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教练员都知道，对一支团队最危险的，莫过于因为担心犯错而采取消极被动的策略。不管原因是希望守住领先局面，还是在遇挫后神经紧张，不敢大胆进取几乎无一例外是战略上的败笔。
体育比赛中的道理，在国际生活中也非常适用。虽然轻率总是不明智的，但以审慎或权宜之计为名的过度谨慎同样能造成严重后果。一国的实力或影响力，永远受制于它对塑造全球体系抱有的雄心。如果敌对国家壮起胆来，而盟国要么绥靖，要么准备自保，那么一国的宿命感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俄罗斯在乌克兰冒险使欧洲局势高度紧张，冲突和不稳定局面在中东蔓延，中国进一步树立影响力、并让外界普遍感受到这种影响力，使亚洲内部局势日益紧张。在此时刻，美国做出的选择将产生深远影响。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为盟国撑腰、抵御侵略和维护全球体系稳定的意愿，比几十年来任何时候都面临更多的疑虑。
在危机一触即发时进行有效干预固然关键，但危机应对永远不如危机预防。当世界目光聚集在全球热点之时，有一项危险被忽略：美国将放弃它自二战以来承担了70年的责任，即支持一体化程度更高、日益以规则为基础、增长更快的全球经济。70年中，这一计划的成功使二战后的历史走上了与一战后截然不同的道路，也正是这一计划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它展示出，比起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才是世界人民的最佳前途。
当威权重商主义出现，成为民主资本主义的主要替代选择时，美国国会却在考虑解散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 Bank)。进出口银行可使美国出口商与竞争国家（它们都拥有类似的机构）在更公平的环境下竞争，而政府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只有维持反制外国补贴的能力，我们才有希望维持平等的全球贸易体系，避免让位给重商主义者。在没有得到外国政府让步的情况下解散进出口银行，在经济上无异于单边裁军。
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以为世界已经度过了最后一场大型金融危机，也不会认为我们能在危机世界中繁荣昌盛。但之前成功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大幅增加资源并开展重大治理改革的美国，如今却成为唯一一个阻止这些改革付诸实施的国家，因为国会不愿意通过相关的授权法律。IMF让我们能在经济领域做到无法在安全领域做到的事：让全球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担支持全球体系有效运转的大多数负担。
过去5年，美国外交政策强调的战略核心是转向亚洲。考虑到全球经济重心的迁移，这是完全合理的。但现实是，改变甚少。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潜在有利变化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签署。但协定既达成、又获得国会批准的概率似乎低得不足以让人感到安慰。而且，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该问题在相对狭窄的国际贸易社会之外具有紧迫性。与欧洲达成贸易协定的前景似乎更加遥不可及。
接下来是经济援助方面。当拉美上世纪80年代面临严重债务危机时，当柏林墙倒塌、中欧和前苏联各国需要转型经济时，当金融危机1997年打击亚洲时，当债务负担在世纪之交阻碍非洲增长时，美国与盟国及国际金融机构合作，设计出恢复增长和希望的有力对策（尽管有欠完美）。如今在中东和乌克兰问题上，却没有在规模和慷慨程度上相仿的援助举措——即使中国在非洲和拉美大部分地区的势力已经渐渐超过美国。
如不能有效参与全球经济问题，便难以为保护美国利益展开有力的前沿防御。我们确实不能什么都做，但这万万不可以成为我们什么都不做的理由。选举可能关注美国国内的当务之急，但历史对美国的评判将取决于它在国际上做了什么。被动消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Harvard)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任美国财政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