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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国的“日本困境”

日本自民党安倍上台执政后,中日关系一路恶化,升级至今,令很多人开始担忧中日两国间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但中日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双边关系问题,而是牵涉到中、美、日三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主导因素的主要原因,就是存在着美日同盟。因此,无论是中国、日本这两个当事国都在积极考量美国因素,其他所有国家也在考量美国因素。这是具有很大理性的,因为美国的立场和行为,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尽管美日同盟并不是说美、日两国是一体的,但如果不能对美日同盟有正确的理解,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实际上,现在人们对中日关系的很多方面都看不清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美日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一些。在美日关系中,美国面临着一种困局,我们暂且把此称为美国的“日本困境”。从“日本困境”中,人们至少可以了解美国在中日关系上的矛盾态度,及其各种可能的战略和限度。

美国的“日本困境”来自美日同盟。美日同盟是冷战的产物,同时也使得东亚的冷战局面,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终结而结束。在世界范围内的后冷战时代,东亚冷战局面仍然在延伸。

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但和美国(及其盟国)对德国的政策全然不同,美国并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清理日本的战争遗产。当时的美国面临着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从道德上说,美国应当清算日本的侵略战争,就像清算纳粹德国一样。不过,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美国选择了后者,那就是要通过保护日本的方式,来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阵营的扩张。等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美国更是把日美同盟视为遏制中国的有效手段。(这种情况只有等到中国和苏联分裂之后、美国面临与苏联的竞争的时候,才得到改变。)

除了人们所看到的审判战犯以外,美国几乎没有动摇日本战前的权力和社会架构。美国保留了日本最重要的天皇制度。日本的军国主义战争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动的,既然战后天皇没有受到追究,也表明没有人对战争负责。审判了一些战犯,而没有改变产生战争的制度,给了以右派为代表的军国主义保留了巨大的政治制度空间。实际上,在保护天皇制度的条件下,很多战犯或者近于战犯的重要政治人物日后重返政坛。德国清算了纳粹和纳粹制度,而日本则没有。

美国没清理日本战争史观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为了对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清理过日本的战争历史观。在六、七十年代,日本一些左派社会团体、知识分子甚至政治人物对日本的战争历史有所反思,但从来就不是主流。日本的右派政治人物的战争历史观从来就没有清算过,不仅没有得到清算,反而以各种形式得到延生。日本右派的战争历史观就是:对日本来说,太平洋战争是一场日本“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在经济上,为了对付共产主义阵营,美国也为日本提供了优越的经济起飞和发展条件。在美国的有效核武保护下,日本能够把所有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同属西方阵营,日本获得了美国和西方庞大的市场。日本在很短的时间里,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又和德国不同。德国战后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经济发展问题。为了经济发展,德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市场。这种外在的经济压力,也促成德国政治人物和社会完全和过去的历史决裂,和曾经是战争的受害者的其他国家处理好关系。日本则相反。美国庇护下的快速经济发展,使得日本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来和曾经受其害的亚洲邻国进行和解。经济的快速发展更促成了日本的骄傲,成为强国之后,日本更不用对其历史负责了。

美国当然通过美日同盟也做了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在从日本那里获取了大量的利益的同时,让日本始终从属于美国。从美国占领日本到现代,日本美国已经付了数不清的账单。并且,日本的政治人物非常了解美国这位利益主导的上司的特点,只要获得了经济利益,其他方面都好商量。因此也经常主动为这位上司输送经济利益。美国需要保证的唯一一点就是,日本不能挑战美国的盟主地位。因此,在日本经济走到强盛的时期,美国通过强迫日元升值的办法,促成日本处于从属的经济地位。同时,日本始终没有独立的外交和战略主动权。总而言之,美日同盟使得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全部主权国家。对这种状况,不仅日本的左派不满,日本的右派政治人物也极其不满。因此,一有机会,他们总会出来争取和美国的平等地位。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日本成为经济强国之后,其右派人物开始挑战美国,开始对美国“说不”。这一点美国人不是不知道。

中国崛起影响美日同盟

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国的崛起对美日同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影响。日本的崛起在美日同盟之内,但中国的崛起在同盟之外,因此美国经常把中国视为其竞争者,甚至是潜在的敌人。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对日本产生了影响,中国快速发展,而日本长期处于迟滞状态,使得日本很多政治人物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威胁”。正因为如此,日美同盟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又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

