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Rodrik（2007）所言，启动经济增长和维持经济增长，是两码事。前者只需要一些有限的改革，对一国制度质量并无过高要求；后者则需要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制度基础，依附于经济、社会抵御各种冲击的能力（转引自《陷阱与高墙》）。刘世锦等（2011）研究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更准确讲应该是“高收入之墙”，而“高收入之墙”事实上是“制度质量之墙”。制度质量不佳的国家，很少能从中等收入的群体中成功跨入“高收入群体”（沙特除外是因为其资源国的地位），对他们而言就像有一道无法翻越的高墙竖立在那里。要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进行系统改革，建立高质量的政治经济制度。
政府透明度状况，可以作为政府执政质量的一个重要度量指标。执政质量高的政府，往往对应着更公平、公正、公开同时也更加成熟、完善的执政体系。在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下，政府执政的透明度会更高，因腐败而导致的执政效率低下问题会更容易得到避免。
普华永道在2004年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讨论了政府透明度与经济的关系，并发明了不透明指数作为政府执政环节透明情况的量化刻度。他们在政府不透明指数的编制过程考虑了，诸如司法独立性的考量、对财产权的保护程度、企业经营的市场化程度等指标；通过标准化处理统计出五个分项指数，分别度量腐败程度、司法体系的有效性、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会计核算及管理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制度框架的有效性或合法性等，并最终合成一个不透明指数的总指数。研究结论简洁鲜明，政府的不透明度与经济状况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中，政府的不透明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人均GDP下降约1千美元。
我们将政府不透明指数中的5个分项指数也分别进行验证，发现腐败指数与经济发展状况的负相关关系最为明显，越是腐败的政府经济发展状况越差。这一点也比较符合常识，腐败往往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微观经济活力无法得到有效释放。另由于政府有形之手的干扰，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失效会导致垄断或资源错配的持续存在，进而使得整个经济容易进入恶性循环无法自拔。
政策或战略失误
如果说制度缺陷可能与较长一段时期的文化、历史演化有关，那么政策或战略方面的失误则与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失误、政策应对不得力，或者欠缺系统考量的政策安排密切相关。
作为跨越失败的典型代表，拉美国家继续作为我们深入分析的对象。若要给拉美国家打标签，经济学研究者首先想到的两个关键词会是，“债务危机”和“恶性通胀”。观察二战之后的数据，拉美国家的通胀形势一直高于其他地区。1960年代至1980年代拉美国家的通胀率都在10%以上，1980年代超过100%进入恶性通胀区间，明显高于全球其他区域。
如果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业国的物价上涨与两次石油危机下能源价格的上涨密不可分，那么拉美国家的物价高速上涨则与政策或战略布置的失误脱不开关系。观察拉美四国高通胀时期的货币操作，广义货币增速一直飞涨，通胀形势最为严峻的阿根廷1965年至1985年货币供给量年均增长1.2倍，智利也在1倍左右，巴西年均增长60%以上，最不济的墨西哥都有20%以上。
超量货币释放是导致后期恶性通胀不断演化的重要原因，而超量货币发行一方面与政策操作的失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拉美国家缺乏系统考虑的激进式金融自由化进程紧密相关。换而言之，不仅政策层面存在失误，战略布局方面也有很多问题。
相比很多国家金融自由化推进的谨慎，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多采取了激进式的改革路径。1974年末阿根廷取消了利率上限管制，1975年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并取消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大部分限制，1976年放开大额可转让存单的利率限制，1977年则放开了所有存贷款利率限制，并废除贷款控制等。在较短的时间内，阿根廷就完成了利率市场化的整个过程。
利率市场化的迅速推进，使得商业银行系统的风险偏好上升，银行机构间的无序竞争，导致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用占GDP的比重上升。利率市场化推进之前，阿根廷的银行部分提供的国内信用占GDP的比重持续保持在22%以下的水平，最低时为1965年的16.2%，利率市场化推进之后，迅速攀升，70年代时最高达到31.3%，80年代进一步攀升，最高达到80%。
银行信用的无序扩张，一部分表现在信贷规模无节制的投放上，利率市场化推进之前阿根廷的信贷投放规模年均以30%左右的增速扩张，在利率市场化推进之后，同比增速迅速上升，1975年信贷投放同比增长91%，1976年达到近300%，并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不断刷新这个记录，1975年至1982年间，年均信贷扩张速度达216%，最高时1976年达到同比增长295%，最低时1981年达到135%。
阿根廷的通胀水平一直处于相对偏高的水平，激进式改革之后通胀形势急速加剧，金融秩序陷入混乱。以1960年代来计，每年的平均通胀率超过20%，部-年份通胀率接近30%，1971年至1973年连续3年迅速攀升，由1971年的31%上升至1973年的66%，1975年开始每年通胀率上升至100%以上，1975年至1982年迅速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几年间通胀率每年平均在190%左右，其中1976年最高时达到440%。
