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资源、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与价值观的总体构想。一般而言，国家安全战略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国家生死攸关的安全利益何在？对这些安全利益的威胁与挑战是什么？如何才能最佳运用国家的各种战略资源消除威胁、维护国家安全？由于国家安全战略关注的焦点主要是涉及国家生存的安全问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国家安全战略就是优于国家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军事战略或文化战略的国家大战略。
利益和价值观一直是美国制定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两个重要支撑点。
冷战期间，美国的国家大战略是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和向全球推行民主价值观。此时，苏联是关系到美国国家生存的最大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主要是围绕着对共产主义苏联的“遏制战略”和推行民主价值观展开的。欧洲是美苏对抗和争夺的主战场，非洲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但也只是辅助美全球战略实施的边缘化地区。美国在非洲没有大的战略利益。其非洲政策的立足点主要集中于获取非洲矿产资源并阻止共产主义国家在非洲主要国家获得军事基地和建立垄断势力上，因而美国对非洲的介入是非常有限的。同时，这种有限的介入又与美苏全球争霸的态势紧密相关。冷战时期美国非洲战略的实施可根据美苏全球争霸的进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
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北约盟国在非洲的殖民体系迅速瓦解，非洲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的政治家们惊呼非洲已经成了世界上变化最迅速的地区，今后它“会严重影响美国的未来”。①因而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开始，便逐步给予非洲较多的关注。
1958年，苏联外交部建立一个专门负责非洲事务的机构，加快进入非洲的步伐，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年，根据副总统尼克松的建议，美国国务院设立了第一个由一位助理国务卿领导的单独的非洲司，加强与苏联在非洲的争夺。此后的十余年，美国基于自己在全球争霸中的优势地位，加大对非洲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渗透。
美国曾派出多个政府和国会代表团访问非洲，一方面对非洲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制定新的政策，以应对迅速变化的形势；另一方面也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建立联系，扩大美国的政治影响。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访问突尼斯和摩洛哥。几位在任的副总统尼克松、约翰逊、汉弗莱也曾先后访问非洲二十几个国家。肯尼迪当政时期则重视邀请非洲国家首脑访问美国，在其执政的三年时间里，共邀请26位非洲总统和总理访问白宫。美国在非洲的外交机构、与非洲国家签订条约的数量都迅速增加，美国驻非洲的大使馆从1959年的6个增加到了1965年的34个。同非洲国家签订的条约和协定由1955年的20个增加到1965年100个。
军事上，美国积极扩展其在非洲的影响。美国在埃塞俄比亚的卡格纽军事基地新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高频率无线电中继站和情报收集中心；并向亲美的埃塞俄比亚皇朝提供军事援助，帮助其镇压皇家卫队司令门格斯图的政变，稳定其在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政治、经济利益。1959年，美国与利比里亚签订了美国与非洲国家的第一个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共同防御协定，将利比里亚进一步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美国还同摩洛哥秘密达成协议，在西迪叶海亚保持一个大的海军通讯中心，在盖尼特拉一个隐蔽的海军基地派驻1700人的战斗部队。美国的军事渗透深入到了突尼斯、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群岛等国家。经济上，对非援助显著增长，1963年美国对非经援达到4.77亿美元，比1956年增长了20多倍。美国对非经济援助占美国向全世界所有受援国提供的同类援助的比重，也从1953－1956年的每年只占1%，提高到了1961－1963年的每年均在10%以上。经济援助的范围从传统的北非国家，扩展到了尼日利亚、刚果(金)、加纳、苏丹、索马里等国家。
这一时期，美国通过加大其在非洲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存在，加强同苏联在非洲大陆的争夺。在加纳和几内亚问题上，美国对苏联都采取了积极的遏制政策。在加纳，美国的政策未能阻止其倒向共产主义苏联。在几内亚，则成功地将苏联和古巴的势力排除在外。1962年春，几内亚亲西方的杜尔政府甚至拒绝了苏联长途飞机经停首都科纳克里机场的请求。
