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王卓君 何华玲全球化浪潮的全面推进，迅速改变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全球化进程中，作为世界政治活动的主要行动者——民族国家的内外生态、结构和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并引发了国内公民对其认同感或消解，或强化的变迁。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合法性及其构建的首要前提，全球化引发的认同危机给民族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不应忽略的是，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挑战，只有伴之以民族国家内部国家治理的失败，才会真正引发解构民族国家的实质后果。因此，民族国家生死之战的关键并非在全球化的有无、缓急，而在于如何完善国家构建，强化民主治理的绩效，这才是民族国家破解国家认同危机的因应之道。
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是诸多群体认同的一种形式，完整的表达应为民族国家认同(nation-state identity)，兼备“认同感”和“认同行为”双重内涵。国家认同中有关民族国家的先赋性，决定了国家认同只可能伴随着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形成，[1]并与“民族自决”、“民族主义”、“国族”等观念相关联。在中文世界中，梁启超1911年在《中国的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曾使用“国家认同”一词。但直到1990年代苏联解体，大陆学者才开始逐步关注国家认同问题，以寻求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构建之道。本世纪以来，有关国家认同的讨论则与全球化的浪潮紧密关联。
从现有研究看，有关国家认同的定义并未达成共识。有学者从国家认同的主体角度进行界定：个人维度上，国家认同是个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是个人对其所处的政治共同体合法性的主动认同；国家维度上，则表现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性。[2]有学者则将其概括为功能维度和内容维度两个方面。[3]功能维度是公民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有哪些特点”的心理活动，在此维度上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国家认异。由此，国家认同便成为国家利益的来源，同时也成为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力量和黏合力量。至于内容维度，有学者将之概括为双元结构：一为国家认同的文化层面，即公民对领土、主权、主流文化传统、信仰等方面的文化认可和心理归属；一为国家认同的政治层面，即公民对国家政权系统、政治制度、治国理念的基本认同。[4]
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任重道远的复杂系统工程，是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民族国家内涵着国家与民族、公民身份与族群身份、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三对关系，同时又存在着政治性和文化性认同的区分，且各自相连，环环相扣。(见图1)而有关于这三对关系的争论大略形成两派：一是冲突论，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虽有关联，但由于国家认同的整合需要消除族群的个性，两者在本质上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因而主张抑制、消除各民族间的异质性来整合统一的“国族”或政治共同体；[5]二是一致论，认为国家是具有“我群意识”的人的积极行动创造出的共同体，但在成功创造国家后，统治集团必然会强化相应的民族意识，以神圣化国家的历史文化根源。[6]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价值地位孰高孰低，而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独立)与多民族国家的整合这两大政治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作民族认同优先和国家认同优先的相应体现。
国家认同是公民确认自己属于某个国家共同体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上的变化主要经历三个过程：首先是认定自身属于这个政治共同体，亦即公民身份的自我认定，这是先赋的文化传统和后天政治制度结合作用的结果；其次是对国家的制度文化等因素与自身的价值、信念进行对比后，强化或消除原先的国家认同的意识，这是个体自我成长和国家共同体构建双向互动的结果，同时也可表现为民族与国家的冲突和协调；最后才是因国家认同而生成实际行为，如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等。基于以上，笔者将国家认同界定为制度、利益、文化、非国家共同体认同的“四位一体”。
第一，制度认同。国家是具有政治性和权力性的特殊共同体，国民由族群身份升华出公民身份的认同，主要在于对国家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执政者理念和行为等政治因素做出考量。认同的过程可以表现为国民在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理念引导下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也可表现为在现有的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参与。后者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构建和强化的主要方式，其关键在于如何从制度和行为的角度保证将公民吸引在国家这一共同体内，与此同时还要应对个人主义、地方主义、社群主义、超国家主义的挑战。
第二，利益认同。作为国家共同体中的“政治人”，公民希望通过民族国家这一机制获得市场交换无法实现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国家认同乃是公民个体或群体对各种方案计算和选择的最终结果，这种“同意的计算”并非是外在的，而是内化于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个人或集体行动。[7]因此，民族国家要获得公民的认同，满足公民个人和族群的利益诉求至关重要。
