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印度,骄阳似火。终于,世界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选举——印度议会第16届人民院(下院)选举的结果在5月16日揭晓:印度政治变天,政府更迭,右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BJP,以下简称“人民党”)领袖纳伦德拉·莫迪将出任印度下届总理。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选举,在印度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史上烙下了划时代的印记:第一,投票率高达66.38%,创历史最高纪录,反映了选民“求变心切”;第二,人民党席位飙升,达283席,远超人民院半数272席,不仅创该党有史以来最好选举成绩,更重要的是,过去25年来没有任何政党可获过半数席位、第一大党不得不与诸多小党联合执政的趋势在此出现拐点,印度将重新拥有稳定的“多数政府”;第三,“百年老店”国大党可谓遭灭顶之灾,仅获44席,比以往最差纪录114席还低一大截,这很可能标志该党的家族统治传统(尼赫鲁—英迪拉—拉吉夫—索尼娅—拉胡尔)行将走到尽头。
意料之中
可以说,印度最近三年来的形势演变早就昭示国大党此次必遭惨败。2011年,全国300多个城镇举行声势浩大的反腐败示威抗议,政府威信扫地。此后,在多重丑闻缠身、法院积极干预、以及反对党蓄意搅局的困难情况下,政府显然不作为,不仅外资流出,本国资本也驻足观望,致使经济增长出现政策性下滑,从政府第一任期(2004至2009年)的年均增长8.4%落到最近两年4.5%的水平。
然而,从根本上讲,是国大党长期以来的领袖危机决定其此次惨败难以避免。前总理拉吉夫1991年遇刺身亡后,国大党陷入了长达十年的“领袖空白”时期。2004年,在拉吉夫遗孀索尼娅的领导下,国大党东山再起。但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夫人有自知之明,知道她肯定领导不了这个国家,于是,把总理一职拱手让给了著名技术官僚出身的国大党重臣曼莫汉星。曼莫汉星人品一流,工作勤勉,但缺乏掌控政治、驾驭全局的秉赋,这一弱点在国大党执政的最后几年愈发明显。面对复杂的不利局面,曼莫汉星一直保持沉默,既无力在议会舌战,又不善与媒体沟通,显然缺乏在印度政治环境下担当总理的必要素质。
另外,索尼娅之子拉胡尔显然也不是解决国大党领袖危机的答案。在选民眼里,他有一半外国血统,长年在国外接受教育,回国后虽有志振兴国大党但不见成效,而且又从无任何政府工作的经历。在过去,选民们把敬重和同情奉献给了这个家族,但现在,他们并不觉得有任何特别的理由要继续把感情投向这位年轻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呼唤强人”成为这次大选的主题,莫迪成为两个多月激烈选战的唯一中心,整个选举演变成对莫迪能否出任总理的“全民公决”。
古吉拉特模式
其实,莫迪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许多人心中,他是英雄;但在另外一些人眼里,他是恶魔。他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连续三次胜选出任首席部长,政治成就骄人;而且,古邦近十年来经济表现突出,使得莫迪在一批地方强人中崭露头角。但是,莫迪的政治生涯中也有非常阴暗的一面。
2002年,古邦发生一场严重的宗教骚乱,邦政府未能及时控制事态,近两千人(主要是穆斯林)死于非命。其时莫迪身为首席部长,应该说难咎其责。虽然持续多年的司法调查并未指控莫迪对骚乱负有刑事责任,但他在道义上的责任永远不可能洗净。因为此事,美国政府十多年来拒绝向莫迪颁发入境签证。
印度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莫迪格格不入,选战打响后,一批世界级文化名人和一批宝莱坞电影名流,分别在伦敦和孟买联名呼吁抵制莫迪。高举“世俗主义”大旗的各政党更是火力凶猛,有的将莫迪比作希特勒,有的称其为“古吉拉特屠夫”,还有的等而下之,甚至称他为“驴子”。
然而,支持莫迪却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选情很快呈现所谓的“莫迪浪潮”,继而“莫迪海啸”横扫全国。
尘埃落定,现回过头来看,莫迪之所以大获全胜决非偶然,在诸多因素中,所谓的“古吉拉特模式”应该说最为重要。
