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国关系的变迁历程
本文阐述新型大国关系及其与地区合作与冲突的关系。中美关系并非本文唯一焦点，因为笔者试图论证21 世纪初数十年间大国关系的大致图景，而中美关系只是其中一部分。
大国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不像我们曾身处其中的前200年，也不像前现代的古典时代。在古典时代，世界上有几个大的权力中心，但它们之间几乎老死不相往来。那是一个“无中心”(decentered)的世界，有几个相对独立的次系统(sub-system)或者说文明，相互只有少而缓慢的接触。16世纪以来，欧洲的崛起开始逐渐地侵蚀古典世界，到19世纪，古典世界已经被完全瓦解，因为现代化革命赋予了欧洲和西方一种新的权力模式，从而使得它们的权力优势傲视所有其他文明。直到18世纪，所有的文明都还是以农业生产模式为主的时候，相对于亚洲大国，无论是军事力量、生产总值还是科学技术，欧洲的权力优势并不明显。
欧洲列国在与亚洲强国打交道时是平等身份，甚至有时还低人一等。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已经成长为民族国家并经历工业革命的英国，仅仅以其在印度的一部分军队就击败了中国。即使是刚刚起飞的美国也展示了足够的海上力量迫使日本对外开放。
因 此，在19世纪，西方创造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昔日的权力中心要么被占领，要么被迫臣服，而所有的大国都是西方国家。唯有日本迅速进行了现代化革命，获取这种新的权力模式，在19世纪末成长为一个大国，并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承认。19世纪和20纪的历史也就成了一个“具有中心的全球主义”(centered globalism)时代，西方国家和日本成为中心，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是殖民或半殖民的边缘地带。在这两个世纪里，居于中心的大国相互攻伐，不仅是为了各帝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争夺何种意识形态可以延续现代化革命。君主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消亡，法西斯主义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扫入历史，而主张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也随冷战而终结。意识形态的争斗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资本主义。一部分是关于是否要实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其主要竞争对手) ，另一部分是关于实行何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是致力于建立对抗性的、军国主义式的，基于种族或地区的集团(如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还是致力于建立和巩固一个和平竞争的全球市场(自由主义的)。到20世纪末，这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模式尽管没有赢得自由民主制的胜利，但却基本上赢得了意识形态之战。虽然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光谱愈发狭窄，但资本主义依然存在于不同政体，不仅仅是自由民主制，也有社会民主制和威权政体。
在意识形态争之争的同时，还有另一个现象，即法里德·扎卡利亚所称的“非西方的崛起”。现代性是一场多重革命——工业、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这使得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积聚了巨大的权力。现代化扎根于西北欧，到了19世纪，美国和日本也加入进来。有一个名词最好地阐释了现代化的影响——“非均衡、关联式的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UCD)，现代化革命最初使得少数以西方为主的核心国家迅速崛起，而边缘地带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依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以农业为主。因此，这种发展高度不均衡，但由于交通、通讯和武器方面的新技术，不同地域的发展又是高度相互关联的。核心国家建立了一个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并迫使边缘国家以从属角色进入其现代化体系。在这种“非均衡、关联式发展”的状况下，边缘国家很难进行现代化革命。一方面，因为其不够成熟的社会环境，以及尚未进行深刻的文化和政治革命；另一方面，核心国家为了维护其支配地位，虽然赋予了边缘国家某些现代性的特点，却拒绝将现代性的其他方面慷慨赠与。
