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30个城市3154份问卷的分析
化户籍制度改革是目前我国改革面临的重大任务。围绕户籍制度改革到底应该改什么、怎么改，如何进行顶层设计，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有着诸多见解和讨论。政府引导与民众意愿有机结合是中国改革成功推进的重要历史经验。对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必然也需要尊重民众的需求和愿望。我国城镇中大量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是户籍制度改革最直接的利益相关主体，更好地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增进其福祉，不仅是深化户籍改革的内在目的，也是改革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正因为如此，2013年，我们开展了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全国性问卷调查，专题了解了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户籍改革意愿及相关状况。这项调查按照科学方法设计和实施，在全国30个城市共完成有效问卷3154份。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为：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是以城镇为流入地的非当地户籍常住人口，常住是指居住6个月以上，不仅包括农村进城人口，还包括在城镇之间流动的人口。18—44岁的占77.5%；农村户口者平均年龄比城镇户口者低4.5岁。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9.3%；农村户口者整体文化程度明显低于城镇户口者。月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的占2/3；东、中、西部的整体收入水平由高到低梯度分化。平均离开户籍所在地生活9.7年；全家人外出的占52.6%。汉族占94.0%；有宗教信仰的占22.6%。
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满意度与信心度
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对近10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满意度处介于“比较满意”与“一般”之间的中间水平；分不同人群看，东部和中部人群、巨大型城市人群、年轻人群、文化程度较高人群、收入较高人群的总体满意度相对较低；从不同改革方面看，对收入分配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满意度相对较低。
为了有效衡量、比较调查样本对不同方面改革的满意度水平，我们将“非常满意”赋值为5分，“比较满意”赋值为4分，“一般”赋值为3分，“不太满意”赋值为2分，“很不满意”赋值为1分，“无法选择”不参与赋值，全部有效样本的平均得分即对某项改革的满意度。分析表明，对于近10年来下列7个方面改革的现实成效，调查样本的满意度都介于“比较满意”与“一般”之间，相对较高的是户籍登记和教育制度，两项得分很接近，分别为3.68、3.65；满意度相对较低的是收入分配和住房制度，得分分别为3.03、3.08。可以发现，在与户籍相关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中，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满意度成为其中的“短板”。
为了分析调查样本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满意度，我们将户籍登记、土地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7个方面的满意度变量，先加总然后取平均，得到一个新的变量，即“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满意度”。统计显示，调查样本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满意度得分为3.46，处介于“非常满意”与“一般”之间的中间水平。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满意度受地区、城市规模、年龄、文化程度、收入变量的显著影响。分地区看，西部人群的总体满意度高于东部人群和中部人群。分城市看，大城市人群和中小城市人群的总体满意度相对最高，巨大型城市人群相对最低。分年龄看，45—54岁人群和55—64岁人群的总体满意度相对最高，25—34岁人群和18—24岁人群相对最低。分文化程度看，呈现出较明显的文化程度越高总体满意度越低的趋势。分收入水平看，最高收入组即5000元以上人群的总体满意度明显低于其他人群。
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对未来10年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信心度高于对过去10年改革的总体满意度；分不同人群看，同样是经济发达地区、巨大型城市和特大城市、年轻人群、文化程度较高人群、收入较高人群的总体信心度相对较低；从不同改革方面看，同样是对收入分配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的信心度相对较低。
调查表明，对于未来10年成功推进以下7个方面的改革，调查样本的信心度都介于“比较有信心”与“一般”之间，其中相对最高的是教育制度，信心度得分为3.90，接近“比较有信心”的水平，其次为户籍制度，得分为3.81；相对最低的是收入分配，得分为3.21，次低为住房制度，得分为3.36。可见，对收入分配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的信心度同样明显低于对其他改革的信心度。
