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最近宣称，欧盟已经“将主权转移到了欧洲层面”——考虑到欧洲各国政府如今似乎比二战后任何时期都更偏重本国利益，部长的口气似乎有点太大了一点。朔伊布勒的声明应该作为号召欧洲更广泛融合的一个口号，还只是转移外界——要求德国对欧元区经济复苏作出更大贡献——呼声的伎俩？
德国试图统领欧洲却不愿为此付费，而朔伊布勒正是其代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呼吁修改欧盟条约去建立一个欧洲“预算专员”，授予其动用共享的欧洲基金，并在成员国不遵守已有规则时否决其财政策略的权力。朔伊布勒认为，关于此项改革的谈判应在5月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后立即开始。
朔伊布勒的策略可能听起来很吸引人，但充其量也是只一个伪装进步的象征性包装而已。首先，共同基金相当微薄，并且没有增加的可能——尤其是在德国的无情反对之下。同样，只要各成员国依然保有财政主权，一个便于对各国违反欧洲预算规则行为指手画脚的新机制将不会带来任何改变。正如过去二十年里，由于缺乏强制权力，一切用于管制欧盟财政违规行为的努力都失败了。
当然，当一个国家走投无路时，它会与欧盟合作以获取救助资金。但希腊的经验表明这并不总如计划般有效。事实上，希腊的救助——由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共同资助——是灾难的开始，因为它推迟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债务重组及所需的严格紧缩。结果是，极端政治势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公共卫生悲剧正在酝酿之中。然而，朔伊布勒似乎是为了无休止的追求更多的紧缩政策，而将希腊视为比乌克兰更倒霉的典型。
欧洲现在一团糟。由于基本不可能进行债务重组，又缺乏一个足够规模且政治上认可的中央预算来缓解国家危机，欧洲人于是将德国选为他们假想的霸主。德国对这个角色津津乐道，但却无法参与其中。
简单来说，德国并不愿意花费纳税人的钱来支撑欧洲。此时德国经济的强大也仅仅是比记忆中的多那么一点而已。2010年和2011年，由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仍然对德国机械和汽车保持着高需求，德国年均GDP增长超过3%；但当中国GDP增长放缓，德国年增长率也随之下降到低于1%。这可能会略有提高，但德国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其经济将长期保持较低的增长潜力。
由于德国缺乏支持欧洲经济的经济实力，其领导人也一直不愿冒政治风险。该国的两个主要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最终令两者组建执政联盟的2013年9月选举中都回避了关于欧洲的公开对话。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朔伊布勒为欧洲中央银行“直接货币交易”计划（这将允许欧洲央行无限量购买较弱欧元区国家的政府债券）的辩护。即使德国央行对 “直接货币交易”计划更多关注各国偿付能力，而非流动性风险——从而可以建立一个秘密的财政联盟——表示强烈（也是正确地）反对，但令政府欣慰的是，负责评估方案合法性的德国宪法法院最终把责任推给了欧洲法院。毕竟，建立一个真正的财政联盟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承诺——以及大量的调研工作。
欧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试图打破19世纪民族国家模式的政治架构。但实现这一理想主义境界的进步不能持续依靠陈旧的象征符号。而欧元是那些符号当中最为鲁莽贸然的一个——一个经济价值含糊不清，而且一直以来不断暴露其脆弱性的建构。其实施就是一个经济狂妄自大，施加成本远超出欧洲边界的表现。
今天，欧洲领导人沉溺于胜利，以当前经济的暂时安定作为自身失败跨国治理架构的表彰。但深刻而持续的危机暴露了欧元基础的脆弱性，并应引起警惕，当前技术层面的权宜之计也许不能抵御另一场冲击。
不幸的是，以大胆的行动来应对这些脆弱性似乎前所未有的遥远。放弃某些国家预算控制来实现财政一体化在政治上似乎是不可能的，而讨论修改条约——即使它来自德国财政部长——不过是些空洞的修辞包装而已。
采用欧元是一个错误。但是损害已经造成，突然放弃共同货币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糕。由于国家不愿放弃主权，欧洲唯一的选择就是卸下集中协调的幌子，让各国和银行去应付和接受债权人的惩罚。退回到这个更稳定的政策安排可能就是唯一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