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及其银行家被禁止偿还债务以履行与该国债权人达成的债务重组协议，除非拒绝该协议的7%债权人获得足额偿付——美国最高法院支持的情况看，这一判决可能无法推翻了。尽管我们大可不必为阿根廷哭泣，但这一有利于顽固坚持的判决对全球金融体系来说是一个坏消息，也让重组主权债务的国际机制发生了倒退。
为何同情无法偿付债务的发展中国家如此困难？首先，2001年，阿根廷单方面对其全部1,000亿美元债务违了约，而不是与债权人协商新条款，这是颇为反常的。2005年，阿根廷政府终于拨冗参与债务互换谈判时，它几乎可以任意指定条件——70%的“剃头”（haircut）。
在此间的十年中，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兹·基什内尔及其已故丈夫兼前任总统捏斯托·基什内尔实施了一系列糟糕透顶的经济政策。中央银行和统计部门的独立性遭到了严重破坏，比如，费尔南德兹强迫采取了严重低估通胀率的消费物价指数。契约被恣意破坏，外资公司被国有化。而当主产农作物全球价格飙升为阿根廷提供了提振产出、增加长期不足的外汇收入时，费尔南德兹又给大豆、小麦和牛肉出口施加了沉重的关税。
也许会有人反驳说，起诉阿根廷的顽固坚持对冲基金也不值得同情。许多这样的基金被称为“兀鹫基金”，因为它们以深度折价从原始债权人手中购买债务，期望通过法院裁决斩获丰厚利润。
但阿根廷债务案的问题关税或被告的道德失当没有关系。问题在于该案为解决未来国际债务危机所树立的先例。
对最新判决的最常见反应是支持顽固坚持。毕竟，法官只不过是在强制执行初始债券中所包含的法律契约，不是吗？据说美国总统柯立芝这样评价美国对一战协约国的贷款：“它们租用了钱，不是吗？”
要是世界如此简单就好了。要是一致执行所有贷款契约的明白条款的机制足够实用、值得追求就好了。但我们早就认识到需要依靠程序重写极端情形下的贷款契约条件。
比如，1856年英国合股公司法（Joint Stock Companies Act）规定了公司的有限责任原则。自十九世纪以来，卖身契和债务人监狱也变为非法。个人和公司可以宣布破产。总有债务人无法偿还的时候。
而对于公司破产，我们已经意识到，在糟糕的法律体系中，本可以存活的工厂倒闭，而资产在昂贵的法律扯皮中灰飞烟灭，所有人——管理者、工人和股东——都遭受损失。而良好的法律体系让招聘和生产在经济活动仍然可行时能够继续；以有序的、能被总体接受的方式分割剩余资产；并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和尽可能高的效率做出决定，同时通过让管理者、股东以及——如有必要的话——债权人承担代价，以阻止未来的不审慎行为。
在国际层面不存在这样一个法律体系。有人认为这一真空是国际债务体系的主要难点。雄心勃勃的解决方案，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属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 Mechanism，SDRM），总是陷入政治障碍。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质步骤一开始逐渐将体系推向正确的方向。在肇始于1982年的国际债务危机中，IMF国家调整计划与通过“自愿”合作贷款展期进行的债权人“自救”（bailing in）双管齐下。最终，人们意识到是债务积压制约了拉丁美洲的投资与增长，债务人和债权人都受到了伤害。
此后处理新兴市场危机的计划都有类似的国家调整和“私人部门参与”结合。总的来说，如果投资者可以接受“剃头”，自愿债务交换是有效的。
2001年阿根廷单方面违约后，许多投资者更加认清了需要事先明确允许不太极端的替代方案，因此在债务契约中引入了所谓的“集体诉讼条款”。如果债务人陷入麻烦，根据集体诉讼条款，如果绝对多数债权人（通常在70%左右）形成协议，就可以进行债务重组。这样一来，少数派就受到了协议的约束。
这些实质步骤促成了宽松的债务重组制度。诚然，它的缺陷仍然很多。重组往往来得太晚，提供的纾困也不足以重塑债务可持续性。但它多多少少是有效的。相反，美国法院裁决囿于狭隘的执行书面契约本能，破坏了未来债务危机协商重组的可能性。
阿根廷的时间到7月底为止。如果不能偿付所有债务，它就有可能被迫对所有债务违约。更有可能的结果是它设法向顽固坚持者提出比被其他债权人所接受的更有吸引力的建议。无论哪种情况发生，未来自愿债务解决方案都会更加难以达成，债务人和债权人都会因此蒙受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