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有关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跨国研究没有发现民主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而国内研究则发现民主转型对经济增长有着较强的积极影响。我们通过证明民主转型的积极影响实际上是来源于政体转型，而非民主化，从而调和了相互矛盾的证明。我们发现，过去50年间有着超过100次的转型，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结果：这些转型在民主的光谱上来来回回，一些部分成功，一些彻底失败。各式各样经历使得我们可以将民主转型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其他转型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作比较，而不是与没有经历转型的国家作比较。以政权转型为基准，可以排除选择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其他类型的政体转型相比，民主转型没有带来任何增长红利。我们也证明，民主化较慢的国家也没有从政体转型中获益。这些结果说明，政体转型所带来的增长红利是来源于迅速的政体转型，而不是民主化。
一、引言
民主转型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吗？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难在一个事实，即革命往往在民主转型之前发生，而这些革命不大可能是外生性的，而是由于一个国家特定的发展动荡所致。简而言之，表现不好的独裁者更可能被赶下台。这也许在东欧国家和前苏联最为明显。在那里，1980年代的缓慢增长强化了人民的变革要求，使得维持之前的体系成本过高。但是，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在1985年转型前，巴西遭受了三年的支付平衡危机，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导致了印度尼西亚的独裁者Suharto不到一年便下台。
如果转型是内生性的，那么使用“未转型”的国家来估计增长影响就是有偏的。事实上，一大批的跨国研究都没有发现证据，来证明民主制度与高收入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相反，最近关注民主化的国内影响的研究却发现，民主转型以大约每年1%的比例刺激了收入增长。对国内民主化积极评估的一个解释是，民主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在跨国研究中被掩盖了，因为其他国家会有特别的影响因素，而这些因素用专门小组法（panel technique）能被更准确地控制住。不过，另一个解释是认为，民主转型在专制政权表现不好时更可能发生，而民主转型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是由于一个无能的政权被一个更有能力的政权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是内生的政体转型和新政权更好的经济政策，而不是民主本身，带来了经济增长。
在本文中，我们对民主转型所带来的特定经济增长影响，与更宽泛的政体转型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影响进行了区分。我们分辨的策略，是将不同类型的转型看成是对照（counterfactual），而不是将没有经历政体转型（的国家）作为对照。在将政体转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测试民主转型是否有额外的经济增长影响。这使得我们得以减少内生偏见，内生偏见往往包含在转型事件与非转型事件的比较中。
基于Polity IV Project中158个国家1960-11年的分数变化，本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政体转型数据库。我们确定了100多个从专制到民主的政体转型事件，并且在这些转型中人均收入增长数据是可得的。基于转型的方向、深度和持续性，每一个事件被划入四种类型：民主，专制，失败，以及渐进。首先，我们认为这样的民主转型是快速的：在3年内发生，且在Polity IV的-10/+10的数值范围内有较大的增长。专制转型也以这种方式来定义，不过是从相反的方向。在定义民主转型时，通过放宽转型范围和持续性的条件，我们区分了失败和渐进这两种额外的政体转型类型。转型失败是那些迅速民主化，且暂时性地或部分地改变了政体，但是却没有带来持久的民主，即在政治分数(polity score)上很高的政体。渐进转型实现了民主，但是其在政治分数上的增长却发生了很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在3年以上15年以下。
我们的主要发现是，不管是否实现或多大程度上实现民主，迅速的政体转型（3年或更少）产生了明显的长期增长红利。我们首先比较了政体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管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然后发现政体转型的方向并不重要。迅速的政体转型在7-14年间产生年均0.5%到1%的增长红利。不过，从专制转向民主而来的增长红利与反方向的民主转向专制而来的增长红利并没有明显区别，虽然专制转型所得来的增长红利变动更大。
接着，我们比较了民主转型和转型失败。我们发现，这一差异对经济增长并不重要，因为两种类型都产生了大约1%的长期增长影响。最后，我们评估了民主在转型失败中的影响。我们探讨是否是民主转型之后，且在再次倒退回专制之前的“民主之窗”与更高的经济增长相关，而不是倒退之后的专制时期与高经济增长相关。我们发现结果正好相反：最高的经济增长反而是在专制时期实现的。
总的来看，我们的结果显示，是政体转型而不是民主本身带来了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该结果与跨国研究是相一致的，它们也发现民主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中第二个重要发现是，渐进的政体转型没有产生增长红利，即使其最终达至民主。与迅速的政体转型后刺激出来的将近1%的长期经济增长相比，这显得很差。对观察到的迅速和渐进转型所带了的经济增长模式差异，这里至少有两个合理的解释。第一个也许是渐进转型中持续的权力斗争抑制了投资。不确定性总是与旷日持久的政体转型相关，而这可能对企业活动和投资决定不利（Rodrik 1991）。第二个解释是，或许与迅速的转型相比，渐进转型与内生型政体转型相关联的方式并不一样。比如在戛纳，渐进转型是在一个统治者（Jerry Rawlings)的统治下发生的，而他在整个时期内都维持了同样的经济政策。
二、民主与经济增长：我们知道些什么？
