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被大量的研究所证实。过去30年中，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全面性的金融自由化，金融业迅速膨胀，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与资本高度金融化的趋势。金融业在经济中取得了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也从工业资本主义演变为金融资本主义（Financial Capitalism）。
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金融资本主义是金融资本主导社会政治经济，通过金融系统进行的货币财富的积累凌驾于产品生产过程之上的一种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中，从储蓄到投资的金融中介活动成为整个经济的主宰，并因此对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自20世纪后半期开始，金融资本主义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力量。
“金融资本”这一概念是由拉法格在1903年发表的文章《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中最早提出的。拉法格指出，随着工业资本的扩张，产业部门的资本日趋集中，进而推动了银行资本的集中，两类资本相互渗透，相互结合便形成了金融资本。真正对“金融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希法亭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托拉斯、银行与垄断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信用的发展把资本家的资本以及非生产阶级的储蓄都提供给了产业资本支配，而这些资本的所有权却归银行所有，这样就产生了金融资本，也就是说，“金融资本”是归银行支配,并由产业资本家使用的资本。
马克思主义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是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也是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与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有西方学者认为，金融资本主义并非20世纪才出现的新现象，在16世纪意大利的热拉亚与17世纪-18世纪的荷兰等商业发达的地区，金融资本主义就已经从商业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并存在过一段时间；还有西方学者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存在，并一再出现的现象，只要商业资本主义或者工业资本主义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成为金融资本主义。因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J.P.摩根为代表的“货币托拉斯（Money Trust）”就是金融资本主义。随着“大萧条”的爆发与随后政府对金融业的严格监管，“货币托拉斯”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受到抑制，而2008年金融危机前30年金融业的膨胀不过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再次崛起。
更多的西方学者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是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高度金融化而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新自由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面推行经济金融的自由化与市场化，利率管制、银行业兼并收购管制等对金融业的各种管制相继被取消，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受到严格遏制的金融业与金融资本开始摆脱束缚，获得迅猛发展。这些新的发展，很多源于美国，但随后迅速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从1990年到2011年，全球金融总资产从56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18万亿美元，增长了289%，而同期全球GDP总量从22万亿美元增长到70万亿美元，只增长了218%，金融资产的增长率远远超过GDP增长率。
如果20世纪40年代以前出现过金融资本主义的话，那么，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金融资本主义具有不同以往的特点。首先，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金融资本主义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其次，20世纪40年代以来，伴随金融资本主义的不仅有新的经济活动和新财富，还有新的社会和政治现象。随着经济的金融化和金融资本的迅猛发展，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不断得到加强，出现了全球对地方、投机者对管理者、金融家对制造商的控制，工业资本主义演变成为金融资本主义。
与金融资本主义相适应的是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四五十年代，欧美各国政府奉行凯恩斯经济学说，对经济进行了较多的干预。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美国经济的“滞胀”被视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失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新旧凯恩斯学说的批判导致了新自由主义在英国、美国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中迅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成为影响全球的经济学理论。有经济学家将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支配地位称为“新自由主义霸权”。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理论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法律、伦理、文化等方面。经济上，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三化”，即私有化、市场化与自由化。具体来说，第一，全面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即主张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或送）给私人；第二，效率就是一切的效率与公平观。新自由主义认为，贫富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经济发展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奥地利派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西·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认为，“我们所期望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讲，似乎都是上述那种不平等现象的结果，而且如果没有这种不平等，似乎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这样一种高速推进的进步，不可能以一种齐头并进的平均发展的方式加以实现，而必须以一些人先发展，另一些人继而跟进的梯队发展方式”。第三，绝对市场化的市场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相信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也只有市场能够解决问题，完全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与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监管。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的极端推崇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批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时说，虽然弗里德曼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太轻易地相信不仅市场永远能解决问题，而且只有市场能够解决问题；要找到密尔顿·弗里德曼承认市场可能出问题或者政府干预可能有积极作用的表态，极端困难”。在国际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主张完全的对外开放与自由贸易，主张以全球化来运用全世界的资源，廉价的劳工、原料、市场都应该尽可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运作，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分工。
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在主张“三化”的同时，更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更强调金融与银行自由的重要性，几乎反对对金融市场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反对对金融资本施加严格监管。几乎在同时，美国的里根政府与英国的撒彻尔夫人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迅速将新自由主义从经济学理论转化为经济政策。随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的帮助下，新自由主义以“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形式在全球推广。
