洲以及德国。中国和俄罗斯并不是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亚太地区也不具备立即照搬欧洲式的多边安全机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值得关注的是中俄两国元首在2013年的联合声明中所突出的一系列有关地区安全问题的新构想。其一，中俄主张以互信、互利、协作为基础的普遍平等、不可分割的共同安全与集体安全，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颠覆别国的合法政权，主张建立亚太地区的“开放、透明、平等、包容的安全合作的架构”。这一立场出自于对于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现实的考量，显然远远超越了只追求自身安全的“绝对安全”的立场，也区别于仅仅以武力追求“平衡”和照搬欧洲安全模式的做法。其二，面对当下紧迫的安全挑战，中俄两国元首在联合声明中虽然并没有指涉具体的国家，但严肃而明确地主张在国际法框架内以政治与外交手段应对弹道导弹的扩散。同时，也表明了不能以一部分国家的安全去损害另一部分国家安全的公正立场。这一态度不光是应对当下的朝鲜半岛问题，而且也是应对亚太其他热点冲突问题的应有立场。其三，中俄双方郑重声明，要在事关领土和主权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互相支持，要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成果，特别是声明要加强两国在反导问题上的互相理解、沟通和支持，反对一国或国家集团单方面无限度地以反导武器相威胁。这是一个从未被如此强调过的新的共同立场与合作领域。
六
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一方面，摆脱金融危机影响之后的亚太地区从总体上说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推动排他性的跨太平洋伙伴计划，使得亚太地区经济出现了有可能面临重新分化的格局。
这一背景之下的中俄经济合作对于地区的发展前景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未来十多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不光是今后五年总共10万亿美元的海外采购、50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以及4亿人次的海外旅游将大大地拉动中国经济和亚太地区的互动，同时，俄罗斯巨大的经济潜能，包括其无比丰厚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条件、以及人文教育资源，有可能形成与整个地区的紧密互补而发挥巨大优势。
仅从东亚的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日本、韩国、还是东盟诸国，今后发展的瓶颈主要在于资源、环境、土地等诸方面，而就此而言，恰恰是近在咫尺的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有着几乎能够满足所有这些发展条件的要素。按照俄罗斯著名能源企业家卢克集团总裁阿列克佩罗夫在其新著《俄罗斯石油：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的记载：俄罗斯现有石油储量还可以使用36-40年，天然气储量可以使用75-80年。在未来的30年时间里，俄罗斯拥有进一步扩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规模的一切必需条件。除此之外，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为数绝少还拥有大量可供开发的土地的国家之一。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今后若干年中除了能源资源将成为重要的投资品而被炒作，农粮资源也将成为另一个被炒作的投资品。俄罗斯专家所津津乐道的还有来自贝加尔湖的几乎是取之不尽的淡水资源，这几乎是当今世界最后一处甚至不用大量投资即可以被商业化的大片净水资源。
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是未来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和发展的重要方面，也为中俄合作留下了余地。俄方规划，从2010年至2025年，远东地区人均住房面积将从19平方米增加到32平方米，住房建设将有很大空间。加上其他各类道路、桥梁、机场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筹划的领域，需要作出合乎双方意愿和长远利益的制度性安排。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近年来被热炒的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和开放，也绝对不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可以即刻启动的项目。这是一个事关经济、政治、安全等诸方面复杂背景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推动深入全面的专项研究。
以近来受到高度关注的北方海域通道问题为例，鉴于北极附近的北方海域由于暖冬已经初步出现了4-5个月的通航期，于是，沿东北亚地区的海域北上，经白令海峡，沿俄罗斯北方海域进入已可初步通航的北冰洋地区，直至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样一条贸易通道的打开，成为未来国际经济贸易格局中的一个新因素。无疑，这对于亚太地区、北极地区、北欧地区、包括印度洋和东南亚地区，都将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影响。对俄罗斯来说，虽然它决不会放弃其对于北极地区的地域优势，但这是关系到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一个难得机遇，无论是基础设施、贸易通道、沿线开发等方面都将有所得益。对于美国来说，这也可料想是一个可以期待的重要市场与航线，特别是未来其页岩气产品可经过这一通道向欧洲输出，同时这也将是其参与远东和北极事务的一个重要通道。而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资源、贸易、物流方面，还是战略环境的改善，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选择北方海域通道沿线的几个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为起点，推行这一项多边大型合作，可能既符合目前在当地出现的人口、物流相应集中化的态势，也可避免因深入远东、西伯利亚腹地而造成不必要的疑虑，同时也有利于北方海域通道今后的运行。
七
面向亚太未来的中俄关系，需要对若干理论和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便未雨绸缪。