本文审视了一大批研究民主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文献。长久以来，理论在民主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上有着模糊不清的观点，也没有确切的原因表明，为何民主会比专制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从一方面来讲，专制者通常拥有更多权力，从而得到更大的能力来从公众汲取资源，而）对经济增长有不利的影响（Olsen 1993, McGuire and Olsen 1996)。此外，伴随民主而来的政治自由会支持经济权利和经济机会（Friedman 1962)。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利益集团会滥用资源，而民主可能会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Olsen 1982, Barro 1996, Grossman and Helpman 2001）。相比之下，专制者不受利益集团的压力和旷日持久的协商所影响，从而可能更容易地实施困难的经济改革，进而仅仅产生长远影响（Wade 1990, Rodrik 1999)。
除了两种体系的固有差异之外，统治者对在任的预期也会对经济增长有影响，而任期在民主政体中往往更短。视留在职位的时间而定，理性的专制者可能会从从长远利益出发，而不会掠夺成性，要么因为这会减少将来的税基，要么是他们的支持者看重公共物品（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Basley and Kudamatsu 2008)。Clague et al. (1996)指出，暂时性的民主政体很可能遭受广泛的剥削，因为当任职前景很短的时候，对大肆汲取的激励就会更大。类似的，Khan（2006）认为，在民主政体中，如果政客们事前认为没有多大机会重新获选，那么事后腐败往往会增加，从而出现一个所谓的民主均衡，导致政局变动频繁，腐败高发，增长缓慢。
我们的文章也涉猎了一大批研究制度和社会环境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虽然这一类的文献强调制度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制度是服务于、负责于广大的人口而不是一个小团体的，但是这类文献也还没有说过民主带来经济增长。这类文献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与民主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理论相一致的，即多元社会可能拥有汲取量更少的政府，并建立更好的制度。然而，这类文献也可以与内生型政体转型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理论相一致，如果它们假定制度不好、增长缓慢的国家的人们更可能推动政体变更，要求更好的制度的话。
相较之下，其他的文献更强调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因。Jones and Olken（2005）指出，除了制度——往往变动缓慢——以外，领导个人对经济增长也很重要。他们使用在职死亡（death in office)为领导人中的一个外生变量。他们发现，当专制领导出乎意料地被解雇时，经济增长率有明显变化，从而突出了个人对经济结果的重要性。他们的结论与迅速的政体转型产生带来经济增长的显著变化这一结论是一致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往往变动频繁。然而他们的结论与渐进的政体转型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是不一致的，因为渐进的变更可能发生在同一个领导的（任期内）。运气也很重要。Easterly et al. (1993)证明了均数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在经济增长率中的重要性。这可能意味着，如果不好的经济表现导致政体转型的话，新的政体很可能在接下来的十年表现更好，而这仅仅是因为平均值定理（law of averages)告诉我们，这个国家运气很好，它已经做好改革准备了。
最后，我们的文章也涉及了研究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文献（比如Barro 1991, Alesina and Perotti 1996, Perotti 1996, Ades and Chua 1997, Jong-A-Pin 2009)。这类文献发现，政治动荡和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基础理论论据是，不确定性对生产性的经济决定有影响（Benhabib and Rustichini 1996, Devereux and Wen 1998, Darby et al. 2004)。Jong-A-Pin(2009)估计，在政治动荡的不同维度上，只有政体动荡——政体或统治者或宪法的变更，才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显著的负面影响。我们在迅速政体转型和渐进政体转型的比较中发现的结果，与这一思路是相一致的。在渐进政体转型中并没有长期的增长红利，因为它往往具有更长时间的不确定性。
（理论模型和实证部分略……）
三、结论
本文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针对民主化的国内研究中所发现的经济增长积极影响是来自于所有类型的迅速政体转型，而不仅仅只是民主转型。
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政体转型数据库。基于政体转型的方向、强度和持久性，我们将转型分为专制、民主以及暂时（的转型），并且通过把不同类型的转型作为对照，从而区分了政体转型与民主转型的影响。由此，我们减少了困扰之前文献已久的识别问题，即政体转型本身是内生于之前垮台的政体的。
我们发现，从长远来看，一次迅速的政体转型会带来大约1%的增长，不管其方向与其结果的持久性如何。或许这显示了去除无效率政体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毕竟这些无效率政体的统治引起了系统性的经济管理混乱。第二，我们发现漫长的渐进的民主转型没有带来任何增长。伴随零零碎碎的政体转型而来的是不确定性，而这对企业活动和投资都是有害的，进而限制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许在渐进的政体转型中，领导层和经济政策的变动都是有限的，从而限制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民主对社会福利没有任何影响。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民主国家在人类发展、出版自由和尊重人权上明显要好（Mulligan et al. 2004)。不过，我们的结果显示，之前文献中所发现的民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由于去除了表现不好的政体，以及相伴随而来的经济改革，而不是由于民主本身的内在本质。
注：
1、原文选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发表时间为2014年4月。作者Caroline Freund是PIIE研究员高级研究员，Mélise Jaud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2、《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