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在这一经济制度下，通过各种金融活动（买卖或者投资于货币、债券、股票、期货与其他衍生金融工具等金融产品）而获取利润成为最主要的获利方式，而从银行到投资银行、投资公司等各类金融中介机构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并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具体而言，金融资本主义具有以下经济特征。
1．资本的金融化
资本的金融化即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移至金融部门，而资本金融化的结果就是金融业在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首先，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这推动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的不断膨胀,金融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1947年-2012年间，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从1947年的25.6%（1953年，这一比例高达28.3%）持续下降，到2012年，这一比重只有11.9%。相反，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从2.4%上升到了7.92%。从1947年到2012年，美国GDP增长了63倍，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30倍，而金融业增加值却增长了212倍。
其次，在非金融企业拥有的总资产中，同产业资产相比，金融资产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产业资产的比重不断下降。1945年-2012年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总资产中，金融资产所占的比重从25.56%上升到2012年的49.85%。其中，2009年，该比重高达51%。
第三，金融部门在国内利润中所占比重、产生自金融业的利润在企业利润中所占的比重都在不断上升。从1973年到1985年，美国国内公司的总利润中，金融业所占的比重不到16%，1986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9%；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重在21%－30%之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已进一步上升到超过40%。
2．金融资本的支配地位
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中，金融资本在美国经济中的支配地位更为强大。期间，美国金融部门持有的对个人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债权从3万亿增长到了30万亿。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也从原来小规模的合伙制企业演变成为跨国经营的上市公司。到2005年，美国10家最大的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占美国整个商业银行总资产的55%，而1990年这一比例不到25%。
金融资本在美国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金融机构的“大到不能倒（Toobigtofail）”问题，即金融机构规模过大，且彼此之间密切相连，它们的倒闭会给整个国家甚至全球经济造成灾难，因此，在这些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时，政府必须进行救援，以防止它们倒闭。1984年，美国第六大商业银行大陆伊利诺依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倒闭。在随后美国国会对此进行的调查中，美国联邦财政部首次承认，联邦政府不会让最大的11家银行倒闭，因为这些银行的规模过大，如果任其倒闭，将可能危及整个金融系统。此后，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的问题一再发生。例如，1998年，对冲基金“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面临倒闭。LTCM倒闭将导致华尔街遭受1.25万亿美元的损失，从而给华尔街甚至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最终，美联储出面组织华尔街金融机构进行了救援。
2011年11月4日，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确定了全球29个“系统性重要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认为，因为其规模之大，作用之重要，这些银行的倒闭可能引发金融危机。29个“系统性重要银行”中，除了中国的中国银行外，其他全部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2013年4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拉吉德（Christine Lagarde）说，“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危险。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美联储达拉斯银行现任行长理查德·费雪尔（Richard Fisher）都认为，应该拆散大银行，以解决“大到不能倒”问题。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等在内数十名曾经不遗余力推动美国金融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也认为，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对美国经济金融构成了严重危险，应该将规模过大的金融机构拆散，以解决“大到不能倒”问题。
3．“影子银行”的巨大发展
在商业资本主义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金融业主要就是银行业，而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在传统的商业银行业之外，证券、保险、信托等其他金融部门不仅得到了巨大发展，而且越来越扮演传统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作用，导致商业银行在金融业中的重要性大幅度下降。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储蓄类金融机构的信贷所占比重在40%以上，而80年代以后，再下降到20%左右。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信贷绝大部分来自非储蓄类金融机构，而这些从事信贷业务的非储蓄类金融机构被称为“影子银行”。据金融稳定理事会估计，2012年末，全球影子银行的规模达到67万亿美元。
4．金融资本的交易性特征
过去30年中，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业务从传统的中介业务转向交易业务。传统的中介服务业务不需要金融机构投入自有资金或者只需要投入少量资金，因此风险低，但回报也相对较低，而市场交易业务则要求金融机构以自有资本参与交易，盈亏自负，风险高，回报也高。
这种转变首先表现在传统商业银行业中，即商业银行的业务越来越具有投资银行的特征。1980年，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42%，而到2005年前，这一比例已降至27%。商业银行的业务越来越非信贷化，非利息收入在银行业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幅度增长。在美国，1945年-2011年间，整个商业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所占比重从1945年的22%下降到1981年的7%，但随后迅速上升。到2011年，非利息收入所占比重达到了32%。
其次，投资银行的业务也发生重大变化。投资银行的传统业务是低风险的证券承销与财务顾问业务。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追求更高回报动机的驱动下，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迅速地向交易与投资业务转变，而在交易与投资业务中，以自有资本进行证券与商品买卖并风险自负的自营交易业务占据很大比例。2008年金融危机前，华尔街各主要投资银行的利润中，来自交易与投资业务所占的比重都大幅度增长，高盛从1997年的39%上升到2007年的68%，美林从1997年的42%上升到2006年的55%，雷曼兄弟从1997年的32%上升到2006年的80%，而贝尔斯登则因为其他业务亏损导致2002年以来的部分年份中，交易与投资业务的利润占总利润的比例达到100%。
5．衍生金融工具的爆炸式增长
随着金融的自由化，大量新的金融产品与金融工具被开发出来。衍生金融工具不仅数量繁多，而且交易量出现爆炸式增长。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柜台交易（OTC）未结清衍生金融工具的名义价值从1998年的80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632万亿美元，而同期全球GDP总量只从30万亿美元增长到70万亿美元。
