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经济发展不仅仅意味着GDP增长。中国现在知道，增长和发展并非有此即有彼的关系。除非中国领导人改革增长战略以刺激技术进步和制度转型，否则高收入将仍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人口国可望而不可及的成就。
平心而论，中国的增长战略——受基础设施、低成本制造业出口大规模增长和技术转移推动——已经带来了可观的结构变化。随着劳动力和资本从低生产率部门和地区转移到高生产率活动去，资源配置也变得更有效率，真实工资有所增长，经济结构也获得了升级。
但让一个穷国步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增长战略是无法继续执行同样的增长战略让这个国家实现高收入的。事实上，有许多国家，其领导人没有认识到增长战略的约束条件并给予足够的激励鼓励新战略，结果导致经济陷入停滞，受困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也许这一规律最令人瞩目的例外就在亚洲，四个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通过改变增长战略成功地应对了外部危机和挑战。对中国来说，其步入中等收入行列前的增长战略一直效仿以上四个经济体，现在也迫切需要类似的转变。
已故的耶鲁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在近20年前观察道，成功而可持续的发展的关键是“避免思维僵化”。对中国决策者来说，这意味着认识到必须在一些作为中国经济过去增长基础的基本思维形成顽固惯性、破坏中国发展前景之前抛弃它们。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对出口战略的可能的长期依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几乎所有增长战略都可以归结为贸易战略。但中国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存在极限，并且已肯快靠近那个极限。除非很快采取变化，否则作为这一模式的基础的外汇机制和资本管制将会变得过于根深蒂固，调整的机会窗口也会错失。
另一个风险是中国领导人可能继续推延开放服务部门的措施——包括金融、保险、批发和零售贸易、物流等诸领域——以期经济能继续依赖制造业。开放服务部门的措施很难赢得支持，特别是与旨在提振制造业的政策相比，因此服务部门的自由化和开放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决心。在这方面，日本曾经欲开放服务部门而失败，结果掣肘了其调整经济结构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局面的能力，这给了中国所急需的鞭策。
阻碍未来前景的最后一种思维是政治转型会破坏社会秩序。东亚经济体给发展中国家留下的主要智慧之一是经济发展会导致政治制度转变，而不是相反。
比如，在中国台湾和韩国，二战后的威权政府创造了过渡性制度安排来刺激GDP增长，以此弥补法制的不足。在这方面，中国拥有巨大优势。相反，政府能力不够强的国家很少能够成功步入中等收入行列。
但是，顾名思义，这些“过渡性”安排无法永远持续下去。中国依赖这一安排已逾35年，现在必须接受法制精神，建立能够刺激服务部门自由化、保护知识财产权利、成为竞争性市场经济制度基石的可靠而独立的司法体系。
简言之，中国后续发展的最大风险不是危机，而是政治领导人和知识精英有没有认识到扬弃到目前为止一直成功的增长战略的必要性。事实上，危机或许利大于弊，因此警告近几年来的信用高速扩张可能引发债务危机，或者房地产部门眼看就要崩溃或许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令人担忧。
在理想状况下，这样的危机并不需要。在这一情形中，中国经济从2008年开始减速，这可以视为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增长危机，已足以迫使中国领导人将注意力从支持两位数的年GDP增长率转向重组经济结构。
事实上，关于降低中国的出口依赖、开放其服务贸易、吸引更多外资投资于服务部门以及加速汇率、利率和跨境资本流自由化的问题似乎已经有了共识，去年的上海自由贸易区试点就是明证。此外，在去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人承诺要让市场在决定经济结果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迈向正确方向的步骤。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在仍然来得及的时候兑现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