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多标准看，世界从未变得更加民主。基本上每一个政府都是言必称民主和人权。尽管选举可能并不自由和公正，但大规模操纵选举很少见，只有男人、白人或富人参与的选举也早已成了历史。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全球调查表明自20世纪以来，“自由”国家的比例在稳步增加，已故哈佛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将这一趋势称为民主的“第三波”。
民主范式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全世界其他地区的扩散也许是全球化最重大的好处。但民主也不是只有优点。今天的民主政府表现得十分平庸，未来也颇可质疑。
在发达国家，对政府的不满来自政府无力提供有效的经济政策实现有效的增长和包容性政策。在历史较短的发展中民主国家，无法保证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造成了进一步的不满。
结合了少数服从多数和尊重少数派权利的真正的民主需要两套制度。首先是代表（representation）制度，如政党、议会和选举制度，这样才能引出人民的选择、让人民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其次，民主需要约束（restraint）制度，如独立的司法和媒体，以保证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并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没有约束的代表——即没有法治精神的选举——只能带来多数人的暴政。
从这个角度讲，民主——许多人所谓的“自由民主”——只有在工业革命引起民族国家的出现和群众剧变和动员后才可能发生。因此，许多自由民主的最老牌实践国目前正在经历自由民主的危机并不令人惊奇，这只是民族国家发现自己身处压力中的反映。
对民族国家的攻击来自上层和下层。经济全球化让国民经济政策工具不再效果显著，也削弱了增强社会包容性的传统转移和再分配机制。此外，决策者往往以（实际的或想象的）来自全球经济的竞争压力为由为其对群众要求反应不力开脱，并以同样的借口实施不受欢迎的政策（如财政紧缩）。
一个后果是欧洲极端主义组织的崛起。与此同时，地区分裂运动——如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渐成气候，寻求独立，挑战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不管做得太多还是做得太少，许多国家的国民政府正在面临代表危机。
在发展中国家，约束制度失灵的情况更加常见。通过选票箱问鼎权力的政府常常会变得腐败和渴望权力。它们会复制它们所取代的精英治国制度，抑制言论和公民自由，阉割（或绑架）司法。结果是所谓的“不自由民主”或“竞争性极权主义”。委内瑞拉、土耳其、埃及和突尼斯是比较著名的最近的例子。
当民主无法从经济上或政治上实现时，或许你就可以看到有人会寻求极权主义了。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将经济政策权授予技术官僚机构以使其免于“乌合之众”几乎永远是更佳选择。
拥有独立央行和财政规则的欧盟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在印度，商人对中国羡慕不已，祈愿印度领导人能够像中国领导人那样坚决果断地——即更独裁地——解决印度的改革挑战。在埃及和泰国等国家，军事干预被视为结束当选领导人担责不力的必要的权宜措施。
这些独裁应对措施说到底是自我毁灭的，因为它们深化了民主的弊端。在欧洲，经济政策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民主合法性。这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实现：大大加强欧盟层面的民主审查和问责，或者增加成员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自主性。
换句话说，欧洲面临着在更多政治联盟和更少经济联盟间的选择。这一选择拖延得越久，民主受伤就越深。
在发展中国家，军方对国家政治的干预破坏了民主的长期前景，因为这阻碍了必要的“文化”的发展，包括互相竞争的公民组织之间的节制和妥协。只要军方继续充当终极政治仲裁者，公民组织的战略就会一直以军方而不是彼此为核心。
有效的约束制度不是一夜建成的；当权者或许永远不想建立这一制度。但如果我有可能被选票赶下台、让反对派上台执政，这样的制度可以保护我在日后免受其他人的折磨，正如制度现在保护他们免受我的折磨一样。因此，强烈的持续政治竞争预期是不自由民主逐渐转变为自由民主的关键先决条件。
乐观者相信新的治国技术和模式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让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民主成为明日黄花。悲观者担心今天的自由民主无法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等以蛮横的现实政治为指导原则的不自由国家所造成的外部挑战。无论如何，民主想要有未来，就必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