第三，文化认同。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的产物，但神话传说、语言文字、历史记忆、交往历史、族群观念、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却并非是新近产物。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构建必须以国家内属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民族特质为根基，但文化认同危机一直是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过程中长期难以突破的瓶颈。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共识是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但在接触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情绪化的抵触，从而造成文化适应上的心理阻滞。为了弥合文化上的差异，诸多国家采用文化融合等方式构建更高的国族观念，从而塑造新的统一的文化认同；但构建的文化认同往往具有脆弱性。[8]因此，可取之法是在坚持多元统一的原则基础上寻求国家认同的补充、修正和超越。
第四，非国家共同体认同。国家认同不仅是公民个体的认同，同时还以各种共同体的形式表达。民族、国族、社会组织、亚国家组织和超国家组织等共同体形式都吸纳部分的公民认同，当这些共同体与国家保持和谐一致的关系时，公民的认同会通过共同体转化机制过渡到国家认同层面，否则非国家共同体认同的竞争性会冲击甚至消解国家认同。因此对国家认同的研究必须充分考虑民族主义、超国家主义、社群主义等相关变量。
国家认同的内容与功能在相当程度上使国家认同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全球化的影响则表明国家认同本质上是众多主体在普遍联系中的矛盾统一。只有基于辩证立场对国家认同的生成机理、内容体系、状态特征等做出全面解读，才能把握国家认同的本质特性。
这是由促成民族国家诞生的民族主义的一般性特征决定的。尽管安德森将民族主义视作“想象的共同体”，但依然无法否认国家认同由国家的民族性带来的自然衍生的特征。除了政治制度的认同外，国家认同还表现为公民对于民族传统、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文化心理认同，这些民族特征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脉络中缓慢生成的。公民自出生便被烙上这些原生性的特征。而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是民族主义和政治理念等具有强烈构建性特征的因素主导的，因此公民的国家认同是个体潜移默化的心理确认和国家权力、社会交往的制度及价值灌输的构建结果。
国家认同是公民个体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是对自身公民身份的确认，它“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形式，也是一种他者意识的形式，即识别那些与我们有共同身份的人以及我们具有特殊责任去帮助的人”。[9]个人层面的国家认同是以个体的自觉意识为前提，以个体的归属感、忠诚感、民族自豪感等为情感性表达，而最终落实为有关国家公共生活的行动实践。行动是公民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也是国家认同的生成机制。国家认同行动的核心是公民对国家公共政治的参与，是公民权的实现和公民义务的履行，在特殊时期表现为为国家的利益、荣誉的奉献。
国家认同一方面是公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是公民在文化心理上对自己归属/不归属于某个国家的认定，即归属性认同；另一方面是公民对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同，是公民在将自己视作国家成员的基础上，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肯定，即赞同性认同。因此，国家认同呈现为“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赞同性国家认同、文化心理公民身份与归属性国家认同”[10]两种公民身份和两种国家认同相匹配的双元结构。但是，这种双元匹配并非公民个体对国家文化和制度的被动式接受，而是在个体与国家互动的过程中，靠自身的主体意识和认知能力进行判断的结果。文化心理与归属性国家认同的构建是长期历史文化熏陶的结果，而政治法律公民身份的赞同性认同，则可以通过政治体制层面的国家构建来予以保证，而后者似乎是当前各民族国家重塑和强化民族认同的突破所在。
国家认同在意识或心理层面表现为对国家特定的确认、忠诚。这种忠诚感在情感上体现为民族自豪感、爱国精神和对国家的归属感。但在情感意识之外，现代国家的公民主体性意识觉醒，有关政治、经济的行为表现出极大的理性。在公民个体与国家互动形成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公民政治参与积极与否的关键在于其利益能否通过参与活动得以实现。因此，国家认同的维持需要在公民利益实现机制上不断务实创新，以满足其利益需求和生活幸福感。
国家认同内涵的民族意识、文化传统、历史记忆、宗教信仰等文化心理性因素决定了国家认同一经形成便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为个人层面国家归属感的长期性，也可表现为族群层面对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护和坚持。但国家认同毕竟与国家的政治结构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政治结构的变迁直接造成公民身份这一国家认同核心要件在内涵、范围、性质上积极或消极的变化，由此导致了国家认同的发展性。不同时代的政治体制不同，其国家认同也不尽相同，而全球化、现代化所引发的共同体结构和主体的变化，影响了国家认同的生态基础，各民族国家应因势利导，强化公民的基本国家认同。
近代以来，伴随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商品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切身可感的特征之一。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以深刻的方式重塑，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民族国家体系被打破，民族国家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共同体的地位被削弱，国家认同危机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难题。当然，全球化也成为“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地方文化认同的复兴的理由”，[11]强化了民族国家在维护政治价值、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职能。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呈现为消解与重构、削弱与强化并行的特征。民族国家必须对自身的结构功能做出调适和创新，强化国家认同，推进民族国家的再构建。