尽管存在以上种种阻碍，现代化革命还是缓慢地、不均衡地扩散开来。不同地区的发展依旧高度相互关联，但与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相比，明显均衡了许多。西方世界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主要是因为现代化革命不再局限于少数西方国家，核心和边缘的实力差距也逐渐缩小。崛起的中国堪称这个进程的当代旗手，而在西方世界之外，日本首先开展了现代化革命。1905年，日本击败俄国，标志着现代历史上第一个非白种人、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许多其他国家——20世纪60和70年代的“亚洲小虎”，“金砖国家”，印尼、土耳其，以及更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崛起者——也接踵而至。尽管这个进程尚未结束，但是现代性力量的来源已然传播开来。现代化、工业化和官僚化的核心国家越来越多，也囊括了许多人口众多的国家，而无法接触到现代性的边缘国家越来越少。因此，西方世界的霸权大致从19世纪20、30年代延续到21世纪初期，目前正在走向终结。世界也正在从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化走向一个权力更为分散的“无中心的全球化”(decentered globalism)。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扩展，核心国家会继续增加，而边缘国家会继续减少。目前，任何单个乃至数个国家已经无法支配国际社会，比如说全球治理具有多个中心。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下去。核心地带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非西方；权力和种族之间的关联早已被日本挑战，而这种关联会越来越薄弱。这就是所谓“无中心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既不像以西方为核心的过去两个世纪的国际秩序，也与19世纪之前的多中心、无交往的世界大相径庭。
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迁。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变迁主要基于超级大国的对抗，或者是西方和亚洲之间的权力转移，就不得其要义了。这种变迁深刻更多，因为它影响了国际秩序赖以建立的权力根源。事实上，“无中心的全球化”的出现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国家会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没有国家能够攫取足够支配世界的权力。超级大国时代是权力分布不均衡的结果，而这种不均衡又来自于现代化早期的不均衡发展，因为这个时期仅有个别国家具有新的权力模式。在21世纪，大部分民族都将掌握此种权力模式。“无中心的全球化”的世界将有数个大国和诸多区域强国，但是不会有任何超级大国。
因此这种世界不是单极或两极，甚至也不会是多极。这些名词无法反映现实。它会具有多个中心，仅有大国和区域强国，没有任何国家会试图支配整个体系。这就意味着西方世界的全球霸权趋于终结，而正在浮现的“无中心的全球化”将带来与以前迥异的大国关系。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变革之中，因此，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及古典时代的经验教训都很难帮助我们预测未来。也许2008年及当时的经济危机就会成为西方霸权和后西方时代的分界点。接下来，我将谈一谈在新的“无中心的全球化”时代影响大国关系的一些新特点、新情况，而在最后一部分，我将给未来数十年大国行为提出五项建议。
二、大国关系的新环境
正在浮出水面的“无中心的全球化”有六个较为明显的特征：权力和地位的分布更为分散，暴力的概念有所转化，意识形态光谱窄化，稳固的国际社会，广泛的全球性问题，以及认同的复杂化。
1．权力和地位的分布更为分散
“无中心的全球化”不会出现超级大国，而现代化革命的扩散使得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权力和地位分布更为均衡。如果上述论断成立，那么如果我们只把目光放在中美两国作为衰落和崛起的超级大国的话，就忽视了国际体系的主要变迁。“无中心的全球化”当然包含大国(美国、中国、欧盟、印度，或许还有俄罗斯和日本)和地区强国(比如土耳其、南非、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等)，但随着现代化权力模式的不断扩散，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积聚足够的超级大国的相对实力。美国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但是也会逐渐丧失这种地位。中国和印度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一个国际体系要成为两极或多极，必须有大国争夺整个体系的主导权。在“无中心的全球化”体系下，不存在上述大国，因此也就不能称之为古典意义上的多极体系。这个体系有众多权力中心，但是没有占据支配地位的核心。
2．暴力概念的转化
权力分布的分散化可能会让人觉得20世纪那种国家间战争将死灰复燃，但是两种技术的发展表明未来并不会如此。首先，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使得20世纪上半叶的那种大国间战争成为历史。与此同时，诸如AK-47步枪、火箭弹和便携式防空导弹等轻型武器不断扩散，这意味着长期占领他国几乎不太可能，至少代价会无比沉重。
这一点美国已经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有所体会。也就是说，曾经主导世界政治的两种传统战争形态会随着现代武器的发展而逐渐边缘化。战争虽然不会彻底消失，但已经不再是世界政治变迁的原动力。军事力量的用途现在主要在于威慑。
