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拯救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进程的勇敢行为快要以失败收场了。尽管达成实质性和解一直是一个遥远的梦，但最新的失望结果意味着美国连为这一其实一点都不和平的进程保留“和平进程”的外表也无法做到。而事情本不必如此糟糕。
谈判失败原因是多样的，首先是以色列一直在1967年所占领的土地登上定居，完全不顾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反对。反之，自最近的谈判开始以来，以色列还加速了定居点建设，提高了要求，特别是要求在约旦河谷（Jordan Valley）驻扎以军。释放几十名巴勒斯坦囚犯称不上在这些争议问题上的实质让步。
更糟糕的是，美国一直没有打好手上的牌迫使以色列改变主意，原因就在于美国国内的亲以色列游说集团，特别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AIPAC）政治力量太强。这可以从克里任命出生在英国的澳大利亚公民、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AIPAC为政治生涯起点的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为美国首席谈判促进员上一窥端倪。
和平协议的另一大障碍是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和法塔赫控制的约旦河西岸之间的分裂。而这一局面同样要归因于美国和以色列的顽固——即它们拒绝接受哈马斯在2006年选举中获胜、承认其为合法的巴勒斯坦代表组织。这一政策促使法塔赫拒绝将任何约旦河西岸权力交给哈马斯，从而引起巴勒斯坦被占地区的分裂。
但是，在最近的谈判中，这一分歧并不是主要障碍，因为哈马斯仍然处于边缘地位——既没有参与，也没有试图搅局。这一决定或许机遇谈判必将破裂的假设，从而可以进一步削弱法塔赫主宰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权威。无论如何，巴勒斯坦人中间的分歧绝非此次谈判失败的原因。
因此我们又回到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定居问题，这彻底扼杀了两国方案的可能性。除了以色列右翼坚持绝不可在领土问题、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人回归权利等问题上有半点让步，显然克里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机会。
或许以色列采取顽固立场的最明确信号来自其经济部长纳福塔里·本尼特（Naftali Bennett）在去年7月所说的话。“巴勒斯坦国应该在以色列之地（Land of Israel）上建立的观点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他宣布，“对以色列之地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便是建设、建设再建设[犹太人定居点]。”
矛盾的是，敏锐的巴勒斯坦观察者可能会因为美国没能阻止以色列扩张其定居点（从而日益蚕食巴勒斯坦领土）而舒一口气，因为这结束了已成为和平进程基础的猜谜游戏。如今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在1922年英属巴勒斯坦境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单一国家，包括当今以色列的全部及其占领地区。
换句话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正在不可阻挡地走向建立一个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双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将建立在两个互斥原则之一的基础上：所有居民权利平等，或以犹太人主宰、巴勒斯坦人屈服为特征的种族隔离。
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在于以色列犹太人在决定这个统一国家的发展日程上尽占上风，他们无法依靠自己赢得平等。毕竟，授予全体公民平等的政治和民事权利将削弱这个国家排他性的犹太特征，损害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和成就，而这一结果是大部分犹太人口不会接受的。称这个国家为“以色列”也不足以平息反对。
国际社会或许会以谴责迎接这个种族隔离国家并排斥以色列，不管美国是否反对。此外，这个国家内部的冲突也将必然溢出到国界线外，并有可能引起重大地区冲突。这将给美国和其他坚定地西方以色列坚定着带来严重后果，他们在该地区有着重大战略和经济利益。
因此，美国应该反思其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政策。美国不应该追求两国方案这一海市蜃楼，而应该动用其在该地区的资源扫清障碍、建立一个双民族民主国家，并确保所有居民都获得完全的政治和民事平等。这或许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双方来说都不是理想方案，但远远好于替代方案：一个可能进一步动摇中东地区病导致无尽的地区冲突循环的种族隔离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