而机场的跑道却是苏联8月份刚刚修建的，目的就是用于为苏联飞往古巴的飞机中途加油。在刚果(金)，当时任总理卢蒙巴请求苏联提供援助，抗击前殖民宗主时，华盛顿一方面对卢蒙巴政府施加压力，要其收回向苏联的求援，另一方面则要求亲美的卡萨武布总统向联合国求助，以联合国的名义阻止苏联单独提供援助。美国还将“黄蜂号”航空母舰部署在刚果河口，并封闭机场，使苏联派出的运送军队的飞机无用武之地。卢蒙巴政府被颠覆后，苏联和捷克的使馆和技术人员都被逐出了刚果，美国取得了在刚果遏制苏联扩展的第一阶段胜利。1961年肯尼迪上任后总统为了继续将苏联排除在刚果问题之外，对盟友比利时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要求其停止支持加丹加冲伯分裂政权，并积极努力建立一个亲美的“联合政府”。阿杜拉政府成立后，即与美国共同协商如何对付苏联。1963年11月，阿杜拉政府借口苏联使馆人员企图借助反对派力量搞颠覆活动，宣布同苏联断交，驱逐了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至此，美国在与苏联的争夺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二)第二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末)
进入60年代末期，美国国内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外又深陷越战的泥潭，而苏联此时的综合国力则蒸蒸日上，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更加咄咄逼人，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逐渐处于守势。尼克松、福特及卡特政府前期在对苏缓和的同时，强调在亚洲、非洲等非重要地区做一定的战略收缩，把重点投放到与苏联在欧洲的对抗上。这时的美国尽量避免对非洲事务的军事介入，减少官方发展援助、增加贷款和私人投资，美国强调不干涉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不要军事同盟”，“不要势力范围，不要大国在非洲进行竞争”。
非洲国家要自己依靠自己。美国非洲政策的调整被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中长期负责非洲事务的哈里曼称之为“倒退”。在之后的十余年间，美国注意避免大规模地卷入非洲的冲突，对非洲的干预是非常有限的，表现得相当克制，比如1967年到1970年尼日利亚爆发的大规模内战，美国就没有像苏联那样积极干涉。除了向有关方面提供了粮食和药品援助外，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都拒绝出售武器和出兵干预。美国在非洲还逐渐撤出军事基地和减少军事人员，1970年从利比亚撤走了空军基地，70年代前五年间，将美国设在埃塞俄比亚卡格纽基地的人员从3000人减至35人。
这一时期的美国只在苏联和古巴对非洲的介入威胁到美国在这个大洲的根本利益时，才选择性地介入非洲事务。1973年积极斡旋“十月战争”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基辛格到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安哥拉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和援助，都源于美国对其在这一地区根本利益的维护。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向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的指导方针是“不能让以色列战败”，因为“如果苏联武装的国家获胜，苏联人就会控制战后的外交，我们的处境就会很糟”，并将导致美国地缘政治的失败。
因而，战争爆发后，美国一面向以色列提供大量武器和情报，派遣第六舰队到塞浦路斯附近做应急准备；另一面则对苏联的积极卷入做出强硬态势，基辛格警告苏联说，“不可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那将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并将使我们经过艰苦努力实现的一切目标全部结束。”美国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也设法“不与埃及人、叙利亚人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形成无可挽回的破裂”。美国在埃及第三军团受到以色列围困，濒于被歼灭之际，积极向以色列施压，最终迫使以色列同意向被围的埃及军队运送粮食、水和药品。美国的这些努力把埃及拉到了自己一边，使得埃以交战双方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美通过作为中间人的穿梭外交，控制了战后中东和谈的主导权，成功地把苏联排除在谈判大门之外。
这一时期美苏对抗的另一焦点，集中在安哥拉内战上。美国担心苏联和古巴势力在安哥拉的进一步扩展，会危及邻国扎伊尔，颠覆其亲美的蒙博托政权，并趁机渗入南部非洲，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威胁到美国在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战略利益。
美国于1974年7月开始秘密向“解阵”和“安盟”提供财政援助，武装“解阵”部队，支持其向苏联和古巴支持的“人运”进攻。从1975年3月至11月，美国分三批共向“解阵”和“安盟”提供了3170万美元的援助。美国还派出大批情报人员，组织雇佣军，配合“安盟”和“解阵”作战。美国还纵容南非入侵安哥拉，1975年9月，南非借口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用苏制火箭袭击位于纳米比亚的南非军营入侵安哥拉。美国虽在表面上批评南非卷入安哥拉内战，但背地里却一直同南非交换情报，并且在军事部署和调动方面给予积极配合。
