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迟来的，但好在没有缺席的改革文件。
长期以来，“商品市场完全市场化+要素市场半市场化”形成的跛脚结构，成为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和束缚企业家精神的重要问题。这个文件的推出，剑指改革的核心问题。
但是，要素市场改革是触碰灵魂的改革，能不能真正实施的必要条件是，国家治理体系或行政（政治）体制能否进一步改革。客观来说，这份文件还是机制层面的，还没有足够的深入到产权等制度层面，但已经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中国的改革发展史表明，危机是推动改革的第一动力。1979，1999，都直接或间接证明了这一点。疫情发生，经济下滑严重，外部局势动荡的背景下，推出要素市场化改革，想必也是如此逻辑。因为危机最容易达成共识，改革的机会成本也低，耽误不了发展。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等。
在发展经济学的范式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是一个转轨中国家，又是一个超级经济体。而在转轨的模式上，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式、局部性、双轨制改革，目的是让要素和生产力的积极性，从意识形态、计划经济的大锅饭里走出来。
这种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问题倒逼型改革，具有其自身的制度变迁动力学基础——保证转轨风险和成本可控。当然也存在很大的不足，缺乏足够的价值驱动力，总是先选容易改革的领域下手。这不符合运筹学最优规划规律——总是选好走的路，最后无路可走。
相比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土地，金融）就是一条不好走的路，难摸的石头，难啃的骨头，既因利益集团的固守，深层体制的约束，又因意识形态的把持。所以一拖再拖，商品市场完全市场化已经几十年了，要素市场的改革依然举步维艰。尤其是土地和金融，以及其它一些上游产业领域，依然在二元双轨的体系里，损耗着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连劳动力或人力资本要素，也存在大量的管制和抑制现象。
然而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商品市场的改革红利走入尾声，改革滞后的要素市场不仅不能推动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反而成为束缚生产力的落后制度要素。比如：
1，农村土地市场一直没有解决产权中的所有权问题，只在使用权（经营权）方面打转转，试图提高的产权权能很有限，这成为影响我国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和公司农场化）的深层次体制问题。
2，资本市场制度基础严重匮乏，审批制已经无法满足经济转型的要求，注册制又迟迟推不出来，只能不断的增加“板块”进行增量改革，但根本的问题没有变化。一二级市场套利、牛短熊长、中小投资者利益不断被侵害的问题不断发生，导致代表中国新经济、新产业的资本无法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资本市场强大不起来，大国经济就无法建立真正的现代金融体系。
3，房地产价格，城市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影响大国财政安全，累积系统性风险，严重抑制产业资本和人力资本，甚至是制造社会风险的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越来越大，房地产价格泡沫一方面让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不断丧失，另一方面也抑制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大量的年轻人或中产家庭，在沉重的房贷压力失去消费和创新活力。本质上，二三十年的住房按揭贷款，就是人力资本的资本化（未来劳动收入现金流的折现）。
4，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滞后，资金资本价格双轨制长期存在，大量的利润被国有的金融资本占有，寻租套利现象严重，对产业资本形成重大损耗。上市金融公司的利润多年来远超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利润总和，2019年实体经济压力巨大，但仍有多家银行利润增速创历史新高。中国金融行业的“逆周期性”，旱涝保收，已经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
2019年上市银行利润同比增长2019年上市银行利润同比增长
5，劳动力市场依然不够完善，大量的人力资本被“锁定”在体制内，吃着计划经济的“大锅饭”，薪酬待遇并非市场化定价。另外，户籍制度也束缚着劳动和人力资本的有效流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创新活力的体制性束缚。
除此之外，大量的上游产业、关键要素等，长期被国企垄断，在各个层面形成了国企—民企二元结构，所有制歧视非常严重。本质上，就是因为国企（地方政府）在要素市场上具有垄断优势。比如，商业银行的所有制偏好，是无法服务中小民企的深层次原因。虽然这是世界难题，不完全怪银行。但是我们也看到南方沿海城市有几个小银行的授信99%给中小企业，本质上还是产权和公司治理问题。
要素市场化改革文件的推出，表明高层已经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长期体制问题。除了这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应有之义，另一个推动力就是危机和压力倒逼。在后疫情时期，经济因为疫情防控几乎停摆，修复压力非常大，甚至是如果不能快速恢复经济，会出现不亚于疫情冲击的次生经济危机。在这种严峻局势下，除了在需求端加大货币宽松和加快新基建等投资外，还需要从供给侧调动各个要素的积极性。这是文件推出的背景。
土地市场，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健全工业用地供应体系，盘活存量用地，加快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等，可以挖掘农村土地市场潜力，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劳动力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落户限制，鼓励劳动力流动和人才引进，完善技术技能评价体系，优化人力资本定价等，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增加灵活就业。资本市场，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扩大债券市场规模，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等，本质上还是更好的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外，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经济的趋势，特别强调技术要素和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完善。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经济下滑压力大的时期，既能起到逆向调节的反危机作用，实际上是供给侧改革的深化，又能渐进式的解决要素市场的深层次问题。
根本上，是要发挥“市场平台+企业家精神”的主导力量，自下至上调动起经济增长动能。市场的伟大之处是，能调动小商小贩和草根经济，形成真正的经济韧性，卑微又坚韧的力量。企业家的伟大之处是，以勤奋、创新、冒险的精神，组织整合劳动力和资本，在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敏锐捕捉信号、积极创造价值。而这种力量的发挥，必须要以要素市场改革为前提，否则产权层面的界定模糊，市场和企业家都会缺乏安全感。
而且由于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双轨制形成的套利寻租机制长期存在，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也被异化，不仅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还助长了一些不正之风，降低了宏观经济效率。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的完善，也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很多人难免会对这样硬骨头改革心存疑虑，怀疑是不是仍然停留在文件层面。实际上，这个文件并没有太多的深层增量设计，很多政策是存量文件的整合，显得更加系统化，更具有顶层设计感。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制度变迁工程学、动力学的角度，要观察要素市场有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还是要看其他深层次的配套制度，比如法治体系、服务型政府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文件）能否真正推进，这是一个侧面视角。这些才是触碰灵魂的改革，虽然是很难啃的骨头，但新时代改革家的价值恰就体现在此。
本文是对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