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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民众不能总是“隔层纱”

中国广东省茂名市有大批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当地政府兴建PX(对二甲苯)化工厂项目,并引发政府民众冲突升级。PX项目引发中国官民矛盾,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较早的有2007年的厦门事件,晚近的则是2011年的大连事件。从茂名PX事件来看,民众的不理性与政府的以暴制暴,使双方心平气和地化解矛盾变得不可能。政府民众之间的沟通出了什么问题?

与垃圾焚烧厂、核电站等项目类似,PX项目也属于“邻避问题”,即距离居民生活区较近并存在环境健康隐患的投资项目。虽然这些项目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大有裨益,技术和安全上也较为可靠,但实际上谁都不希望建在自家门口。因此,如果政府不善加沟通和应对,就可能引起居民恐慌和谣言满天飞,并诱发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动荡。

当下的中国社会,给人的感觉是戾气过重。似乎“话不投机半句多”,三言两语过后就会“大打出手”。民众有一种“闹大”情绪和逆反心态,期望通过堵路、聚众、闹事、静坐等极端行为,引起社会关怀、媒体关注、政府关心,进而施加压力并影响政府行为以维护利益。但是,这种进退维谷的双输局面,并非民众单方面的素质差、不懂事、不晓法等所能解释的,实际上政府更应该反思以往政策和做事方式的得失。

伴随着大规模的城镇化和跨区域产业转移,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将面对类似的邻避问题。与过去不同,在当今的数字化社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政治意识和集体行动力都空前高涨。但是,政府的思维惯性却使他们忽略了这些变化。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期望上马大型工业项目,并想当然地以为“人不知鬼不觉”。他们往往倾向于静悄悄地行动以遮人耳目,为项目上马一路亮绿灯,甚至不惜收买上级政府和专家以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等审批环节。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做好沟通和安抚居民的工作。“被蒙在鼓里”的居民诉说无门,常常不得不抱团行动,甚至采取极端行为以赢得舆论支持。

为了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政府应该在公众参与、依法行事和媒体监督等方面作出改变并发挥更多作用。首先,政府不应将公众作为最后才知道信息的被动方,而应从项目规划和立项伊始就让公众参与其中,做好同公众的对接和沟通工作。公众是邻避问题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它们有权参与和知晓。但是,公众参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公众参与要求政府降低身段,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解释和说明,并可能面对公众的质疑、不理解乃至谩骂。许多政府官员认为公众参与费时费力不讨好,做群众工作不若发号施令来得痛快。在这方面,信访制度应得到进一步改革,以适应这种趋势和环境的变化。信访是否废弃另当别论,但至少应该改变政府部门被动接访乃至拦访、截访的思维习惯,变为开门接访乃至积极迎访。就此来说,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民情联系组(REACH),积极畅通多方面的言路,通过信访发现问题和隐患,为及早解决和规避风险提供警示。

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倡导法治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因为这是求解官民冲突的关键路径。以拆迁赔偿为例,政府往往一厢情愿地自行决定赔偿方式和标准,也没有很好地同民众互动和沟通。这种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和自上而下的强力贯彻,固然在过去几十年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和政府执行效率做出了贡献,但其能否持续,特别是适应越来越严峻的社会治理挑战,仍然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只有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纠纷解决纳入法治程序,才能避免政府自说自话而得不到民众信任的结果出现。就拆迁赔偿来说,引入第三方的独立评估师,对房产价值进行估价并协商,才有可能赢得民众认可。

与群体性事件相伴而生的往往是满天飞的谣言和民众的盲从。很多情况下,中国民众宁信谣言不信政府,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众政府的不信任和政府沟通渠道的不畅通。谣言止于事实,政府掌握的官方媒体和开通的微博、微信等新媒体,需要发挥有效的应急响应作用,而不只是宣传阵地的“应景摆设”。有研究显示,在网络删帖方面,政府可以容忍对政府和领导人的谩骂,但却不允许煽动人们聚众闹事,想见政府已经认识到群体性事件的冲击性和破坏力。不过,这也提醒中国政府,与其费心删帖和阻断网络,不如广开言路,特别是开放和鼓励媒体监督,以为其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提供额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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