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主主义主张人民做主，强人政治往往被视为专制独裁的负面现象；儒家民本主义强调为民做主，强人领袖往往被奉为拯世济民的正面英雄。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常被世人称为“强人”，其本人对此回应说，他极力维持稳定和一贯的政策路线，才获得这种成果，如果这样做使他获得了强人的头衔，倒也无妨。李光耀认为，处于特定情境下的国家与社会往往需要强人。1990年，李光耀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专访时曾就中国的前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只有邓小平提拔一个强人上台，能在他身后成为不争的第一号人物，有能力管理中国之后”，中国才有乐观的前景。李光耀说：“中国是个不寻常的国家，正处于经济和政治变化异常迅速的不寻常时期。他们需要一个坚强的人物，能受到领导干部和人民尊重，处事灵活又能变通，能说：‘这样做走不通，让我们试试新办法。’”在李光耀看来，领导人必须公正、公平、强势。他不认为华人想要一个弱势的领导人。
强人政治表现：面带微笑但手里挥舞大棒子
李光耀十分赞赏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的一句话：“以温和的语气说话，但手上却握着‘大棒子’。”所谓“大棒子”，可以理解为强硬的政策和举措。李光耀说，不管领导人的作风如何，所有的领导人都面对这样一个主要问题，即如何确保他们所作的最后决定受到尊重、被接受和付诸实行。因此，任何领导者都应该有一根大棒子。
1990年，李光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会发表演说时，比较详尽地阐述了他的“大棒子”理论。李光耀认为：“在动乱或革命的局势里，领导人必须是一个好人，同时也必须是一个强硬的人。就像罗斯福总统在1901年所说的，‘以温和的语气说话，但手上却握着大棒子’。也就是说，软硬兼施。在局势安定的时期，领导人可以有所选择，他们可以采取温和的态度，而让身边的部长和助手持着大棒子。”接着，李光耀列举了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有关人物和事例，引经据典地对此加以阐释：马来西亚前首相东姑常常语气温和，但人们都认真地看待他所说的话，因为他们知道在他背后还有副首相和内政部长，他们两个人都替东姑持着大棒子。印尼前总统苏哈托说话的语气比东姑还要温和，但和他见面的人都不会怀疑他具有坚强的个性，他虽然举止温和，面带笑容，但却坚决果断。他手里不必握着大棒子，因为他的主要部长和武装部队首脑不会允许总统的决定被人藐视。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的坚强个性有所不同。他时不时故意说得大声一点，而他的政治对手也发现他像马来武术师傅一样，手上挥动着棒子。相反，由于菲律宾发动第一次政变的领袖没有受到大棒子的对付，而是被从轻发落，因此，尽管阿基诺夫人在面对另五次想要推翻她的政变时语气坚决，有时甚至相当严厉，但是，谋反者并不相信她身边的人所持的棒子足以给予他们真正的打击。由于他们不担心会有大棒子，所以，发生另一次政变的危险仍然存在。
强人政治举措：敢于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
新加坡第二代总理吴作栋曾把“新加坡式民主”称之为“托管式民主”，即“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一旦在选举中受委托以负责看管人民的长期福利时，它就以独立的判断力来决定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以此作为它的政治行动的根据。实际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从来就不是由民意调查或人民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在执行正确的长期政策时，有时难免会收到‘良药苦口’的反应。但是，正因为新加坡采取了这种‘托管式民主’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虽不讨好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政策”。
新加坡政府强制改变新加坡分族聚居的状况，就是一项“良药苦口”的举措。过去，新加坡不同族群分族聚居，一方面造成了种族之间的隔膜，不利于不同族群的交流沟通；另一方面，分族聚居致使马来族群被孤立，并产生不满情绪，因为其聚落之处大部分是萧条地带，长年下来逐渐变成了贫民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拆除旧房、建设新居之后，规定用抽签的方式选择组屋，以便把各族居民打散。否则，要是问甘榜景万岸的老百姓，愿不愿意迁居到别处，他们一定会说不，即使非迁居不可，他们也宁可找同族人聚居。而到大成巷去问那儿的海南岛人：“你愿意跟马来人做邻居吗？”答案一定是不愿意。
当然，抽签选房的措施也不能一劳永逸，一旦屋主把现有的组屋卖掉，能够购买任由自己选择的转售组屋时，同一族群的居民要不了多久便开始重新聚居。为此，人民行动党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于1989年为同座组屋各种族居民的比例设限：马来族25%、印度族和其他少数种族13%，一旦达到上限，少数种族家庭就不能再申请购买同个邻里的组屋单位。这一举措有效地遏止了种族分族聚居的态势。李光耀说：“人民无法决定，而领袖必须作出决定。如果我们没有进行这些工作，我们会有今天吗？”有人指责李光耀“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李光耀的回答是，假如自己不这样做，今天就不会达到这个成就，而会继续停留在一个杂旧的新加坡。
强人政治原则：明确地设下“超越范围”的记号
强人政治强调对损害其职位权威的言行给予坚决反击。1994年，新加坡女作家林宝音在《海峡时报》发表的两篇评论文章中对吴作栋进行了批评。文章认为，吴作栋已经从与民协商的开明作风转向从前的由上而下的决策作风。吴作栋提出的部长薪金应同私人机构挂钩的建议，正是旧式决策作风的例子。文章认为吴作栋太顺从李光耀，“好像不是他在领导这个政府”。针对上述批评，吴作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从亚洲人的角度来看，一国总理的威信是不容破坏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些人对总理作出轻视和嘲讽的批评，如果不加以制止，时间一久，将会逐渐损坏人们对总理权威应有的尊重。他说：“当我的权威受到错误的批评或破坏时，我必须纠正它。如果我不作出纠正，这种论调将流传开来。所以，我必须以坚决的语调，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