从政治共同体的角度看，全球化最典型的特征是国际组织的兴起以及超国家共同体的诞生。随着环境危机、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全球化，传统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显得捉襟见肘，全球性的治理成为跨国性危机治理的重要方式。在全球性危机治理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公民将会产生区域性或世界性的意识，公民对国家的治理效能产生质疑，超国家主义便对公民的国家认同形成分流和消解。
除了国际关系的主体变化外，全球化对公民国家认同的消解作用主要还是通过国内机制实现的。“全球化造成国家权力开始分层化和中空化，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12]呈现在民族国家内部便是国家认同纵向的转移和横向的分散。纵向上就是向上为全球性超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向下是个体意识的觉醒、区域认同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分离。横向上主要表现为认同向社会组织和社群的转移。民主、人权、自由等基本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市场经济体制和意识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激发了众多国家公民的个体意识和政治参与欲望。而各类社会组织或“小共同体”则对公民的需求予以组织化和强烈化，这迫使民族国家推进政治变革，以强化自身的合法性基础。而最为现实也是能量最大的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冲突反向作用引发的国内族群认同—地区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张力，两者特有的潜在政治性功能会对国家结构造成彻底的颠覆。总体而言，全球化引发国家认同的纵向转移和横向分散，微观层面则是公民身份的多重化。公民在身份内容上、身份结构上的角色困难，使公民难以确认自己所属的单一共同体并对之心怀归属感。“公民身份可以界定为个人在一民族—国家中所拥有的、在特定的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和义务的被动和主动的成员身份。”[13]全球化的浪潮丰富了公民身份的内涵，但资本的无限制扩张和国家与公共领域的衰落造成了公民权的实质性萎缩，减弱了公民对权利和社会福利的稳定的预期，从而也降低了参与公共生活的稳定性预期，削弱了公民国家认同生成的生态基础。国家认同削弱的同时是亚国家共同体认同和全球意识强化，横向上双重公民身份出现；纵向上形成亚国家公民身份(如联邦公民)和超国家公民身份(如欧盟公民)，甚而“世界公民”的观念。
2.经济层面：市场经济、跨国公司与经济危机
经济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市场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信息和人员全球化等方面。自苏联解体后，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获得了合法性和制度性的保护。市场经济强调以个人、企业为核心，而国家主张政治的干预和国家的整体性。市场经济的背后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公民个体越来越关注个体经济利益，形成政治冷漠阶层，而社会结构呈现为经济型共同体与利益型原子化个体相结合，国家的整合能力被削弱，有关国家的整体性观念被消解。
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国家认同危机更多是通过削弱民族国家主权基础来实现。国内市场的整合和扩张有利于保障国家主权的经济基础，但全球性的市场则约束和限制民族国家独享的主权。资本的全球性流动约束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能力，市场力量的全球扩张限制了国家权力的边界，而国家间的贸易战争对国家利益造成无节制的损伤，更为严重的是市场的一体化带来了经济危机的一体化，这使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异常脆弱。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另一大主体，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贸易和技术转让等活动，借助母国政府的支持和资金与技术上的优势，侵蚀了东道国的属地管理权，限制和削弱了东道国调节经济发展、保护本国民族企业的能力，直接影响东道国经济主权的完整性。
不可否认，“全球化正在促使各国政府从传统的善政走向现代的善治。”[14]这为构建公民国家认同提供了制度空间和参与平台。但也应看到，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政府常常屈从于企业和个人的要求，过于强调效率，放弃诸多公共职能，各类政策措施往往引发相关利益主体不顾事实的非议，这使公民对国家经济管理能力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3.文化层面：文明冲突、民族认同与分离运动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15]全球化的过程是不同的文明主体之间的交往和互动，由于不同文明基本价值、历史、习俗、心理等方面的异质性，文明之间的冲突便难以避免。关键的是，全球化是一场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性活动，苏东剧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西方人对自由主义傲慢的自信，因而文化层面的全球化往往表现为非西方国家对所谓西方的“普世主义”的反抗，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运动。
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强化了各个文化共同体内民族认同的构建。安德森将民族主义的演进史概括为美洲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官方民族主义和殖民地民族主义四波。[16]其中，第四波殖民地民族主义正是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殖民主义引发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另一面也激发了强烈的排斥性、迫害性民族(种族)运动。[17]在民族国家普遍建立的情况下，全球化激发的民族认同的后一种作用将会对国家认同产生排斥性，造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疏离，政治实践上则促成破坏国家统一的族群冲突、分离运动和种族歧视等政治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消极影响同时作用于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并非发展中国家所独有。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就曾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认同分离运动：[18]一是强调民族特征，抗拒区域化和全球化，以英国抵制欧洲一体化、法国抵制美国文化为典型；二是国内富裕地区强调自身的民族特性，形成富者“自我中心心态”，意图摆脱对其他地区的经济责任，1990年代南斯拉夫的分裂压力正是来自于较为富庶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三是国内族群认同以及环保、动物保护等“认同群体”的兴起，其中环保等社会运动群体并没有领土性主张，而是在现有政治框架中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权利。即使是一直稳定而强烈的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同样也面临着国内移民文化、非英语语言体系、非基督教信仰等文化因素的挑战。