首先，从经济上来看，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气候与交通条件特殊的大陆国家，尤其是在远东西伯利亚这样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究竟是否可以简单地用一般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加以解释？对此，西方学者早就有所讨论。近年来的西方学术界在提出“能源诅咒”理论之后引起了普遍的争论，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未必就一定导致市场经济的无法发展。从中俄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往往存在着既运用市场原则，又有不受其限制的必要与可能。中俄天然气合作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市场原则和长远战略需求相互结合的典型例子。同时，在“页岩气革命”搅动整个能源格局、欧洲能源需求有所降低的背景下，俄罗斯不可能不对亚太出口市场特别加以关注；但是从中方来看，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之内未必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能源需求结构。因此，如果我们不仅考虑能源供需关系的变化，而需更多地着眼于政治与战略大局，有条件、有步骤地接纳俄罗斯参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为推进中俄能源谈判寻找到更多进行利益互换和需求互补的回旋空间。
就战略而言，中俄合作不可能不涉及与美国的关系。从冷战年代开始，中美苏三边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始终激荡人心的问题。当今条件下的中美俄关系问题已经具有了与当年不一样的背景和语境。在如今的国际条件下，尽管局部地区一再出现若干危机临界状态，但是，与冷战时代相比，一是没有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必要，二是没有了全球军事抗衡，三是没有了全面结盟对峙这样的局面。中俄美三边关系已经大体上不再是全面对抗性的那样一种大国关系。但是，在国际政治中，权力制衡又是一种常态，任何双边关系都有一个对于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不必一定是一个国家，可能是一组国家）的影响和制约的考量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三边关系的互动乃是国际政治历史上的一种常态。从当今发展来看，中俄关系大幅度地推进，既是相互间合作与发展的需要，但也不可避免地是对于外在制约和挑战的一种抵御。所幸的是，在中俄关系推进的同时，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也几乎同时在不同层面和领域保持着积极的调整和合作的深化。比如，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之后当即传来的关于美国考虑不再在东南欧设置第四期反导系统的信息，说明中俄接近的背景之下，美俄合作依然有所推进；而时过两月，习近平主席于6
月初的访美，显然说明中美关系同时也获得了进展。
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是，如何在理论上和战略上进一步加深对于新型的大国三边关系的理解，显然这将是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按照基辛格博士的看法，任何权力均衡的做法都还必须有一个道义的底线，也即任何权力政治的运用都还必须在注重功利目标的同时，坚持公正和正义。
也许，对中俄关系发展趋势的认识还基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一种判断。以我所见，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够在不断遭逢内外各种艰难险阻的情况下持续地向前推进，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和动力的。其中重要的动因之一，乃在于中俄都参与其间的全球化态势及其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与三十年前相比，全球化已经不再是由“华盛顿共识”来独自推动的一种潮流，而是有着更多观念和思想的加入，其中包括“中国梦”和俄罗斯的大国抱负等一类观念的强劲推动。全球化进程也不再是只有起自于私有部门和市场机制的激发，而是有着远为多样的参与者的加盟，其中特别是以国家、政府为背景的大企业集团的介入，使得原来仅以自由主义导向来解释全球化的观点显得单薄。2012年初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讨论，显然是这一动向的一个理论反应。当然，这里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已经不同于一百多年前的争论而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含义。在此背景之下的资金、商品、技术、人员的流向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来比较单一的由西方和发达地区流出的趋势，现在正逐渐地改变为西方与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双向流动。正是这样一种潮流的变化，带动着中俄关系一齐朝向前行。
说到底，中俄关系的发展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人们思想观念的一种变化，也即是世界多样化发展趋势的不可遏制。一个最为鲜明的例子乃是美国著名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思想变化。众所周知的事实是，80年代末，预感到东欧阵营即将发生变化，福山预言今后将不再会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规模对阵，得出了所谓“历史的终结”的结论。三十年之后，福山又发表了他自己同样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理论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在这部著作中，福山认真地反思了为何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崛起这一现象缺乏认知，他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还远远缺乏足够的重视。在这部书中，福山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在于“善治”与民主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认为，民主固然是必得争取实现的目标，但是民主和“善治”的相互关系还远待进行深入的发掘研究，还远未有定论。这一变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今世界变化的深刻性已经使得西方主要的思想理论家对于二、三十年前自己结论的理论渊源都在作认真的反思，而作为当事者的中国和俄罗斯，就更有必要认真总结制度转型的经验和教训，深入思考世界变化发展的可能趋势，勇于实践和创新，包括理论思想的创新，以使得中俄两国的合作不仅为新时期大国关系的构建作出铺垫，而且也真正地为两国人民谋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