其次，在一个无中心的世界，另一种暴力形式可能会越来越引人注目———也许可以说随着恐怖主义威胁的升高已然如此。诚如马丁·里斯(MartinＲees)所言，技术的进步和扩散使得越来越小的团体乃至个人可以获取大规模杀伤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因为资本主义激励多元化的意见，并且把财富、知识和组织能力广泛散播到整个社会。以前一个相当大的政治集团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毁灭，现在很小的团体甚至个人都能染指病毒(电子的和生物的)，化学武器乃至核武器。就像“9·11”恐怖袭击所示，越来越一体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也给恐怖分子提供了许多目标和机会。眼下即使是少数心怀不满者都有能力给世界带来大规模的破坏，世界如何应对就不只是国际政治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所有层次的政治。反恐战争及随之而来的、扩张无度的监侦系统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忧虑，不仅是关于一国有何种权利在国境之外使用武力，也是关于如何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平衡其权利和责任。
3．意识形态光谱窄化
资本主义在所有大国开花结果，同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不复作为大国的意识形态，这使得国际关系的意识形态光谱大为窄化。即便如此，国际体系仍然包涵民主的资本主义和威权的资本主义，如何处理体系内部的多元化依然是个问题。文化上的差异亦未消失，而且还有可能增强，就像西方、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伊斯兰世界维护自身文化独特性所表明的那样。尽管资本主义席卷全球，但市场的力量并未消除文化差异。就像日本的例子所示，在一个“无中心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崛起的权力中心不仅会保有自身的文化独特性，而且还会为全球文化增砖添瓦。一些新兴国家已经在从时装、体育到哲学、科学的诸多领域崭露头角。
市场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胜利应该不是昙花一现。20世纪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崛起之路。中国和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变迁也说明，资本主义已然是获取和保有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
尽管资本主义仍旧会存在于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放弃资本主义就等于放弃了大国地位。这也意味着全球市场是稳定的。就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表明的，它现在对全球市场和资源的需求不逊于任何西方大国，它们也都也有赖于经济增长维持政权的合法性。事实上，所有的大国在某种程度上都命系经济的相互依赖，无法从中抽离。与20世纪不同的是，当下维护全球经济符合所有大国的利益。
4．稳固的国际社会
在意识形态斗争减少、经济利益高度重合的同时，人们常常忽视了国际社会诸多共识性的规范、规则和原则(也就是所谓“基本制度”) ：市场、民族主义、外交、国际法、主权、人类平等。
这些“基本制度”主要是西方霸权的遗产，但是，其中很多方面———尤其是主权、民族主义和人类平等———已然根深蒂固，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就像足球一样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全球公民社会”也得到长足发展，稠密的跨国网络在从商法到环境的很多问题领域都深化了国际社会。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一些规范的解读不存在争议(如不干涉原则) 或者关于某些原则的分歧已经消弭(如人权的普世性及其含义)。但是，随着冷战终结及市场的胜利，国际社会又平添一项有力的规范。无论实行资本主义的大国之间有何种分歧和争端，它们都视维持一个有序的全球贸易、生产和金融体系为己任。全球市场要求在会计、银行、财政和货币政策，贸易和公司治理方面有共同标准，某种程度的透明化也成为市场有效运行的必需。当所有大国都是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时候，上述制度和规则就为一个多元的、和平共处的国际社会奠定了基础。
5．涉及“共同命运”的问题
“无中心的全球化”的第五个特点是一系列涉及“共同命运”的问题，这也是拜现代性产生的相互依赖所赐。其中一些问题显而易见：环境保护，大国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维持稳定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在未来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只会增而不减。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尤其有趣的例子。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国家都应肩负起保护环境的责任，但事实并非如此。
所有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在追求经济增长中无法自拔，因为增长缩小贫富差距、维护政权合法性。未受节制的增长与这个日益拥挤的星球和迅速变化的环境之间形成了根本性的紧张关系。如果格陵兰岛或者西南极洲的冰原大面积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将升高14米，这将淹没很多沿海城市(比如伦敦、上海和纽约)和人口稠密的地区(孟加拉，以及尼罗河、湄公河和密西西比三角洲)。
这种变化将重写国际关系，后果殊难预料。但是，无论是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美国，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都出于对增长的担心而在环境治理方面裹足不前。在“无中心的全球化”时代，在经济增长—环境治理上的取舍可能会成为不同形式资本主义的关键性问题。