行文至此，大有将民族国家认同危机全部归结到全球化之意。但事实上，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只是增加了民族国家治理的范围和难度，是认同危机的诱因和恶化的催化剂，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源在于民族国家自身治理的失效。杨雪冬将之归结为结构性、制度性和政策性三方面的治理失败。[19]笔者认为国家认同角度的治理失效主要从体制性失败—结构性失衡—文化价值失信—合法性危机四个层面逐次展开。
体制性治理是指调整和协调国内各类群体关系，获得国家权力合法性两方面的制度设计和实践。体制性失败主要表现为：一是由某些力量强大的群体主导群体关系规制的制定和实施，造成了制度本身不公正，侵害其他群体的利益，引发群体关系的紧张；二是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无法在制度上予以保障，或虽有制度规定而无真正的实践行为；三是市场机制引发政治体系结构和功能的分殊化，而政治结构的分殊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分化，从而使政治体制的功能弱化，导致公民对整个政治体制的不信任。
对于转型国家而言，现代化的过程伴随着社会流动加快和社会结构的分化。经济的发展扩大了收入的不均等和城乡的差距，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促进了新的利益群体形成，社会结构断裂，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社会矛盾滋生。“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20]当社会结构呈现出刚性稳定的状态时，现代化所伴生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将会爆发。社会结构的失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政企间的交换、[21]官商的合谋使弱势群体对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产生根本性的质疑，而既得利益集团则将国家作为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对国家并未形成价值性的认同感。
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和国家价值整合能力的强弱，将影响社会观念价值体系的重塑。在同质性社会中，民族国家普遍能够建立有效的文化整合机制促进各个群体的成员对国家的统一性认同。但市场经济活动、公民社会实践等因素促进了个体意识的觉醒，这意味着公民对国家政治制度重新认识、评价、控制甚至超越的观念和能力的形成。与此同时，主体意识的萌生促进了文化的世俗化，原有政治社会价值体系开始解体。国家权力持有者对文化价值变迁的应对措施往往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公民对原先的文化价值体系就会失去信任和忠诚。因此，当民族国家中整个社会的公民主体性地位和精神特质的理性化得到确立，原先的传统政治体制就会受到彻底性的质疑，公民将形成集体行动重构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在全球化冲击之下，任何国家都可能面临治理失效的困境，然而由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和成长阶段具有特殊性，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治理失效的具体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对于那些已具备现代性制度体系的早发国家来说，国家认同问题的解决已经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制度前提——基于公民权利基础上的政治体制，也具备了相应的社会心理基础：公民意识，相对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族裔认同来说，公民身份的认同及其制度保障更具有优先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早发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已经终结，全球化的入场，在解构民族国家体系的同时，更加剧了国家认同的危机，这使得这些国家的国家治理中，国家认同问题仍然任重道远。如何应对这一重大挑战，适时作出从政策到体制的适应性调整，构成了这些国家当前的重大时代命题，这也意味着国家构建问题在早发国家也没有终结。
而对许多依然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来说，面临的问题更加错综复杂：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持久的内在张力，极有可能使国家陷入体制性失败、结构性失衡、文化价值失信与合法性危机相互交织的治理困境。后发国家既面临着现代性的国家构建问题，又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问题。一方面是现代性国家的构建过程，一方面又是全球化对现代国家体系的解构过程；这双重历史进程共同交织展现在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同一历史图景之中，先天的制度缺失与后天的治理不足交错影响，使得后发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的解决更加步履维艰。因此，对于国家认同危机，无论是已具备现代性制度体系的早发国家，抑或是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其实质都是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认同危机已然是这个时代的客观事实，其本质是民族国家内部治理失败和全球化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发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则遭遇国内转型压力和全球化压力的交互影响，使其兼具了常态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特征。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的重构必须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着手，削弱全球化的不良影响，改革国内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提升良善治理的能力。其建构路径应遵循制度、利益、文化、共同体“四位一体”的框架，其中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是前提，经济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实现是保障，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的保护是内涵，超国家和亚国家共同体的国家整合是关键。