针对林宝音的文章中关于吴没有主管政府的批评，吴作栋的新闻秘书在《海峡时报》上给予了答复。答复指出，在内阁里，吴作栋总理是鼓励集体领导的。总理会参考李资政的经验和判断，其他内阁成员也会参与任何重要政策的最后决定，但是最后决策并非由李资政或其他部长决定，而是由吴作栋总理决定。答复说，吴作栋总理将保留与民协商国策和接受舆论监督的政治作风，他将尽量让国人针对影响其自身生活的课题发表意见。但是，总理必须在听取意见后，考虑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作出决定。总理不能被少数和反对政策的人所左右，必须领导群众，不能因为要显示协商作风而迁就受欢迎的政策。
在吴作栋作出反应的第二天，林宝音亲笔给吴作栋写信道歉说：“如果我的文章给您带来困扰的话，我谨此向您表示歉意。实际上，我对您及您的政府非常尊敬和尊重，我所写的两篇文章也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吴作栋收到道歉信后也给林宝音写了回信。吴作栋认为，林宝音严厉地批评他的治国方式和他在内阁的地位，以及对他提出的部长加薪是出于自私动机的批评，会让读者误以为批评是正确的。他认为，读者在阅读林宝音的评论文章时，绝对不会认为林宝音是基于“尊敬和尊重”政府的出发点而写这篇文章的。他对林宝音的评论文章作出反应，目的是让新加坡人知道政府开明和协商的限度。他说：“我必须明确地设下‘超越范围’的记号，这样一来，所有的新加坡人就可以知道开明和协商的限度在哪里。”他强调，他所谓的开明和协商，并不意味着作为一国总理及其政府的威严可以让人通过媒体有系统地蔑视和破坏。
一个国家需要强大的政府来领导人民摆脱困境
强人有如家长，强人政治的本质是家长型控制。《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十分准确地揭示了家长型控制的涵义：“现代使用中对家长型控制这个术语，通常是指为了更好地实现人们的利益而限制他们的自由的一些法律和公共政策。在这个意义上，其范例如禁止人们买廉价但不安全的产品的消费者安全保障法，以及限制人们消费容易上瘾的药品、烈酒和烟草等有害物品的禁绝主义政策。”实际上，家长型控制具有两面性。对此，自由主义也存在着两种立场。
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反对家长型控制。他们将政府视为“必要的恶”，政府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没有政府将陷入没有秩序的混乱也即更大的“恶”中，但政府毕竟是“恶”，因此，必须将政府的权力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从上述认识出发，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家提出了“最好的政府，最少的干预”的观点，认为政府的角色相当于“守夜警察”。按照“守夜警察”的角色定位，政府的为政之道当然是“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利除弊”。
另一些自由主义者则一定程度上赞成家长型控制。他们认为，政治的目的在于为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幸福，国家应是积极的为民造福的“社会服务机关”。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就必须从“积极”的角度“强化”政府，强调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李光耀声称自己是“介于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自由主义者”。他说：“‘自由主义者’的经典意义是指我并不固定于世界上或社会中的任何一种理论。我务实。我愿意面对问题，然后说，好吧，什么是能够克服困难，最让人称心如意以及为最多人带来安乐的方法，你怎么叫它都行。”按照上述理解，李光耀是第二种类型的自由主义者。他指出，一个国家需要强大的政府来领导人民摆脱困境。以日本为例，自民党在过去30多年的执政时期保持了强大政府的地位，因此它能领导日本从一个战后的废墟走向工业强国的道路。然而，也正是由于自民党最终因贪污等丑闻下台，取而代之的是联合政府，导致其无法采取严厉和果断的政策来促使日本经济全面复苏。如果日本人民不能选出强大的政府，问题将更加严重。此外，泰国也因不断更换政府而无法维持强大的政府，否则泰国的经济表现将比目前强40%到50%。反之，由于苏哈托总统和马哈蒂尔首相所领导的印尼和马来西亚政府是强大的政府，便能实行果断和严厉的政策，从而促使国家取得可观的增长。
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为60.14%，成为新加坡1965年建国以来历次大选的最低。反对党则史无前例地赢得一个集选区，共获6个议席，创下了建国以来反对党赢得议席的最高。它标志着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随着选民诉求和心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安于现状，而要求更多的参与、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的政治结构，以及更多的政治上的制衡。面对上述情势，人民行动党正放柔身段，与时俱进。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加坡三代领导人的领导风格也在发生变化，第一代总理李光耀是家长式，第二代总理吴作栋是兄长式，第三代总理李显龙是朋友式。当然，朋友式领导并不是不要权威，现在，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正在“包容政治”与“果断政府”之间拿捏平衡。前者要求更多民主和不同声音，后者要求更多权威和雷厉风行，解决的方法应该是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不过这一平衡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适时而中，是一种动态平衡。
（作者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刘梦楠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