6．复杂的认同变迁
这个时代的第六个特点是极为复杂和难以捉摸的认同变迁。虽然轴心时代的宗教和哲学，以及以往的帝国的确在很大范围内塑造过一些共同认同，但是19世纪以前的认同主要是地方性的。现代化革命带来的交通和通讯的新技术把整个世界缩小，也把地方性认同置于一个全球语境之下。同时，地方性认同也开始面临一系列崭新的认同概念的挑战，尤其像是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科学种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时期，上述新的概念改变和重塑了包括西方在内的每个地方的认同政治。它们削弱了王朝统治，使之不复作为政治认同的首选；它们也挑战并且改变了——但并没有彻底消除——宗教、血缘和部落等旧时认同。民族主义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俨然成为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并加剧了政治“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 的趋势。相形之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概念则得到了不同程度且有争议性的接受。
上述西方中心时代的遗产仍未褪色。像部落、宗教、民族之类的地区性认同依然强大，但它们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和融合：一方面是移民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使文化商品化并把其产品推向世界各地。无论是否出于情愿，现在每个人都比过去更了解他人的食物、音乐、服饰、体育、宗教、政治和其他文化实践。在地方性文化相互融合之外，也有少许普世性的认同浮出水面：
比如，在法律和政治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广泛接受。人权概念依然高度争议，但无人质疑人人平等。地区性变成了全球性的，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成为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依然主导性的西方式现代化概念也越来越需要接纳其他文化的观念和实践。有时这些观念和实践的融合就产生了新的文化形式，比如，融合性的美食和音乐；而有时它们之间也会有零和性的冲突，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自由原教旨主义。地方性认同之间的接触和融合，以及某些普世性认同的出现，都在逐渐侵蚀所谓“领土政治”(territorial politics)。
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等都在奋力保护本土文化、抵御西方价值观，这似乎表明应以“文明冲突论”的视角来理解认同政治，但事实并非如此。“文明冲突论”更适合用来叙述过去，而非展望未来。在过去一千年的时间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史的确充满了暴力和侵略并在19世纪达到高峰：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穆斯林侵占印度、安纳托利亚、巴尔干和伊比利亚半岛；欧洲征服并占领美洲，英国夺取印度；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和日本的大门，19世纪非洲和中东的殖民化，以及日本对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侵略。这些文明的冲突留下了巨大的遗产，不仅体现在一些社会内部在文化上的紧张关系和暴力冲突，也体现在国家之间由于历史问题所导致的争端，比如围绕着以色列的问题，东北亚局势，以及土耳其与欧盟及其中东邻国的关系等等。尽管有以上种种遗产，回首过去并展望未来，文明冲突很难成为今后的主旋律。
现在还很难给这种复杂的认同变迁下太多定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认同变迁将是之后数十年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特征，其未来的展现方式也将多种多样。目前看来，多元文化的共处、融合和冲突都将存在。很多关于移民和领土的争端也不会凭空消失。现代化已经几乎席卷全球，即使是伊斯兰圣战组织也采用了现代化的组织方式和武器装备，而与此同时，互联网正在使社会组织的基础“非领土化”。地方性认同之间的频繁接触同时孕育了宽容、融合和冲突。毫无疑问，一些难以预料的新情况将会出现，因为互联网技术有利于某些现有和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削弱某些旧有的组织)，同时，新观念的涌现也催生一些新的认同团体。至于少数尚且脆弱的普世性认同是否及如何发挥影响，笔者无从预测。不过，过去20年中人权作为一种合法性规范的日益强化，这似乎表明，未来它将更具普世性和影响力。
也许这里用一个类比比较适当： 现在的世界就像以往的美国。美国曾经把自己看作一个大熔炉，所有的民族都可以被同化为美国人(种族的同化则稍显困难和曲折)，同时它们还会保持相当程度的早先的认同(因而有了“带连字符的美国人”的说法)。也许，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大范围内的美国大熔炉的初级版：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一种分化和同化的复杂交融。那么上述六个特点对未来几十年的大国关系意味着什么呢？
三、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