美国与苏联的对抗贯穿安哥拉内战的始终。美国多次在联合国大会等公开场合指责苏联和古巴武装干涉安哥拉，要求苏古从安哥拉撤军，并警告说，苏联对安哥拉的干涉会影响到美苏的全面关系，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战略武器会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在安哥拉问题上的态度更为强硬。直到卡特政府离任，美国都未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美国强硬态度背后的“真正原因就是担心这样做会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苏联示弱。”
(三)第三阶段(80年代初———冷战结束)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对美苏缓和与世界形势做了重新定位，认为苏联已经严重威胁世界和平，要加强同苏联的争夺。里根政府推出了“里根主义”，对苏联实行新的遏制战略，加强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争夺。里根政府强调，这一时期，美国应与其他国家一道，支持它们的非洲朋友，遏制苏联和古巴的势力，努力设法把它们从非洲赶出去。
美国大幅增加了对非洲的军事援助。1981至1985年，里根政府共给非洲提供了67.296亿美元的军援。这比1962到1980年美国对非军援的总和25.851亿美元还多190%。美国在南非和安哥拉事务上重新表示出强硬的态度。里根政府还把“低烈度战争”战略引入非洲，孤立打击苏联的伙伴利比亚。
随着苏联对波斯湾和西南亚地区的威胁日益严重，南非对美国在印度洋地区战略利益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美国在南部非洲问题上也一改其在美苏缓和时对白人种族政权施加压力、要求其改变政策的态度，对白人政权给予了很多的援助和支持，竭尽全力维持现状。里根甚至这样露骨地说过：“我们能够抛弃一个曾经在我们进行的每一场战争中都站在我们一边的国家吗，能够抛弃一个对自由世界十分重要的拥有矿藏的国家吗？”里根对南非白人种族政权的支持，究其原因，主要就是因为白人政权是反苏反共的，可以有效保障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否则，政权转换过程中新政府很可能会倒向共产主义苏联，使苏联和古巴势力借机渗入南部非洲。
冷战期间，美国对非洲国家的支持与援助相对有限。美国的非洲战略主要是围绕着遏制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这一国家战略实施的，而非洲仅仅是作为美国欧洲战略的辅助地区。这就是二战结束之后的40余年时间里，非洲大陆从未成为美国外交政策重点的主要原因。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后，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结束了。美国的战略目标调整为维持冷战的胜利果实，确立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建立反映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新秩序。“民主和平论”成了这一时期指导美国外交的核心理论。老布什政府将维持单极优势的领导地位确定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认为美国的首要目标是阻止新对手的再度出现。这些新对手可能来自前苏联地区、西欧或东亚，他们可能会像苏联对原有秩序构成威胁那样，对现有秩序提出挑战。美国的战略现在必须重新聚焦于预先阻止任何潜在的未来全球竞争者的兴起，通过维护美国的实力优势和领导地位、建立世界新秩序，来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
这时的非洲既失去了在冷战中作为美苏争霸筹码的地位，又没有国家可能会崛起为美国的新对手，因而对美国维持单极优势的影响不大，非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美国对非洲的政策从“以苏划线”调整为“民主改革”，从冷战时期的争取战略盟友转向营建地区和平和推进多党民主。
1991年8月，老布什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民主与市场经济的观念必须在非洲大陆加以应用，起初这些观念曾因社会主义的时兴而遭到排斥。那个失败的实验已经走完了它的路程。非洲上层政界人士重新发现民主政治和经济自由是进步源泉的基本真理，我们需要支持这种正在发展的现实主义思潮”。
为了推动非洲的政治民主化，美国副总统奎尔、国务卿贝克、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恩等先后出访非洲，游说和敦促非洲国家领导人实行多党民主改革。国会议员和学者也纷纷访问非洲，为非洲大陆的民主改革出谋划策。“自由非洲”等美国媒体更是在非洲大肆宣扬“民主、自由、人权”，为非洲大陆正在兴起的民主化浪潮推波助澜。美国还直接插手非洲国家的政治改革，以确保他们朝着美国所期望的方向演变。在贝宁，美国资助召开全国会议和修改选举法，并派民间代表团监督总统选举。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美国派专家帮助起草了新宪法。在埃塞俄比亚，美国强压门格斯图辞去总统职务，扶植起一个“愿意实行多党民主制”的政府。在赞比亚，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监督小组，以观察议会和总统选举的名义，要求卡翁达实行政治多元化和经济私有化。在肯尼亚和喀麦隆，美国与反对党密切接触，出席反对党会议，支持反对党参与选举，并擅自对选举进行监督。为了配合这场“民主化”运动，促使非洲国家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化改革，美国政府还把向非洲国家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与实行多党民主挂钩，实行“民主与援助相联系”、“人权与合作相联系”的原则。美国对扎伊尔、埃塞俄比亚、南非等国援助的增减均一定程度上与其国内的多党民主实施情况相关联。美国还于1991年专门建立了一个3000万美元的“非洲民主基金”，用于资助非洲国家的自由选举活动和培训政党干部。冷战结束后初期，美国把实行多党制民主改革之风几乎吹遍了非洲大陆的各个角落。
