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是世界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政府组织之一。美国中央银行控制着美元的供给，目前还对短期和长期借贷利率施加着巨大影响。此外，尽管美联储要为导致2008—2009年全球经济几乎崩溃的监管失责承担部分责任，但危机后的改革让它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和监督金融体系的责任。
这一结果令人担忧，因为美联储高级官员似乎正在回归2008年前的老路，忽视对危险的金融业行为的担忧——甚至在这些担忧来自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时也是如此。这不光不是一件幸事，而是十分危险，因为美联储的政治处境要比其领导层所认识到的危险得多。
在许多国家，政治右翼一直是央行支持者的大本营。比如，在北欧，欧洲央行的独立性被视为价格稳定的关键——而右翼政客通常对这一目标尤其看重。
美国并非如此。在美国，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长期以来都对美联储持怀疑态度，他们反对强势联邦政府，而对金本位时代充满怀念（特别是1913年美联储成立前的金本位）。今天的美联储身处左翼（民主党）的卵翼之下。
比如，最近我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一次立法听证上做了陈词。这项立法有共和党提出，旨在更大地限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监管权力。众议院民主党反对这一法案，邀请我出席作证。我在陈词中解释道，在我看来，该法案所提出的约束会极大地妨碍美联储的效率——包括其帮助经济回归充分就业和防止金融体系再次滑向失控的能力。
在当前环境下，民主党势力足够强大——控制着参议院，总统也是民主党——能够抵挡住共和党的攻击。因此，美联储和白宫高级官员相当自信地认为不会发生破坏美联储独立性的重大改变。
我并不那么笃定。主要问题是美联储没有干净利落地充分实施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Dodd-Frank）金融改革的关键内容。
比如，多德-弗兰克立法明确规定，所有大型金融机构都应该写好有意义的“生前遗嘱”——写清楚如若它们再次出现资不抵债情形应该如何倒闭而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援助。
写好“生前遗嘱”并不是一项选择，而是多德-弗兰克立法的要求。但是，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在其概括金融改革图景的最近讲话中几乎对这一要求只字未提。
费希尔似乎更想依靠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解决能力（resolution powers）。FDIC被授权接管倒闭的金融机构，人们预期它会以不引发全球恐慌的方式让债权人接受损失。（我是FDIC系统解决方案顾问委员会成员，但我并不负责该机构的计划或可能的行动。）
不幸的是，按照目前的结构，FDIC的解决能力不可能起效。它不能跨境生效，大型复杂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损失吸收资本，大银行控股公司的融资结构也非常危险。
美联储高级官员强调说，与过去相比，目前大银行更多地依靠股本为自己融资。但FDIC副主席托马斯·霍尼格（Thomas Hoenig）编制的全球资本指数（Global Capital Index）表明美国最大银行债务融资比例仍高达95%。在如此高的杠杆下，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偿债能力恐慌。
但是，尽管包括参议院民主党在内的各方已在表达负责任的担忧之情，美联储仍然忽视这些影响深远的问题。费希尔在其最近的讲话中将所有这些问题一笔带过——他向听众保证，放任股本水平极低（因而杠杆水平极高）的超大金融企业继续存在有其巨大的社会价值。
这着实令人失望。这对经济来说极其危险，也影响到未来美联储采取必要行动的能力。
在最近的采访中——包括《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采访——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至少表达了对金融行业行为以及大银行脆弱性的总体顾虑。但除非美联储根据这些顾虑采取行动——包括落实要求大金融机构写好有意义的“生前遗嘱”——否则其独立性将遭到巨大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