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智库发展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智库建设跟不上形势发展、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指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并就进一步在坚持服务大局、大胆探索、改革创新、规范发展的前提下，如何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和任务。笔者认为，这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推动决策咨询科学化、民主化，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必将对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产生深远影响。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上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许多有关国家建设和内政外交等重大政策的决策过程，都有中国智库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参与决策咨询和论证分析。
从未来发展来看，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越来越需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情况也异常复杂，发展的各种差异性、不平衡性十分明显，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尤其是在当前环境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已成为改革攻坚的关键和重点，深化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又需要民间智慧，智库以其汇聚不同领域专业化研究的协同创新能力，在引领决策、拓展公众思维及开阔眼界、提供多元化思想及研究成果等方面，越发深刻地改变和影响民众、企业、社会和国家的思想与决策，其社会影响力已不容小觑。
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智库发展从来都受到国家高层领导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新一届高层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智库发出了积极信号，使各级政府征询智库谏言和建议的行为得到了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智库建设及其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日渐成为政府决策中必不可少的环节。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智库建设又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各类智库加强自身建设，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2014年10月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第一次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表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必将在国家战略意义上推动决策咨询科学化民主化，必将在中国建立更加健全的决策咨询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这是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从国内外智库发展经验来看，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智库就是指专门为决策者在应对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问题，提供客观的理论依据、思想观点、政策建议的非营利性的公共研究机构。从全球智库发展来看，尽管由于各国政治经济环境和制度等各不相同，对于智库的定位和功能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但是，智库的基本定位和功能大致可以这样总结：智库是沟通大学与政府的桥梁，智库是媒介专业知识与公共政策的工具，这样的定义，主要是把智库、大学、政府机构以及决策咨询、公共政策和专业知识三者之间的分工、定位以及边界区分清楚，避免相互混淆，角色混乱。
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说明的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如何形成自身发展的标准和特点，进而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呢？这是在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根据我们的跟踪研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hink Tank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TTCSP。TTCSP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年度系列提供智库排名的一手资料）”提出了一套智库评价标准。该评价标准如下（详见：http://www.surveymonkey. com/s.aspx?sm=5Y5BstYIKMcFD_2fLgWax5mA_ 3d_3d）。
该智库组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的贡献同
社会价值增进直接相关，比如国内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大量居民可获得的商品和服务、国民的身心健康、环境质量、政治权利品质等）；该组织的工作通过同行评议的杂志、书和权威出版商出版；聘请精英学者和分析师的能力；同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学者等社会精英沟通的渠道；学术声誉（正式认证、在主要的书、期刊和会议论文集等相关专业出版物上该智库及其出版物的引用率）；来自媒体的评价（媒体的出镜率，以及接受访谈和被引用的次数）；来自政策制定者的评价（特殊事件的知名度、在政府部门非正式及正式职位的数量、政策理念、已接受的立法的证据等）；组织经费来源（初始资金、会员缴纳的会费、年度捐赠、政府和私人企业的合同以及智库经营的收入等）；满足创立智库者需求的能力，或是实现相关授权机构目标的能力；组织的全部产出（政策建议、出版物、访谈、会议、去政府部门的职员）；给政策制定者建议的次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设性意见的职员数量，以及学者受到奖励的数量；组织信息对于政策建议的有效性，对于提供立法证据、准备学术论文及演说、引导研究与教学的有效性；组织创造新知识或可替代的政策主张的能力；沟通与联结学术与政策研究团体的能力；沟通与联结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的能力；包容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声音的能力；组织提名在公开出版物及政策网络中的影响力；在同政策制定者传统智慧的挑战中获取成功，并产生全新的政策主张及程序。
当然，这些标准最大的难点在于相关数据的获得和可支持程度，显然目前找到这些数据特别是从全球范围内获得所有智库的相关数据，是有很大困难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些标准如何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实际相结合，提出一套体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智库评价标准。我们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标准应当有助于提升智库竞争力和影响力；同时有助于引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实现改革创新、服务中心工作，努力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和务实性的政策建议，有助于提升智库客观中立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结合中国实际和智库发展经验，我们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标准应当着重体现在如下几个“力”上：