综上所述，一个“无中心的全球化”的世界正在呼之欲出，超级大国将不复存在，只有大国和地区强国，而与不同政治制度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则主导全球政治经济。地区秩序强于全球秩序，但是在全球层面也存在着一个由一系列规则规范支撑的多元化的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成员以共存为主，但是围绕着共同问题(比如，军备控制和环境治理)和共同课题(比如，贸易和大科学)也有相当程度的合作。认同的差异化仍将存在，但是不同认同间的分野将会更加模糊，共性更加突出。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会看到更为均衡的权力分布，可资利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霸权的强大规范，以及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与此同时，“世界性”或者说“全球性公民”社会(及全球“非公民”社会)借助互联网不断成长。它们已经扮演了重要的全球性角色，并在规范建立、武力使用，以及文化交流和融合上发言发声，并与国家、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共同构建国际社会。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大国间的共生共荣不仅可能也很必要。未来的大国关系不仅将取代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占支配地位、一种文明独大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权力分布相对均衡的古典秩序的回归。但是，“无中心的全球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有相对均衡的权力分布，同时又具有高度的一体化和相互依赖。未来不同地区的发展会继续高度关联，其不均衡性会进一步缩减。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希望把自己的文化推向世界，也希望自己的价值观在国际社会和全球公民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缺少超级大国霸权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必须建立在共同规则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如果说过去20年超级大国的领导成少败多应该并不为过，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从中东乱局到环境治理和全球经济皆是如此。因此，就政策有效性来说，世界失去美国的领导可能并不值得惊慌，而且某些国家也毋须再为了反对美国霸权而反对其政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无中心的全球化”面前一片坦途。如果“无中心的全球化”既可行又可取，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做些什么呢？
目前的主流国际关系争论———至少是在西方———似乎都要维持某种形式的西方霸权的现状。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应该维护自己的地位，挫败可能的挑战者，并且运用其权力去塑造一个更符合美国价值的国际社会。
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学者试图寻找一个折衷方案，在维持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同时，使其更加非霸权化和制度化，可以接纳新的崛起国家。
那么“无中心的全球化”有什么政策启示呢？依笔者看来，以下五个原则似乎可以作为思考新型大国关系的出发点。前四个原则主要是关于大国之间及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而第五个原则是关于大国及其地区的关系。
1．非霸权化
在一个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里，同时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理性，没有谁会取得全球性的支配地位，也没有谁应该寻求全球霸权。这对美国来说尤为困难，因为美国已经习惯了并致力于全球霸权，也认为自己应当是全球领导者。
这种想法也得到一些其他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对于某些感受到邻国威胁、希望美国撑腰的国家。尽管如此，美国及西方必须了解自己并不掌控未来，不代表唯一的发展模式，其追随者也今非昔比。基于此，美国政治自身势必要经历重大调整，因为其中一个长久不变的信条和主题即是美国价值的普世性。“美国例外论”也正是由于这种普世性的自我理解。对美国来说，“无中心的全球化”的好处是它毋须再去应对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者，一是因为本来就不会有任何超级大国，二是因为现代化的扩展使得超强地位根本无从维持。克拉克曾指出，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全球性霸权，而只是一个“次全球”联盟的领导者，这种看法也许有助于美国调整心态。
1989年后，美国国内有不少声音呼吁建立一种民主“联盟”或“协调”，这也不符合“非霸权”的原则。因为这种看法肯定会制造分歧，一是因为它认为民主政体相对于其他政体占有道德上的制高点，二是因为它其实还是要维护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等于是“公开呼吁把国际社会分为一等成员(因为民主所以是合法的)和二等成员(因为不民主所以是不太合法或者非法的)”。