不过,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的崛起尽管不是在美国的同盟之内,但是在同一个体系之内。和苏联不同,中国选择加入现存世界体系。同时,中国的发展过程又是开放和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两国之间形成了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赖关系。在战略层面,尽管表面上看分歧仍然很大甚至对立,但也在很多领域存在着互相依赖关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需要在关键国际事务上互相支持;如果相反,谁也做不成事情。从理论上说,中美关系是一对结构关系,是全球事务的结构。中美必须合作,不合作,国际关系的架构就会弱化。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是不能轻易牺牲掉和中国的关系。(也就是这个原因,中国很多人相信美国不会为了日本而牺牲中国,另一些人甚至认为美国会站在中国这一边,而牺牲日本。)

但同时,日美同盟也有效限制着美国的行为。日美同盟表示美国必须支持日本。同盟政治是冷战的遗产。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没有调整其同盟政策,反而在不断强化同盟政治,希望通过同盟政治永远占据霸主地位。但美国在强化同盟、享受同盟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负担着同盟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同盟一旦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美国必须和同盟站在一起。如果美国不做此选择,意味着同盟政治的解体,意味着其霸主地位的全面衰落。美日同盟更是这样。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主柱。如果日本在面临中国威胁的时候美国不介入,其在所有同盟中的声誉、信用就会全面倒塌。那一天,会是美国霸权的终结。

日本错误史观损害美国利益

实际上,如果日本持德国那样的态度,能够正确面对历史,能够卸掉历史的包袱,情况就会很不一样。但不幸的是,日本美国的扶持下,已经不用面对历史。日本所做的刚好是反面,不仅不承认有历史包袱,而且是想重回历史的辉煌,把侵略战争视为是“正义的战争”。尽管日本国内战后也有诸多历史反思,但现在这种反思越来越变成了右派所说的“自虐史观”。

日本不能面对历史的态度不仅牵涉到中国,还牵涉到韩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应付来自中国的“威胁”,要花大力气来整合已经存在的美日同盟和美韩联盟,希望这两个联盟一体化,形成一个美、日、韩联盟。但日本的“正义战争历史观”破灭了这种可能性。在军国主义问题上,中国和韩国同样是受害国,具有共同的认同和利益。

再者,同样因为日本美国再一次在国际事务上面临着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从意识形态上来看,美国日本同属民主。这部分日本可以得一些分。在美国国内,从民主的意识形态出发来支持日本的政治人物大有人在。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日本也在四处寻找民主盟友,来组成其自己的反中联盟,就是安倍所说的“民主价值同盟”。这个概念是冷战后美国人创造出来的,现在日本到处使用。日本要拉菲律宾、印度等民主国家站在其这一边,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

但问题是,因为日本是民主国家,就可以抹掉过去战争历史吗?日本是民主国家就能肯定日本的侵略战争吗?很显然,这是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如果美国毫无原则地支持日本美国便会输掉这场道德战争。

中日关系的恶化使得美国夹在中间。美国对中国不高兴,但真实的理由不好说。因为中国的行为在促使日本更快地走向正常国家,而日本国家正常化对美国所能带来的挑战,远远大于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一旦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尤其是在日本的存在就没有了理由。美国日本不高兴,但同样是这一真实的理由也不好说。日本打着“反中”的旗号来迎合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是容许的,因为美国也同样担忧着中国的崛起。但如果日本一旦过度使用同盟来追求国家正常化,必然最终从日美同盟中逃离出来,挑战美国的霸权。

中国应当深刻意识到美国的这种“日本困局”,理性地制定自己的对日和对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战略的机动性远比美国大。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结盟政策,不用像美国那样承担联盟的负担。中国不结盟的选择是有利于东亚和平的。历史上看,结盟往往助长战争。很多人一直在比较目前的东亚局势,和二战之前的欧洲的相似性,但他们没有看到最主要的不同,在二战前,所有欧洲国家是结盟的。在结盟的情况下,一旦两国之间交恶,与之结盟的国家都要选边站。这种选择加快了冲突的升级和战争的到来。现在的东亚,只有美国日本的结盟,而中国没有。这在客观上不仅在延迟着冲突的到来,而且赋予中国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机动性来掌控局势。只要中国具有足够的理性,掌握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特点,就可以实现对日关系上达到斗争和妥协的平衡,从而在保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条件下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继续崛起,成为真正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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