一是智库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即智库自身生存和发展能力指标，包括智库运行的经费投入、顶级专家和研究能力、国内外机构合作和交流渠道以及智库运行时间与存续时期长短，等等；
二是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即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指标，包括智库研究成果转化为内部专报、建言建议等荣获领导批示次数及层次、智库专家参与政府决策咨询的次数及层次、智库专家应邀给决策者授课的次数及层次、智库专家到政府部门中的任职比例以及智库人员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人员比例，即所谓“旋转门”机制，等等；
三是智库的学术影响力，即智库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力指标，包括智库人员与学术界合作交流机会、公开出版学术论文、专著、会议文集等出版物、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转载的论文数量、智库人员应邀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数量及层次、公开出版连续型研究报告；
四是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即智库在社会舆论方面产生的影响力指标，包括智库网站建设、智库专家拥有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的数量、智库专家在媒体上发表成果或被媒体报道的频率、智库学者接受媒体采访的频率以及智库研究对社会弱势群体政策需求的人文关怀；
五是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即智库在国际学术界、政策领域产生的影响力，包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影响力，以及在重要事件中的话语权、国际重要会议、论坛等方面的观点、思想和政策主张等。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智库建设亟待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突出优势和特色，积极促进党政部门智库、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多元有序发展、公平发展，最终要形成各类智库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第一，要联系实际，尊重规律，合理分工，清晰定位，促进各类智库合理有序有效发展。目前，我国党政部门的智库应当主要围绕党和政府工作大局，着眼于各类短平快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确定选题方向，组织社会各界力量进行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成果转化，尽可能做到科研成果转化为政府政策和建议；高校智库则应当发挥人才和多学科优势，在奠定坚实基础理论前提下，瞄准国际前沿性、战略性的课题开展深入系统研究，为党和政府提供重大基础性、理论性、前瞻性的决策咨询服务；党校、社科院智库则应当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紧扣问题导向，突出地方特色，或者从地方视角出发，发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势和理论分析工具优势，为党和政府提供鲜活的世情、国情、省情或市情调研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性研究报告和决策咨询建议；企业智库和各类民间智库则应发挥其灵活多样的机制和优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和科技创新活动，发挥智库的创新引领作用。
第二，推动各类智库创新发展，更加注重内容创新和提供有质量的决策咨询成果。要促进重大理论研究引领现实发展，紧紧围绕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在重大项目和课题研究中主动服务并参与、引领决策咨询服务，以优秀的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科研人才和队伍建设为保障，努力在理论创新、思想创新、政策创新以及体制和机制创新中提高我国智库的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要通过对重大现实与发展经验的理论提炼，坚持基础理论创新和应用政策研究有机结合，做到政策研究和应用研究要以理论研究为指导，提高政策研究的理论层次和学理支撑水平；理论研究则要以丰富实践为基础，大胆吸收应用研究的实践成果，进一步提高理论研究的活力和动力。
第三，大力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提高公共政策的专业知识支撑能力和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要积极推动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努力提高决策咨询服务水平，在成果应用中宣传、提高智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特别是要综合运用信息科技等多种手段，积极宣传智库成果、智库人才和智库竞争力，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深化对研究报告与学术论文等向内部专报转化，形成短平快和及时深刻有效的政策建议，快速反应为决策咨询服务；注重提炼国际经验，为决策咨询借鉴和服务；深化理论创新，发挥理论支持对决策咨询的支持和解读作用；尤其是要做好具有重大的前瞻性、理论性和战略性知识储备，通过各类研究报告、研讨会、智库论坛等及时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第四，坚持开放性、国际性和全球化理念，推动中国智库走出去，把“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国际化和全球化竞争中提升中国智库竞争力。国外的著名智库为了确立自身对国际问题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大都采取开放政策，坚持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研究、国际化交流的理念。如美国的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每年接受国际方面的个别委托研究与咨询约2000余件，与世界65个国家800多家公司保持联系。我们应当通过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国际智库进行合作研究，举办论坛、合作讲课，在国际对话与交流中提高中国智库的前沿性、战略性眼光和原创性能力，从而提高中国特色智库国际化水平。
第五，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建设能够提供高质量水平决策咨询服务的一流的智库，关键是要为之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当前，必须重点解决如下六方面的体制机制瓶颈。一是推进科研考核制度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改革以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等为单一标准评价智库成果的简单量化考核方法，尊重智库规律，形成有利于智库发展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二是深入推动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有利于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科研经费管理体系。目前的科研经费管理完全忽略了智库研究中人力资本是核心的特性，严格按照传统的经费管理，制约了智库发展的活力和创新积极性。三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注重培养一批智库型专业人才队伍，形成有利于智库型人才成长的培养方案和教育体制机制。四是推动智库供需对接，促进智库与公共政策需求方的信息对接，确保智库研究的及时性、有效性和针对性。五是深化研究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智库研究的选题机制、研究方法和手段创新，开展智库与媒体的有效互动，在与媒体的互动中提升智库影响力的同时，也发挥智库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理性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