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都是民主派。并不总是这样。1918年宣称世界是民主的安全港之后，民主很快就退却了。到了1942年，全世界只剩下12个民主国家。但是自1945年和1989年以来，一直在不断退却的却是专制政府体制。如今在联合国195个会员国中有117个或者60%的国家被自由之家归类为选举民主国家。民主已经成为成功国家的更好治理方式，因为这些国家往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
但是，如果民主这么成功，为什么我们还对民主感到不满呢？为什么各地的民主似乎都处于危机之中，无法为公民提供所渴望的东西呢？大卫·兰西曼（DavidRunciman）在《信心陷阱》中认为，这是因为民主总是这样，它不可避免地令人失望。每次民主进入新的危机，朋友就会感到绝望。民主竭力要迎接挑战和控制事态发展。而习惯于正常政治的琐屑危机的政客在真正的危险到来时，常常缺乏辨认出危机的能力。而对于真假危险，媒体都会给予同样耸人听闻的大标题。不过，羡慕民主的人看来，民主仍然是普遍而高贵的理想。正如斯蒂文·贝勒（StevenBeller）在其通俗易懂的新书中所说，民主是“唯一能够把全体国民包括进来参与政府管理的政治传统，同时能保护每个公民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的自由。”但是，在自柏拉图以来的诋毁者看来，民主是最不能引起敬重的国家治理形式，因为迎合民众欲望、缺乏智慧、无法做出艰难的决策、不能面对难堪的真相。民主缺乏目的和一致性，其思考绝对是短期的，没有分寸感，只知敷衍和糊弄，经常被危机、恐慌、狂热和时髦潮流所困扰。民主政府中常常出现无知、愚蠢、丑闻和失败。若把国家大船委托给眼光敏锐头脑清醒的独裁者就可能好得多，若委托给贵族，即便不是天生贵族至少是知识贵族，那就更好了。重新让最优秀的人管理国家，政府就可能再次拥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能感受到自己是命运的主人。
大卫·兰西曼没有对这种诊断提出不同看法，但是他认为该诊断不完整。他的起点是认为贵族政府比民主政府更优越的托克维尔（Tocqueville），此人在游历美国后逐渐认识到民主比“外表看起来更好。”民主的弱点很明显，但它的优势往往被掩盖了起来。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认为民主之所以优越是因为它建立在理性和透明的基础上，但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真正的力量在于它的信仰，即对未来和进步的信仰。因为民众相信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民主承诺，因而民主作为治理形式具有弹性。虽然可能有一再出现的政策错误和挫折，无休止的敷衍、僵局和困惑，但只要人们仍然相信自己和未来，就总能纠正错误，把烂政客赶下台，选拔新人上去。托克维尔注意到普通美国人对政府和宪法的态度充满信心，这是民主之所以强大的理由。但与此同时，民主产生了一个陷阱。美国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和美国社会能继续取得进步的观念意味着美国人几乎把焦点全部集中在眼前关心的问题上，根本没有思考长远的挑战和危险。他们不关心大量错误是怎么产生的；盲目相信错误总能得到纠正。托克维尔诊断出这是民主政府的永久品质，并解释了民主的无能和在公共政策方面常常在冲动性和随波逐流之间徘徊。民主国家往往过快地采取行动，不能看透形势。他们永远在改变主意，永远在引入新政策、新花招，然后重新陷入无所作为和惰性之中。他们常常在某个时刻过分自信和莽撞，在另一个时刻又陷入僵局和随波逐流的状态。
兰西曼通过考察了民主面临考验的七个危机年份来阐明这种信心陷阱：1918年、1947年和1989年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友取得胜利的战争的结束，并试图创造民主的和平；而1933年、1974年和2008年标志着现代时期三大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最关键时刻；古巴导弹危机的1962年是冷战期间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对比民主和危机的历史，而主要是评论美国民主如何度过现代社会的危机而幸存，并把民主观念推销到全世界。托克维尔的分析仍然对美国有相关意义，但对其他民主国家来说，相关性就差一些，因为这些地方对进步和未来的信心更弱一些，他们运用权力的能力更小些。