20世纪4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对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很多关于金融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对于美国来说，最值得警惕的事实是，金融业俘获了美国政府。不打破金融业的寡头垄断，美国经济就很难从金融危机中复苏过来。金融资本主义的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
金融部门的巨额财富让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拥有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在美国，金融家们的政治影响力是J.P.摩根之后所从未见过的。传统上，人们通过贿赂、游说或者政治捐款等方式获得政治力量，而美国的金融业则通过积累文化资本——信仰——而获得政治力量。以前，在美国，华盛顿的观念是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的，就对美国有益，而在过去的10年中，华盛顿的观点是，对华尔街有益的，就对美国有益。金融成为美国政治选举中最大的捐助者之一，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金融业不需要向政治候选人捐款，以获得有利于金融业的法律与政策，因为华盛顿已经深信，庞大的金融机构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对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地位至关重要。
金融资本对美国政治的巨大影响的一个体现就是华盛顿（美国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与华尔街金融机构之间的“旋转门”，即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高管们进入美国政府与金融监管机构担任官员，卸任后返回华尔街担任高管。这一“旋转门”现象在高盛体现尤其突出，甚至英国《金融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也公开承认高盛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巨大影响力。在出任财政部长前，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与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都是高盛的首席执行官。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雷简（Rajan）认为，即便华尔街投资银行们以最良好的意愿出任政府要职，他们也很可能继续以投资银行家的思维思考问题，从而导致“认知俘获”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也认为，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的“旋转门”会导致联邦政府决策者与监管官员以“对华尔街有益，就对美国有益”的思维方式作出决策。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组建了“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FCIC）”，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展开调查。FCIC于2011年发表的调查报告认为，金融监管的缺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而监管缺失又是金融危机爆发前30年间，美国过度放松监管造成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监管法律的废除导致金融监管缺失却是美国金融业推动的结果。例如，从1974年到1999年，进行了12次努力并投入了3亿美元的游说费后，华尔街成功地说服美国国会在1999年废除了《1933年银行法》。 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影响到了司法。最近数十年，随着金融资本的日益强大，美国司法部门对大型金融机构涉嫌犯罪的立案调查的数量越来越少，目前已经降低到近20年来的最低点。2013年3月6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美国联邦司法部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说，一些金融机构规模过大，在它们涉嫌犯罪时，联邦司法部难以对它们展开立案调查，也难以对它们采取更合适更有力的措施，因为对它们的立案调查可能威胁其生存，进而威胁到整个国家甚至全球经济的稳定。
甚至主流媒体也认为，应该对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更多的司法调查。20世纪80年代，美国爆发“储蓄和贷款协会（Savings & Loans Association）”危机，随后司法部门展开调查，到1991年，曾有超过300多位银行家与房地产开发商被判定有罪并入狱。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中，全球数以百万的公众成为受害人，却没有犯罪嫌疑人，因为司法部门对金融机构涉嫌犯罪的民事调查少之又少，而刑事调查则几乎没有。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金融业成为巨富，对金融的崇拜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华尔街》（Wall Street）与《夜都迷情》（Bonfire of the Vanities）这些本来是为了告诫人们不要被华尔街所诱惑的电影，反而增加华尔街的神秘感。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本来认为，他于1989年出版的关于华尔街内幕的畅销书《说谎者的扑克牌》可能激起人们对华尔街的自大与过度行为的愤怒，从而远离华尔街，结果恰好相反，人们把他的这本书当作如何进入华尔街的指南。
金融资本通过观念来施加它们的影响。在经济与金融领域一些极有影响力的概念与方法就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发明创造出来的。例如，“在险价值”（value at risk, VaR）衡量一个资产组合在一段时间内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在险价值”已经成为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管理的常用方法，而它正是摩根大通（J.P.Morgan）开发出来的。2004年，《巴塞尔资本协议II》要求各金融机构使用“在险价值”衡量市场风险。流行全球的“BRIC（金砖四国）”一词是由高盛公司资产管理部前总裁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创造的。虽然“EmergingMarkets（新兴市场）”一词是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但在用来判定新兴市场并对之进行分类的方法中，最有影响的却是华尔街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创造的一系列MSCI指数。
FCIC的调查报告指出，为了追求高额利润，金融机构过度使用财务杠杆、进行高风险投资与过度使用衍生金融工具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金融危机前，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杠杆率高达40∶1，即五大投资银行每40美元资本中，只有1美元是它们的自有资本。资产市值只要下跌3%，就足以让这些投资银行因为自有资本全部亏损而倒闭。
四、结论
过去30年中，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被放大，导致了经济与资本的高度金融化，以及资本主义从工业资本主义演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主义模式下，经济的稳定性与发展取决于金融业的自律与公共监管。一旦金融业为追逐利益而放弃自律，背弃维护金融与经济稳定的公共责任，而公共监管又严重缺失时，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FCIC的调查报告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但公共监管的缺失与金融业为追求利润而放弃自律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在金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的“金融化”对全球生产方式、财富积累、金融市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与金融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则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形成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金融主权。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主权，以及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保护金融主权这一问题，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2]《拉法格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3]王天玺：《美国与金融资本主义》，《红旗文稿》2010年13期。
[4]程恩富：《当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全球治理》，《管理学刊》2009年第5期。
[5]王伟光、程恩富、胡乐明：《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上)，《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7期。
[6]王伟光、程恩富、胡乐明：《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下)，《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