克林顿政府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界定为三个方面：“加强美国安全、促进美国经济繁荣、推动海外民主和人权”，被称为“参与和扩展战略”。与老布什政府不同，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更强调经济安全的意义。而此时的非洲能源对美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已经迅速提升。非洲经济也正在经历一次新的复苏，日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美国在非洲看到了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商业机会，美非经贸关系迅速升温。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认为美国的最大威胁已不是来自像前苏联那样危及美国的安全与地位的敌对国家再度出现，而是那些军事实力与美国极不相称的地区性、跨国性和非对称性威胁，如种族冲突的蔓延、“无赖国家”和“失败国家”对地区稳定的危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猖獗、信息战和情报争夺的加剧、环境的恶化等等。
而非洲大陆正是与种族冲突、“失败国家”、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等问题息息相关的地区。此时的非洲地区形势十分有助于提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性。1995年8月，国防部发表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尽管美国在非洲的利益不多，但是美国致力于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作用”，新形势下美国在非洲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推动该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促进人权，帮助非洲建立冷战后新的安全框架和冲突预防与解决机制，鼓励非洲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该报告从政治、安全、经济、社会诸方面确立了新的非洲战略，标志着美国非洲政策全面调整的开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克林顿政府高官相继出访非洲。商业部长布朗、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副总统戈尔、第一夫人希拉里及财政部长萨默斯先后访问非洲。克林顿在任期间两次出访非洲，为二战后在任总统访非之最。美国在促进非洲民主方面也采取了更加灵活务实的态度。不再把民主与人权作为向非洲提供经济援助的唯一条件。对非洲国家享受美国对非新政策所提供的经济“优惠待遇”的条件有所放松。经济上，积极开展与非洲各国的经贸关系成为这一时期美国非洲政策调整的核心内容。1996年2月，克林顿政府向国会提交了《美国对非洲贸易和发展援助政策报告》，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对非洲的经贸政策，强调在削减对非财政援助的同时，加强与非洲的经贸往来，把发展经贸关系作为巩固和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础和纽带。1997年2月，克林顿又向国会提交了《促进同非洲国家贸易与发展总政策报告》的国情咨文，再次强调美国在非洲进行贸易和投资的战略，声称要制定一项长远规划，力争在25年内与非洲建成自由贸易区。最为重要的是，克林顿政府末期积极推进国会参、众两院通过《非洲经济增长与机会法案》，使非洲对美国的出口商品从4，000类增至5，800类，价值增加50%，并通过对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政府担保，新增1.5亿美元的美国对非洲的私人投资和5亿美元美国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投资。军事上，美国变直接干预为间接干预。美苏在非洲的“代理人”战争随着美苏对抗的终结而宣告结束后，美国越来越不愿意直接介入非洲的军事冲突。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就是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介入索马里内战，干预失败后，克林顿在随后的利比里亚武装冲突、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刚果战乱、布隆迪与塞拉利昂等国的军事政变问题上都表现得相当犹豫，尽量避免美国的直接军事介入。冷战结束后到“9.11”恐怖袭击之前，美国的非洲战略在其国家大战略中的地位经历了起伏。首先是冷战硝烟的弥散使非洲的重要性进一步降低，而随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经济和安全政策又使非洲在美外交中的地位有所回升。