兰西曼的书充满了新鲜的观点、吸引人的悖论和阐述老问题的新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思想史，一方面吸收了公共知识分子有关民主的现代辩论，参加辩论者有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乔治·凯南（GeorgeF.Kennan）、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另一方面也有对民主社会的政治领袖问题的部分分析，这是通过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总统做出的决策及其运作所遭受的限制而展开的。兰西曼的公共知识分子往往都是民主的批评家，常常站在共和派的立场看问题。比如哈耶克和凯南都希望民主比从前更好，也就是在共和国中的情况，其中所有公民都参与并为以他们的名义做出的决定承担责任：“凯南希望民主国家赢得冷战胜利，因为它显示出对抗所需要的纪律。哈耶克希望把多数派力量搁置不用的民主赢得胜利。”但两者都失望了。哈耶克敦促民主像被绑在桅杆上的尤利西斯一样不受社会主义塞壬歌声的诱惑。但是他忘记了虽然尤利西斯不能为自己松绑，民主却一直可以，否则它就不是民主了。
共和党人对民主实践一再感到失望的一个理由是本杰明·康斯坦丁（BenjaminConstant）的远见，即复活古代自由却忽略现代自由本质的尝试，因为现代自由优先考虑个人追求而不是公共参与。但是，康斯坦丁仍然感到担忧的是，如果公民陶醉于私人的快乐，可能就没有人来捍卫能够保住这种自由的秩序了。公民不关心公共事务和被突然的干预狂热点缀的随后政策波动，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深层结构。后果之一是在所有现代民主中，很多政策决策过程已经被转移给非选举的机构，其中许多成员不再对国会负责。李普曼在1973年得出结论说，民主已经证明是个令人怀疑的实验，更喜欢安插强势的、集权的、有科学头脑的领导来应对在复杂的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制订政策的要求。但这种领导如何取得合法性、如何被问责和控制仍是一个问题。
哈耶克敦促民主像被绑在桅杆上的尤利西斯一样不受社会主义塞壬歌声的诱惑。
这些趋势中的许多让还没有丧失对民主或进步的信心的斯蒂文·贝勒感到吃惊，他的书的结尾是激动人心的呼吁---即扩展和加深民主，不仅在国内而且要扩展到全球。他辨认出需要警惕的很多危险，包括欧洲的排外民族主义和美国的茶叶党，但令人好奇的是，他认为我们应该支持民主因为它是意识形态色彩最少的政治，不过接着又把民主描述为自由进步意识形态是其核心要素。从兰西曼的角度看，贝勒是在宣称，当人们能控制自己命运，能决定自己是谁和应该集体做什么的时候，民主能够带来真理时刻。但在兰西曼看来，这纯粹是幻觉。观点、利益和知识过于分裂，无论是选举还是议会投票或危机都清楚说明民主意义的终结。相反，存在没完没了的叙述，没完没了的对抗，其中包括茶叶党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才真正代表人民。
无论对共和党人和民族主义者来说是多么令人失望和沮丧，现代民主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里说的当然是美国民主。在过去一百年里，美国经受住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冷战和三大经济危机的考验，这让美国民众对美国人的命运有着坚定的信仰。这是为什么美国民主而不是其他任何民主容易落入信心陷阱的原因。美国已经糊弄过去了接连出现的重大经济危机，并在迎接专制国家竞争者的挑战方面取得了胜利。但兰西曼警告说，敷衍糊弄到在现在为止还奏效并不能保证它永远奏效。有利的环境和好运让美国维持运行轨道，承受住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冲击。但是，由此带来的信心可能导致我们犯下致命的错误。
连续的成功可能带来系统性的失败，如果出现一个无法通过修修补补和糊弄来对付的议题如气候变化。等着危机真的变得严重时再动手的战略在过去一百年美国遭遇的其他危机中都给美国带来了利益，虽然差距有时候很小。足以激发人们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危机真的到来时，恐怕已经太晚，根本来不及行动了。我们似乎很少有希望能说服民主国家现在做出充分的牺牲来对付多数公民还没有感受到的即刻威胁。大卫·兰西曼感到悲观的是，民主不可能改变。如果民主在未来要继续存在的话，就需要有很多好运。但是，即使民主没有告诉我们真正改变环境和主宰自己命运的很多希望，但仍然比其他任何选择的希望更多些。所以，我们仍然相信民主。
作者简介：
安德鲁·甘波尔（Andrew Gamble），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著作包括《欧美之间：英国政治的未来》2003年、《盛宴中的幽灵：资本主义危机和衰退政治》2009年。
本文评论的书：大卫·兰西曼《信心陷阱：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民主危机的历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斯蒂文·贝勒《最重要的民主》（霍德和斯托顿出版社）
译自：Disappointed democracy by ANDREW GAMBLE
http：//www.the-tls.co.uk/tls/public/article1400280.e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