基于非霸权的原则，一个更富建设性的想法或许是“资本主义大国的协调”。有些建议着眼于大国之间的政治分歧，这不足取。大国应当聚焦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并且基于对秩序的追求、共同利益、共同威胁和共同命运建构一个大国协调体系。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的协调将会建立在国际社会既有的规则、规范和制度之上，它也将致力于维持全球经济秩序，同时协商从环境变迁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共同问题的解决之道。它或许还会推动大科学方面的合作，比如高能物理、天文学、外空探索、疾病防控及防止外太空物体撞击地球等等。
当然，要实现以上目标还有若干困难。美国可能不太情愿更多地与崛起国家分享权力，或者是仅仅作为大国之——即使仍旧是大国中的执牛耳者。它有可能“不识时务”地试图延续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欧盟也需要更好地实现某种共同的外交政策。进一步说，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的协调需要克服一系列的文化和政治分歧。这种协调将类似英国学派所称的“多元主义”秩序：对差异的宽容和尊重，主动适应现实权力的变化，以及担负起维护一个共处共存的国际社会的责任。
中国也必须更好地践行自己和平崛起/发展的承诺。中国的这个大战略与非霸权的原则及下面要谈到的负责任的大国原则有可能十分契合。但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对其邻国咄咄逼人的外交不免给和平发展打上了一个问号。中国国内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可能也很难认同非霸权化原则。他们必须接受中国不会也不应当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不能有“霸权轮流坐，今日到中国”的心态。与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中国的主流民意对维护非霸权原则有两点优势。第一，反对霸权主义一直以来是中国外交话语的一个主题；第二，“中国例外论”主要是内向性而非外向性的(所谓“中国特色”主要是指中国与其他国家都不同，而中国要保持这种不同)，因而并不会成为像“美国例外论”那样的问题。相对于美国的普世性认同，中国的内向型认同塑造外部世界的冲动要少得多。尽管这些因素有助于中国反对全球性霸权，但在地区层面上仍有问题。如希思所言，中国官方的国家战略思维显示了很强的取得地区支配地位的企图。这种中国版的门罗主义与其“和平发展”和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背道而驰。
全球性的非霸权化不只是没有超级大国和全球领导者，它也意味着彻底与西方霸权告别，而只保留其中较有价值、被广为接受的部分。它还意味着承认权力和文化的新多元主义，同时埋葬种族主义、所谓“文明的标准”及西方的文化傲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前西方霸权时代的欧亚世界的回归。但是，现在除了欧亚世界还多了美洲，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比前现代时期紧密得多。西方世界应该感到满足，因为它们将其政治、经济、社会形式和认识论都推之于世界，同时也深深影响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它们现在也必须承认，其所为并非全部都是善举或者做的够好，同时也必须让非西方国家去尝试如何最好地把自身文化、历史特色和现代化的西方遗产结合起来。
2．负责任的大国
负责任的大国的原则与非霸权原则是一体两面。此原则使得权力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因素。如果世界不再有一个领导者，那么，国际秩序的维系就取决于大国的负责任行为。亚当·沃特森(Adam Watson)的“体系利益”(raison desystème)概念很好地体现了这个原则。
“体系利益”定义为“维护体系符合利益的信念”，这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raison d""""etat)概念迥异。尽管国际社会有一些稳定的特性，但也存在起起落落。它固然一直都存在，但是时强时弱，并非一定会越变越强。 布尔一直以来认为大国应当肩负责任，
因此也批评了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不负责任的行为。 国际社会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时下大国的选择。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意味着遵从以下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慎用武力，遵守协议，以及尊重产权。 布尔的以下论述值得整段引用：“大国有两种方式可以给国际秩序做出贡献：一是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二是利用它们的优势为国际社会增添一些集中决策。具体来说，为了维护国际秩序，大国之间应该：(1)维持势力均衡；(2)避免或者管控它们之间的危机；(3)减少或遏制它们之间的战争。同时，它们还可以利用其优势(4)单独地利用其地区优势；(5)尊重各自的势力范围；(6)‘大国协调’或‘大国共治’下的共同行动。”
布尔还强调，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地位，团结区域强国处理国际事务，呼应其他国家的正当要求，从而使得自己的领导权具有合法性。