小布什政府2001年上台不久，美国国家安全环境就因为“9·11”事件而发生了急剧变化。恐怖袭击使小布什政府认识到，美国最直接、最紧迫的威胁不是迅速崛起的中国，也不是逐渐复苏的俄罗斯，而是来无影去无踪、没有疆界、无拘无束的恐怖主义。对于美国来说，来自“失败国家”的挑战远远大于来自“扩张国家”的威胁。布什总统2002年和2006年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将反恐放在了国家安全的首要位置。并在2002年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对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做了明晰的界定，即美国将“通过反击恐怖主义和专制政权的威胁捍卫和平，通过建立大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维持和平，通过鼓励所有大陆上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扩展和平”。
小布什政府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将对非洲给予更大关注，“在非洲，希望、机遇与疾病、战争、饥饿并存。这些既威胁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捍卫人性尊严；也威胁着我们的安全战略重点———全球反恐。”美国必须要把自己安全战略的重点，放到通过双边接触和“自愿联盟”，建立本土安全和提高情报能力上来。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又进一步把非洲定义为“高优先级”，强调美国的安全“有赖于我们在挽救失败国家和推行有效民主方面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反恐”使得美国的非洲战略和其全球战略有了一个结合点。非洲与中东地区相连，又因为贫穷、疾病、战乱等原因经济落后，社会动荡。美国担心这块大陆的“失败国家”和“无人管理地带”会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天堂”。恐怖分子可能对美国相对薄弱的全球利益链条———非洲能源———进行攻击。与此同时，由于中东的动荡，美国加快了其能源来源多样化的步伐，以期逐步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而很重要的一个替代地区就是非洲。2007年非洲石油已占美国石油进口的21%，超过中东地区，并有望在2015年达到25%。非洲原油质量上乘，更为重要的是地理位置距美国更近，且石油多集中在大西洋沿岸国家，近海石油丰富，美国完全可以将石油安全保障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反恐”和“石油安全”把非洲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中的地位提升到了准战略高度(Near-Strategy)。
非洲司令部的建立就是这一变化的最集中体现。原来非洲分属三个司令部管辖，可见其在美国战略利益中的非重要性。非洲司令部的建立把非洲提升到了“高优先级”，把原来零散的资源和组织机构整合起来，超越了其他联合作战司令部单纯的军事职能，成为了一个集军事、经济、政治和发展援助等政策为一体的“加强型”司令部。司令部在非洲的主要职责就是与非洲国家合作反恐和保障石油安全，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小布什政府时期，为了确保非洲的“无人管理地带”和“失败国家”不成为恐怖主义的“避风港”。美国在军事、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均加大了对非洲的投入。“9.11”事件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吉布提建立莱蒙尼尔军营，驻扎1，800人的“非洲之角联合特遣部队”。这是美国在非洲的第一个永久性前沿部署基地，主要用于侦察、瓦解并最终消灭这一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军在东、西非地区各投入1亿美元军援，为相关国家培训反恐人员与提供反恐设施，使东非之角、撒哈拉沙漠和几内亚湾的“反恐带”形成一个链条，阻止中东的恐怖主义势力渗入非洲。美国还直接参与了2004年阿尔及利亚、马里、乍得和尼日利亚针对在北非活动的极端组织“萨拉菲斯特呼声与战斗组织”的军事行动，为未来有效应对这一地区恐怖主义的威胁奠定了基础。除了强化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完善军事布局外，美国还先后推出“非洲应急行动训练计划”、“泛萨赫勒倡议”和“跨撒哈拉反恐合作”计划、“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项目、“非洲合作驻扎”计划等增加对非洲的军事援助，扩大对非军售规模。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和部署，初步建立了其在非洲的反恐体系。
经济上，美国先后四次修订“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推出“千年挑战账户”计划，增加发展援助；美国先后与加纳、利比里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卢旺达、南非、东南非共同市场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进行了关于“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的谈判；与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和塞内加尔等5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全面提升美非经济关系。2001年至2008年，美非贸易总额由283亿美元增至1，041亿美元，增长近4倍。(在非洲对美出口中，能源类产品占主导性地位，石油类产品占到了对美出口总额的81%，另有8%的出口产品是矿石和金属，自然资源的比例达到了近90%。)。
