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和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是个全世界的普遍现象。在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方面人口朝少数城市集聚，另一方面其他地方则相应提高人均产出。是以人口自由流动就能带来人均GDP的地区间平衡，而无须追求人口的均匀分布。
只要把平衡的概念从人口均匀分布变成人均GDP的平衡，就可以使统一、效率、平衡三者协调一致。在美国、英国、日本、西班牙人均GDP4000美元至6000美元之前，人均GDP地区间差异是扩大的，由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最终这些国家就走向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缩小的过程。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大概就在这个拐点上。在市场力量的驱使之下，中国不会在这些大的发展问题上走出一条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当前中国仍然巨大的地区间差距不是人口向发达地区集聚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存在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使得人口集聚的步伐慢于经济集聚的速度。
东西失衡之困
古话说“人往高处走”，人有天然的倾向要追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更好的就业岗位。但是，政府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方向却跟劳动力的流向相反，即“资源向低处走”，低处指中国的内地（即中部和西部省份）和中小城镇。在土地方面，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在往内地倾斜，资金方面，转移支付和企业所获得的补贴也在往内地倾斜。
这两个资源往内地走的时候，给劳动力造成的感觉是什么？家门口就有就业岗位，于是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倾向下降。与此同时，东部出现的情况是，在2003年之后，土地供应相对收紧，房价快速上涨，生活成本上升和工资的上涨，东部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没有流向发达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就会出问题。
根据国际经验和理论研究，人均收入差距缩小恰恰是人口自由流动和经济向少数地区集聚的结果。而人们常常误以为，当人口没有充分流动起来的时候，可以把经济资源给欠发达地区，从而缩小地区间差距。
于是，在过去十年，中国大规模地通过行政力量来配置资源，结果怎样呢？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服务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地理条件。当政府把大量的经济资源往内地转移的时候，结果就是经济效率将会恶化。根据我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增长速度在2003年之前是往上走的，到2003年以后TFP增长速度出现了下滑。
再来看配置效率，根据经济学原理，如果两家企业中一家效率高，另一家效率低，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一定是效率差的企业往效率好的企业配置资源，企业间的TFP差异将缩小。事实怎样呢？2003年之后，中国企业间的TFP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而且这种配置效率恶化的趋势主要就出现在中、西部。
再看土地，最近中央高层一直说中国出现了人的城镇化和土地的城镇化脱节。但人的城镇化和土地的城镇化脱节不是全国问题，而是地区问题。我们把大量建设用地指标给内地，内地工业园遍地开花，几乎零地价招商引资，结果没招来足够的企业。最后，人没有城市化，但地已经占好。根据数据分析，如果用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来代表人的城市化，用城市建城区的扩张速度代表地的城市化，两者的差距在东部最小，中部次之，西部最大。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内地一些地区用负债的方式来增加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没有足够高的回报，债务负担将会不断恶化。以城投债为例，在2006年到2012年间，内地省份在债务里所占的份额一直在上升。2012年，内地省份在新增城投债发行个数和金额中的份额超过50%，而内地省份在全国GDP中所占份额仅略超过40%。根据2012年人均GDP与负债-GDP比率的关系，可以看到一些欠发达省份的负债率反而更高。
重启东部发展
今天中国的东部和内地在同时面临由政府干预导致的不同困境。东部出现由土地供应收紧造成的成本上升，并进一步带动了工资上涨。而内地则出现大量投资效率低下的现象，同时政府债务在快速上升。
避免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将蛋糕做大”，把债务与GDP之比降下来。为此，中国应重启东部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要遏制东部成本上升的态势，让人口流入地获得更多的新增建设用地。而内地需要提高效率，除了少数内地的大都市圈之外，其他地区要在人口流出的趋势下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