同时，比较各方面改革的信心度得分与满意度得分可以发现，对7个方面改革的未来信心度都高于相应的成效满意度：户籍登记改革的信心度得分为3.81，满意度得分为3.68；土地制度改革的这两项得分为3.64和3.54；教育制度改革为3.90和3.65；住房制度改革为3.36和3.08；社会保障改革为3.75和3.58；医疗卫生改革为3.76和3.53；收入分配改革为3.21和3.03。这显示出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对未来改革的信心。
我们将7个改革方面的信心度变量先加总然后取平均，得到一个新的变量，即“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信心度”。统计显示，调查样本对成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信心度得分为3.65，也高于总体满意度得分，即3.46，处介于“比较有信心”与“一般”之间偏向前者的水平。
对户口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态度
农村进城人口和城际流动人口一致认为，所在城市户口的最重要价值体现在子女教育方面，其次在于社会保障和保障房，再次在于就业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
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一道题“您认为您所在城市户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要求受访者对保障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5个选项按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统计结果表明，重要性得分最高的是子女教育，为3.89，明显高于其他选项的得分；其次是社会保障，为3.18；再次是保障房，为2.94；最后是就业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得分非常接近，分别为2.50、2.48。分户口看，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样本对不同项目的重要性打分都保持了相同的高低顺序。从重要性排序第一的占比来看，子女教育为42.3%，也遥遥领先于其他选项；接下来分别是保障房22.8%，社会保障18.8%，就业服务8.2%，医疗卫生服务7.8%。数据说明，对于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来讲，所在城市户口的最重要价值体现在子女教育方面，其次是社会保障和保障房，再次是就业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
目前城镇户口的吸引力并不突出，农村户口样本中愿意转为城镇户口的占31.2%，不愿意的占39.9%；即使是东部地区、巨大型城市的流入农民也没有表现出很强的转户意愿；不愿转为城镇户口的主要原因包括喜欢农村的生活环境、将失去自己的土地、城镇生活成本太高、在城镇没有稳定工作等；年龄越大越不愿失去土地，收入越低越可能因为城镇生活成本高而不愿转户。
在本次调查的样本中，农村户口者占68.3%，城镇户口者占31.7%。其中的农村户口者，表示愿意转为城镇户口的占31.2%，不愿意的占39.9%，还有28.9%的人表示说不清。可以发现，明确表示不愿意转户的比例达到了四成，高于愿意转户的比例，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倾向不明确。这表明目前城镇户口的吸引力并不突出。
分地区看，表示愿意转为城镇户口的比例最高的是东部人群，为36.8%，最低是西部人群，仅18.5%。分城市看，愿意的比例最高的是巨大型城市人群，为39.9%，最低是中小城市人群，为23.7%。可见，即使是公共服务水平最高的巨大型城市、东部发达地区，对农村进城人口也没有表现出非常强大的吸引力，愿意转户的比例也没有超过四成。
为了深入了解一些农村进城人口不愿意转为城镇户口的原因，我们设计了一道多项选择题，结合实际列出了一些可能的原因供选择。分析结果显示，最主要的原因包括喜欢农村的生活环境（个案百分比为74.5%，下为同一比例）、将失去自己的土地（68.5%）、城镇生活成本太高（68.4%）、在城镇没有稳定工作（59.8%）。实际上可以将这些原因归纳为农村的拉力和城镇的推力，前者即农村生活环境、土地利益的吸引，后者即城镇生活成本高、缺乏稳定性的拒斥。其他原因如城镇户口含金量不高（45.8%）、农村户口可以参加集体分红（33.9%）、农村户口可以多生孩子（12.5%）。
交叉分析发现，年龄越大，因为将失去自己的土地而不愿转户的比例越高。文化程度越高，因为在城镇没有稳定工作而不愿转户的比例越低。收入水平越高，因为城镇生活成本太高而不愿转户的比例越低。
大部分农村进城人口都明确打算在城镇长期定居；年龄越小，打算回农村的比例越低；文化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打算定居城镇的比例越高；由于在城镇缺乏足够的生活安全感、幸福感，部分人虽然打算定居城镇，但又不愿转为城镇户口和彻底失去农村这一依靠。
在回答“您打算在哪长期定居”时，在农村户口样本中，47.4%的人打算在现居住地，19.1%的人打算在老家所在的城镇，15.6%的人打算回农村老家，17.5%的人不确定。现居住地和老家所在城镇都属于城镇，两项合计占66.5%。这表明2/3的农村户口样本打算在城镇长期定居。
就农村户口样本来看，在不同年龄人群中，打算回老家农村的比例18—24岁人群、25—34岁人群分别为13.2%、10.6%，35—44岁人群为18.6%，45—54岁人群为21.8%，55—64岁人群为25.6%，大致呈年龄越大比例越高的趋势。在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中，表现出文化程度越高，打算定居城镇的比例越高的明显趋势，小学及以下人群为48.3%，本科及以上人群达到79.3%；同时也表现出文化程度越高，打算回老家农村的比例越低的明显趋势，小学及以下人群为30.3%，本科及以上人群为6.2%。在不同收入人群中，表现出收入水平越高，打算定居城镇的比例越高的趋势，5000元以上人群达到72.6%。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不愿转户的农村户口样本中，46.4%的人打算在现居住地定居，19.7%的人打算在老家所在城镇定居，合计有66.1%的人打算在城镇定居。从前面分析不愿转户主要原因和居住意愿的表面看来，似乎存在矛盾，实际上，只有矛盾的解释，没有矛盾的现实。大多数人打算在城镇长期定居体现了城镇化的客观规律。而对人与自然更亲近、居住和交通压力更小的农村生活的偏好，对城镇生活的高额成本、不稳定性的顾虑，则体现了进城农民对更有保障、更舒适、更有安全感的生活的本能追求。正是因为其中许多人在城镇无法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造成他们主观上不愿意转户，不愿意彻底失去农村这一依靠和退路。