社会发展方面，小布什政府推出了“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援助计划”、“总统防治疟疾倡议”、“非洲教育动议”和“结束非洲饥饿倡议”等，控制艾滋病蔓延、提高教育水平，以此来促进非洲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改善生存环境，达到根除恐怖主义滋生土壤的目标。
随后的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初期即显示出美国将更加重视非洲，并着力提高美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迹象。奥巴马上台后半年即出访非洲，三个星期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又访问非洲七国(肯尼亚、南非、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和佛得角)，两人刷新了美历届总统、国务卿就任后首访非洲的记录。奥巴马在访非第一站的加纳议会发表演讲，宣称要与非洲建立“相互负责和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他说，“我将非洲视为我们紧密相连的世界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视为替子孙后代建设所希望的未来而努力的美国伙伴，这种伙伴关系必须建立在共同承担责任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演讲中他还阐述了美国对非洲政策的4个方面：支持民主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公共卫生健康及解决争端。与其政策宣传相适应，努力提高美在非影响，加强“软实力”建设。2009年5月，奥巴马政府推出“全球健康倡议”，宣布美国将在未来6年时间里投入630亿美元打造一个新的更加全面的全球健康战略。(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援助计划”和“防治疟疾倡议”经费的基础上，“全球健康倡议”实际新增120亿美元投入)。奥巴马政府在2009－2010年度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67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并计划在2011－2012财政年度将援助数额提高到75亿美元。其中，发展援助13亿美元、经济支持5.94亿美元、维和行动1.38亿美元，其余将用于军事训练、打击贩毒和医疗计划。这比2006年小布什政府时期12亿美元对非援助有了显著的提高。
军事上，奥巴马政府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对非安全援助政策的基础上加以扩大。首先，非洲司令部的预算从2009年的3.89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7.63亿美元，翻了一番。非洲司令部未来将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训练和武装非洲部队，其中大部分的资金投给了像埃塞俄比亚、赤道几内亚和乍得等亲美政权。其次，对非洲的军事援助也有所增加。“跨撒哈拉反恐合作”计划的经费投入从2009年的1，500万美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2，000万美元，“东非地区安全倡议”的投入则从500万美元增加到1，000万美元。“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项目的投入从1，380万美元增加到1，600万美元，新增赤道几内亚、索马里、津巴布韦三个受援国。
第三，对非洲的军售大幅攀升，从2009年的830万美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2，560万美元。增加的军售主要覆盖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等几个地区大国以及像吉布提等战略位置重要的国家。第四，强化同重点国家的军事合作。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2009年8月访尼日利亚时暗示，政府将会根据非洲石油制定国家军事安全策略，许诺通过加强美国与尼军事的合作，给富产石油的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2010年旨在加强两国在能源、地区安全、改善政府管理等方面合作的双边委员会成立，这对奥巴马政府的非洲石油战略有着重要意义。奥巴马的一系列军事政策表明，能源和安全依然是美国对非政策的主导，美国为随时军事介入非洲保护美国利益积极做着准备。“反恐”战争和能源安全问题使美国的非洲战略首次进入到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这也是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重视非洲、提升非洲战略的主要原因。
结语
美国的非洲战略在其国家大战略中经历了一定的起伏，从冷战中美苏争霸的棋子，到冷战结束后的进一步被边缘化，再到克林顿政府中后期的地位有所回升，最后直到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的非洲战略终于进入到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纵观美非关系史，美国非洲战略的演变与其全球战略的变化密切相关，反映了美国不同时期的国家利益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