与布尔提出上述观点的时代相比，当下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什么问题，而且其论述并没有明确地反对地区霸权主义。但是，布尔的看法还是明确地指出了把“普世性例外论”(universalist exceptionalism)作为大国外交基石的问题所在。 拉格所说的“美国免责论”(American exemptionalism)——美国利用“美国例外论”及其领导地位，希望他人遵守而自己不遵守很多规则——无法立足于一个“无中心的全球化”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所需要的是多元主义、自我克制和相互宽容，以及务实地采取联合行动处理共同问题。正是因为不再有超级大国作为跟随或反对的对象，所以各大国之间应当建立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协调，相互协调、共同担负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因为没有国家可以再支配国际体系，也因为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比过去一个世纪都要更小，因此负责任的大国的原则是可行的。国际社会将越来越像温特所说的对手加朋友的文化，而不是现实主义念兹在兹的对手加敌人的文化。
要实现负责任大国的目标，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作为对手和朋友的大国之间培养一种互动文化。所有的大国都应该清楚它们共同认可的规范和制度，并在此基础上不仅仅自满于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能够和平共处的国际社会，而是建立一个合作性的国际社会，可以承担像世界贸易和大科学之类的共同课题，以及解决像环保和核扩散之类的集体行动的问题。培养一种朋友和对手的互动文化十分重要，也许可以从一些共识性程度高的联合项目开始做起，像是防止外太空物体撞击地球。
在这方面，国际关系学科也可以有所贡献。尽管国际关系学科与公共政策有某些相同的话语(比如势力均衡、两极、相互依赖、全球化)，但“国际社会”一词却一直没有脱离学术范畴和进入公共政策话语体系。公共政策的讨论很不幸地被另一个词所占据——“国际共同体”。“国际共同体”一词常常被用来代表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它所蕴涵的共同的价值观和情感在国际关系中过于不切实际。“社会”更多地是契约性、理性的和谈判而成的，而“共同体”更多地是情感的、基于认同的及演变而成的。这种区别在社会学中众人皆知，而公共政策的讨论也应该更多地留意这一点。“国际社会”更符合事实，其对负责任大国的本质和外交的期待也更为现实。
国际共同体可能更适用于西方，或者用于存在争议的所谓“民主联盟”，再或者某些有共同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但是，眼下的大国群体更为多元化。某种形式的大国协调有可能可以实现，而有鉴于新兴大国的崛起，政府间国际组织也需要进行改革(或者被新的国际组织所取代)。多元化的大国群体意味着国际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有些遥不可及，尽管在某些地区也许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多元化并不是绝望的理由。如前所述，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历史最小，它们有种种不同，但也有许多重要的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它们之间更多地是一个“社会”而非“共同体”，因而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英国学派，其核心概念就是国际社会) 应该努力让前者进入公共政策话语体系。
3．意识形态的谦卑
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崩溃及“华盛顿共识”破产之后，每个人都应该在意识形态上更为开放和谦卑(Ideological Humility)。现在所需要的是让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进行实验并相互竞争。让美国继续其经济自由主义，欧洲继续其社会自由主义，中国和俄国继续其威权资本主义等。每个人都应该放松下来，采取一种共生共荣的态度，同时看看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力方面的成败得失。由于其他非资本主义模式都无法持续地提高实力，所以各大国对某种形式资本主义和全球市场的依赖根深蒂固。
4．共同命运意味着共同安全
人类面临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疑问。在环境问题上或许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很少有人否认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共同问题。杜德尼的所谓“暴力的相互依赖”颇具说服力。
环境的变迁是否会关乎到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或许很快就能水落石出。即使是冷战期间的两个意识形态迥异的超级大国也承认，避免核战争和生存是它们的共同利益。因此，负责任大国的核心之一就是承认共同问题及采取集体行动，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共同命运。这同时也意味着各国应当更多地关注“体系利益”而非“国家利益”，以及共同安全的原则。共同安全也就是说“与谁一起”而获得的安全，而非“反对他人”而获得的安全。从军事角度考虑安全通常都是指后者，前者只是在提到同盟或者“志同道合的联盟”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传统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想法现在几乎行不通，因为像全球暖化、生物和数字病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威胁着人类的共同命运。