近年来,古邦被称作是“印度的广东”,这反映出两方面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快,走在全国的前列;二是重视制造业,新增就业机会多。古邦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实行多种优惠政策,有研究把古邦列为印度经济最自由的邦。另有研究指出,近年来古邦失业率仅为1%,大大低于全国3.8%的平均水平。同时,古邦农业增长也稳定上升,在2000年代的十年间,年均增长达9.8%,荣居全国之首,远高于全国3.3%的平均水平。因此,莫迪在选战中得以自豪地说,古邦不停电,青年不失业,我将把印度引上古吉拉特之路。
这里确有个“发展道路”的问题。近些年来国大党政府在思想上强调“包容性发展”,在实践中推行福利主义政策,依靠行政手段向穷人提供临时就业和低价粮食,结果既未能从根本上改善民生,又加大了财政负担,反而拖累了经济发展。换言之,重视私人投资、重视制造业、重视就业增长的“古邦模式”,正是印度选民此次选择的发展道路。
强势外交?
毫无疑问,印度选民选择了一位政治强人。有人称莫迪与美国前总统里根相似,因为他俩都是从邦(州)崛起的地方强人。有人称莫迪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相似,因为他俩都坚信市场经济,同样地对官僚主义不予容忍。还有人说,莫迪与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相似,因为他俩都有凌驾于政党、政府、甚至国家之上的独裁倾向。更有另版比喻,称莫迪是“印度的普京”,“印度的安倍”,等等。
然而,印度舆论并不担心莫迪会把印度引向极端政治和专制统治,因为他们对印度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衡能力充满信心。不过,敏感的国际媒体已提出一个问题:莫迪上台后,印度的外交政策是否会走强硬路线?有的不无担心,有的不无期待。
巴基斯坦有理由担心。从历史上看,印巴关系实质上就是南亚次大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延伸。莫迪从小参加“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一个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印度教社会文化组织)的训练,年轻时成为这个组织的宣教员。虽说此次大选莫迪主要得益于“古邦模式”,但选民中的“印度教情结”也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因素。确有莫迪的支持者在选战中放言:“让反对莫迪的人卷起铺盖去巴基斯坦吧!”也有穆斯林政治领袖针锋相对:“让投票给莫迪的人投海去吧!”可以肯定,巴国民众对莫迪当选的反应会相当负面,莫迪也会对辛格总理时期的对巴政策进行某种调整。
还有,在印度和美国,都有一批人希望印美关系终将演变成“联手制华”的同盟关系。在曼莫汉星时期,他们失望了;现在,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莫迪身上。但他们很有可能再次失望,因为:第一,美国对莫迪制裁十多年,莫迪至少不便一下子扑进美国怀抱;第二,2008年国大党执政时与美国签署的“民用核能合作协定”构成印美新型关系的基础,但那时人民党是反对党,曾竭力反对,现在即便找台阶下也需要时间和机会;第三,当前印美在贸易、尤其是药品专利等方面矛盾不少,将其厘清需要有个过程;第四,最重要的是,中国对发展与印友好关系意愿明确,可信可靠,印度新政府应该会认识到,如果以“中国威胁论”为基础制定对华政策,必将限制印度的战略选择,不符合其自身长远利益。
笔者对莫迪今后可能的对华政策取谨慎乐观态度。之所以谨慎,因为中印边界问题悬而未决,双方对实际控制线某些地段的走向认识不一,容易发生所谓的“越界事件”。好在自去年“帐篷对峙”事件之后,双方加强了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边境局势有望保持稳定。
另一方面,之所以乐观,是因为莫迪的经济思想与中国的发展模式较为接近,他曾多次访华,重视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当前印度经济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和扩大制造业规模,而这两项恰都是中国的强项,因此,与中国合作所可能获得的收益将是难以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