(一)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治理民主模式，构建国家认同的制度性前提
民族国家自诞生便与人民主权紧密联系，国家认同的根本在于保证公民对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人民民主，保障公民权利是构建公民国家认同的首要任务，也是国家认同其他建构路径的基本前提。
首先，建立公民身份和公民权的保障制度体系。保护公民身份和公民权是一国宪法制度的核心内容，进一步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关键的问题在于解放思想，通过妥善的体制和机制安排来激活和落实这些制度的功能，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
其次，探索以治理民主为代表的国家治理模式。基于行政权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公民权益的密切关系[22]以及后发国家政府主导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构建行政权主导的治理民主模式是实现公民政治参与和获取公民政治认同的主要方式，是当前具有高度可行性和操作性的人民民主与社会民生的实现方式。[23]
再次，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保障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特殊制度安排，为避免利益冲突造成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分离，就必须在法律法规层面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的国家机构建设，完善少数民族的人民代表选举制度，完善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制度，为民族政治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提供组织化和制度化的保障。
最后，我国政治体制最大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必须先获得人民的基本认同。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创新，完善执政方式，改善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方式，以党内民主实现人民民主，既是中国共产党获取人民拥护的主要途径，更是推进和强化人民认同，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的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升保障了国家整合功能的实现，强化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各族人民对国家和执政党的认同。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长期隐藏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物价水平不断提高，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因此，目前依然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生活质量的下降会直接影响公民的生活幸福感，促发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弱势群体的反抗意识，这是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分好蛋糕”：一是要大力发展社会民生，完善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工程，让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二是要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正义，通过税收等经济手段促进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三是发展和完善慈善事业，规范和助力社会慈善组织功能的实现。
2008年来的全球经济危机表明，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利益实现的前提，也是公民个体经济利益的宏观保障。因此，我国应研究和创新国家金融体系，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加强对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的规制和监控，在积极参与国家贸易往来的同时，提升应对全球性危机和货币战争等不良企图的经验和能力，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才能提供构建国家认同的利益性保障。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交叠共识在于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中西方主流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意味着发展民族文化，加强国家的价值整合尤为必要。民族文化是民族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是民族认同的主要内容。各个民族发展的差异导致了多民族国家内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促进了民族认同，但却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价值整合。因此，在尊重各民族、各地区多元文化的发展需求的同时，要通过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制度的整合，构建在民族认同之上的统一的国家文化认同。这首先需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国性的文化认同基础；其次需要培育基于公民权利和责任意识基础上的现代公民文化；再次需要改善国家的文化整合方式，主要包括丰富公民教育内容、创新公民教育方法、鼓励不同群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以缩小文化差异，还需要发展和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充分发挥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和作用等。