利率市场化进程叫停之后，通胀水平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1982年至1987年间，通胀率每年平均在340%左右，1985年最高时年通胀率达到630%，1986年最低时也超过70%。与此同时，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也随之迅速飙升，由1975年的2%上升至1980年的9%，随后，出现大规模的银行破产，1980年至1982年间，阿根廷共关闭了168家金融机构，其中仅1981年政府就清理了8家破产机构，他们拥有金融系统总资产的35%（李社环，2001）。金融系统的紊乱，使得整个经济处于严重的动荡之中。1982年阿根廷被迫回归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中途夭折，资本账户管制也从严。1987年才重启利率市场化改革，有选择的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
战略失误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非常典型的失败案例包括，上世纪中期直至80年代不断强化的进口替代战略。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来看，拉美国家主要承担的是资源国以及初级产品加工的角色，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低位偏低，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而拉美各国政府事实上也在不断强化这种模式，包括重视高等教育但对工人阶层的教育投入不够等，原因是政府默认初级产品加工过程中不需要太多有思想的群众等类似的理念。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下，国内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会非常大，而且国内经济也会较为脆弱。
在此背景下，拉美走向以“进口替代”为战略方向的工业化路径，一方面可以积蓄更多的外汇购买国外的资源、技术，另一方面可以有效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并加快国内工业化进程。当时拉美的主流经济学圈也普遍支持这一战略思路。进口替代的战略的确显著加快了主要国家的工业化进程，1960年至1980年短短20年间，水泥产量增加了3倍多，钢铁产量增加了5倍多。但是进口替代战略的话也是存在很多的问题，而且其弊端后期体现得越来越明显，主要包括：
一、进口替代是在贸易保护的前提条件下实现的，对国内的幼稚产业的保护事实上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尤其随着追赶效应的逐步透支，进口替代的难度也在逐步提升，此时贸易保护对国内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反倒成为非常不利的因素；
二、缺少足够大的市场，进口替代早期实现的产能主要用于国内需求，但内需的空间是有限的，与此同时由于贸易保护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并不是很强，所以后续发展缺少有效的需求支撑；
三、忽视了要素禀赋优势，拉美国家低廉的要素价格是最突出的禀赋优势，进口替代战略使得资源全面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倾斜，造成工人工资快速上升与高失业同在的现实，贫富差距加大、国内经济的脆弱性进一步加大。
社会秩序不稳定
除以上分析之外，社会稳定也是转型升级能否成功的重要保障。转型升级的另外一面是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需要导致资金、劳动力等要素配置从传统落后产业向新兴产业或升级产业中迁移，结构性失业与社会问题的出现不可避免。
因此，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对于保障整个过程的实现至关重要，否则社会问题容易与经济、政治问题交杂在一起，为转型升级制造障碍，拉美国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案例最具有代表性。
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也是拉美等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可以从几个维度展开分析：其一，失业率高企，经济波动大，加剧社会不稳定；其二，贫富差距悬殊，财富分配不均，加剧社会矛盾；其三，政府缺少正确的引导与支持，导致贫穷群体更加贫穷。
拉美国家失业率普遍偏高，低收入群体往往是失业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使得贫民窟成了整个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剧烈的经济波动以及高企的通胀率都加剧了这一群体的不确定性。 再看主要经济体的贫富差距问题，曾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国家贫富差距普遍都非常大。拉美国家中的巴西、智利、南非至今贫富差距仍然非常大，阿根廷、墨西哥和亚洲国家中的马来西亚贫富差距问题也非常严重，这些落入陷阱的国家中，收入前10%的群体财富占整个社会的财富量都在30%以上。财富分配的不公，背后是资源分配的不公，非常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落入陷阱的国家，社会政策普遍也存在很大问题。社会政策方面由于缺乏系统且高质量的标准，可以换个视角，用两组比较有趣的数据来考察：15岁到19岁青春期少女的生育率，以及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医疗总支出的比重。前者事实上会间接反映劳动力群体受教育的年限或劳动技能培养方面的投入，而且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等问题。后者则反映了政府对低端群体抗风险能力的保障情况，因为医疗支出往往是低端群体的重要支出项，而且往往会因为一个人的疾病拖累整个家庭陷入贫困的泥沼中无法自拔。
拉美国家青春期少女的生育率非常高，大致1百个少女中有6至8个已生育，亚洲国家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大致1百个少女中有5个左右已生育，这使得他们受到专业技能培训的时间势必严重缩短，思想的不开化也势必会导致“贫穷带来更大的贫穷”的恶性循环。从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医疗总支出的比重来看，发达经济体普遍都在70%以上，落入陷阱的国家则普遍在50%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