如果进城定居，只有极少数进城农民愿意放弃承包地，绝大部分人都希望以委托代种、出租、入股分红等形式流转；只有极少数人愿意放弃宅基地和房屋，绝大部分人都希望保留将来养老用，小部分人希望置换城里的住房或有偿转让给村民，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希望置换城里住房的比例越高。
调查显示，在农村户口样本中，如果自己及家人进城定居，希望承包地由自己耕种的占15.2%，希望委托亲友代种的占38.2%，希望出租的占21.5%，希望入股分红的占13.8%，希望给城镇户口、无偿放弃的占2.5%，希望给城镇户口、有偿放弃的占2.5%，无法选择占5.6%。可见，愿意有偿或无偿放弃承包地的仅占5%，希望以委托代种、出租、入股分红的形式进行流转的占73.5%。这表明，进城农民中极少有人愿意以获得城镇户口为前提，有偿或无偿放弃承包地，他们最希望的是保留土地承包权，以各种形式进行流转。
如果自己及家人进城定居，希望保留宅基地和房屋、将来养老用的占78.3%，希望有偿转让给村民的占4.7%，希望置换城里住房的占10.2%，希望给城镇户口、有偿放弃的仅占1.7%，无法选择占4.2%。分年龄看，年龄越小希望置换城里住房的比例越高，最高18—24岁人群，为 12.5%，最低 55—64 岁人群，为3.3%。分文化程度看，文化程度越高希望置换城里住房的比例越高，最高本科及以上人群，为14.4%，最低小学及以下人群，为5.8%。分收入水平看，大体上呈收入越高希望置换城里住房的比例越高的趋势，5000元以上人群、3001~5000 元人群较高，分别为 11.6%、11.7%，最低是500元以下人群，为5.9%。
对未来改革措施的期待
无论是农村进城人口，还是城际流动人口，都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要完善与户籍相关的福利制度；农村进城人口认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最重要的是要保障转移人口在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等权益。
作为户籍制度改革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对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持什么看法呢？分析表明，重要性得分最高的是完善与户籍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为4.31，大幅领先于其他改革措施；其次是降低居住证向户籍证转化的门槛，为3.94；再次是根据城市规模实施差别化户籍管理制度、取消户籍制度实现人口自由流动迁徙，得分分别为3.65、3.60。分户口看，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样本对不同改革措施的重要性打分都保持了同一高低顺序，前者对以上四种措施（按上列顺序）的重要性打分分别为4.29、3.92、3.63、3.61，后者分别为4.37、3.99、3.67、3.58。
农村进城人口对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改革重点又怎么看呢？就农村户口样本而言，重要性得分最高的是保障转移人口在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等权益，为4.18；其次是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根据城市规模差别化降低落户门槛，得分均为3.97；再次是鼓励农村人口就地就近转移，为3.57。
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认为：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最重要方面是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教育体制改革的最重要方面是加快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医疗体制改革的最重要方面是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最重要方面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关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最重要方面，认为是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所占比例最高，为56.0%，远高于其他改革方面。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最重要方面，认为是加快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比例最高，为28.8%；其次是加快解决基层教育“择校”问题，为24.7%。
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最重要方面，认为是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比例最高，为38.9%；其次是健全城乡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占30.9%。
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认为最重要的方面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比例最高，为36.6%；其次是降低政府、企业收入比重，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为32.8%。
课题主要完成人：李振京、李建新、胡杰成、孙凤仪、赵春飞；执笔人：胡杰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