“国家”安全当然还是很重要。领土争端还会继续存在，也还会有一些事端值得诉诸武力。但是由于不会再有大国间战争，不会有任何大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也不会有类似于“要不要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分歧，国家安全不再像以前一样动辄就是生死存亡之类的问题。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与谁一起”的安全超越了“反对他人”的安全。
5．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
在一个“无中心的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超级大国，权力分布更加分散，因此区域化可能会成为像全球化一样成为未来趋势。大国或许会有其区域性的舞台，而地区间的文化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强化这种状况。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以及其他类似区域组织都是这种趋势的先声。区域化和全球化将会并行不悖，它们之间有竞争也有互补。区域性的组织不仅有助于维持不同地区的独特性，同时如果全球化遇到阻碍还可以退而求其次，其实也可以帮助全球化更为有效。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紧张关系在东亚地区的表现最为明显——东亚出现了竞争性的制度建设，但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状况。
大国对其所在地区来说往往至关重要，不过有些地区(比如非洲、中东)没有大国，只有区域性强国。在一个“无中心的全球化”时代，大国需要像重视其他大国一样重视自己所在的地区(同时与曾经的霸权体制不同，对美国投入更少的关注)。这就是为什么“无中心的全球化”没有中心。大国需要在自己的地区建立一个有稳定性、共识性及合法性的国际社会。传统安全不再是大国之间关系的核心因素，因而它们可以少关心一些相互之间的关系，而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全球协调体系的一分子并担负着治理的责任。中国应该更少地关注美国，而更多地关注自己与日本、东南亚和南亚的关系；美国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放在西半球而不是亚洲和中东。中国和美国是最有可能把事情搞糟的两个国家。要双方共同克制并不容易：中国需要减少对邻国的威胁，而美国需要减少对中国的威胁。
大国对其所在区域的秩序必然会有重大影响。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在区域层次扮演一个具有合法性的领导者的角色，但这又涉及到“霸权”这个微妙问题。霸权是不是消失于全球层面却又重现于区域层面呢？
由于不再有超级大国的涉足和干预，各大国在其区域内更容易仗势欺人。这也就意味着与区域霸权心生龃龉的小国可能很难再寄希望于外来大国的介入。同时，各大国与其所在区域的关系将影响其在全球多元秩序中的地位和能力。俄罗斯已经在寻求其缩小的势力范围内的威权性的霸权。中国似乎还在和平崛起和恫吓邻国之间摇摆，而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帮助了美国维持其东亚存在，以及应对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欧盟国家则走了一条不同寻常之路，它们进行了足够多的制度建设，从而变成了一种集体性大国。当然欧盟之路还未结束，其稳定性和最终结果目前也不甚明了，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将继续是一个安全共同体。南美洲也在进行制度建设方面的实验。
全球化的无中心意味着大国和区域强国将比过去200年更有机会书写自己的历史。帝国、种族主义及全球层面上霸权和大国战争不复存在，围绕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歧也渐行渐少。因此，各大国和区域强国将不太需要再担心超级大国或其他大国对其自主权指手画脚。
上述五项原则为一个正在浮现的无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指明了道路。但是，对那些认为只有唯一真理的普世性价值观来说———无论是像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样的世俗观念，还是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之类的宗教信仰，这五个原则看上去可能会使世界退步而不是进步，因为它们使得世界离意识形态或文化上的同质化越来越远。但是这些原则为后西方霸权时代的多元世界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大国行动指南，同时也说明了为何一个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不会重现19世纪30年代的噩梦。在19世纪30年代，帝国和种族主义尚有合法性，大国战争也时有发生，意识形态鸿沟巨大，没有维持全球经济的众志成城，也无人担忧环境问题。这些情况与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截然不同。因此，上述五项原则所设想的全球性伙伴关系更为可行、更有吸引力，也更有合法性。相形之下，无论是一个弱化了的美国霸权，还是美中之间的“权力转移”式的争斗，都黯然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