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非国家共同体主要有：民族共同体、国内社会组织等小共同体、国内地方区域性共同体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超国家共同体。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当汉族形成民族实体后，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特性，并深入到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建了相互联系的民族交往和渗透网络。而近百年来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历史演变而成的国族实体更强化成休戚与共的自觉的国族实体。[24]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祖先留给当代人有关国家认同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国家认同就是在中华民族的认同基础上构建起对国家政治结构的补充性认同。
对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超国家共同体，民族国家应正视这一客观发展趋势，扮演区域化一体化和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的积极角色，通过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对这类共同体产生影响，促使超国家共同体功能的转向积极作用，推进世界的发展与和平事业。全球化的应对别无他策，民族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国家构建，完善现代性国家制度体系，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才能积极地去防范全球化的风险，成功应对国家认同的新挑战。
注释：
[1]中国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中国人有关国家的观念呈现出 “从文化至上主义到民族主义”的特点，因此，西方语境的国家认同在中国问题的适用上不得不慎重考虑 “国族”、“民族”、“国家”等问题。姚大力：《变化中的国家认同——对中国国家观念史的研究述评》，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 (第17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6—148页。
[2]林震：《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
[3]吴鲁平、刘涵慧、王静：《公民国家认同的特点及其与对外接纳度的关系研究——来自ISSP(2003)的证据》，《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0年第1期。
[4]马得勇：《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外近期实证研究综述》，《世界民族》2012年第3期。
[5]如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认为美国的国家认同是以 “盎格鲁—新教”文化为核心的，因而视移民及其所带的族群价值观为对美国国家特性的挑战。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
[6]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99—200页。
[7]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吴新星：《行政体制改革动力的宪政经济学思考》，《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8]欧阳景根：《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制度性国家认同的实现机制》，《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9]Ross Poole，Morality and Modernity，London：Routledge，1991，pp.95-100.
[10]肖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1]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页。
[12]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13]托马斯·雅诺斯基、布雷恩·格兰：《政治公民权：权利的根基》，参见恩靳·伊辛、布雷恩·特纳主编：《公民权研究手册》，王小章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14] 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1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6页。
[1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章。
[17]张军：《全球化视域下的国家认同及其建构》，《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18]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 (下)，郑明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19]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0—103页。
[20]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38页。
[21]金太军、袁建军：《政府与企业的交换模式及其演变规律——观察腐败深层机制的微观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22]金太军等：《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监督机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8页。
[23]王浦劬：《论中国社会公共政治的形成与实现》，《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24]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