否则，如果地方政府出现债务持续增长的现象，最终很可能逼迫中央政府来买单。这时，中央政府能做的无非以下几件事：一是中央直接帮地方政府还债；二是地方政府债务还不了，银行出现大量坏账，中央再给银行注资。这两个途径都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有足够的钱。如果中央财政也不够，就可能成为新一轮通胀的原因。
有人可能会说，债务增长不要紧，债务变成了基础设施，可以变现并用于偿债。可是，在我调研的案例里面，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造一条路通到所属的地级市，造的是八车道。这样的投资下去是不会有回报的。
不管以哪种形式，欠发达地方的债务和投资项目中的低效率是要由全体人民共同承担的。在全国范围内，相对发达且人口众多的东部地区会承担更多。在劳动力流动不自由的情况下，由于大量内地省份的人口也需要就业，政府相应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受到了地理劣势的制约，将产生借债冲动，如果债务负担持续上升，最终较发达地区还是要承担一部分还债责任。
相比之下，若人口自由流动，会促进效率的提高，同时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而若控制人口的自由流动，最后结果是效率损失。
在中国仍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的今天，不要效率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如果仅仅用“动钱”的方式来缓解地区间差距，短期可以这样做，但最终中国难逃两个基本检验：一个是金融市场的检验，一个是全球化的检验。
如果没有效率，同时债务不断增长，金融市场买不买账？当中国国内出现效率下滑，债务上涨，而美国的量化宽松退出，利率会上升，同时，美国高科技的产业可能会再一次蓬勃发展，美国股市已经越过历史高点。这时，会出现什么情况？答案是资本外逃，这就是金融市场的检验。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还得经受另外一个检验，就是全球化的检验。如果一方面生产成本在上升，劳动生产率没有同步提高，接下来投资者就走人了。人们善良地希望企业会到内地去投资，一部分以内需为主且借助于内地资源的企业的确会转战内地。但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会转战东南亚。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他们永远只看哪儿能挣钱。“倒逼”的结果是，中国在仍然有近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的情况下，过早地结束了东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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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是一直长期存在的现象。有一些是自然条件的限制；另一些限制则是由于政策不当所致，例如以“西部大开发”为导向，却没有建立起资金和劳动力能自由流转的市场机制，而多靠政府出资，且利用户籍制度限制人口的跨省流动。
作为自然的经济现象，人口朝特定空间集聚在全球都很普遍。尤其是东部的港口大城市，往往能吸引人，这些地区就发展得快。这样剩下的西部地区，人口流出后，人均的产出和收益也会相应增长。因此，在资金和人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到东部大城市的边际收益最终会和留在西部的边际收益相当，到那个时候，人口流动就会趋于稳定。
而当下的政策却是限制人口的流动，利用用地指标和财政转移支付来固定住东西部的人口流动，试图以此来缩减东西部的收入差距，最终达到均衡发展的目的。这样做的效果可能不会尽如人意，因为这一政策的效率存疑。
除了土地等自然资源不可流动外，人和钱，这两样市场经济里最活跃的因素，总是要流动的。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就表明，即便受到各种各样的严格限制，人口还是不可阻挡地前往“北上广深”，这就表明了在这些大城市高收益的驱动下，人的自然集聚过程。现在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的做法，无非是只看到了大城市人口增加的成本，但没有看到由于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收益，以及由于规模经济导致的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下降。一增一减，足以抵消由于人口增加带来的成本。钱的问题也是一样，本来应该配置到最高效率的地方去，但由于要扶持不发达地区，这些钱反而被用到了不那么高效的地方。
政府要避免东西部发展失衡，维持一定程度的公平，这一目标本身没有错，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选择上，是不够有效的。
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提到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各种因素或许都对一个地方的贫穷或富裕有影响，但地理相近气候相似的地区也有贫穷富裕之分，其中关键还在“制度”。实行包容性制度的地方，经济就会发展得比较好；反之则不然。
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是“制度变革带来巨大收益”的明证。因此，要避免东西部发展失衡，还是要从制度变革入手，废除阻碍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