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是在华尔街工作的对冲基金经理，胡安是尼加拉瓜的一名建筑工人，他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特征：两人都是全球套利者。
约翰的工作是研究全球各地利率的微小差别，在键盘上轻轻一敲，数十亿美金即刻转移，而且说不定还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
胡安从尼加拉瓜的马萨亚来到加利福尼亚，利用这里与本国不同但明显更大的劳动力价差赚钱—这里建筑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尼加拉瓜的12倍。他用全家人一生的积蓄支付了偷渡费用，每天生活在被抓并被驱逐出境的恐惧之中。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三成尼加拉瓜人羡慕的对象，在2012年一项民意调查中，这些尼加拉瓜人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们就会移民。
约翰从近年来金融和产品市场的快速一体化中获得了收益。胡安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靠个人努力取得成功的故事。多数渴望在其他国家找到高薪工作的移民都面临着地理、文化、语言和政策性的阻碍，胡安是少数克服了这些阻碍的人中的一个。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全球化进程中唯一一个最重要的例外，它造成了持久的工资差异。因此，移民比例自196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占全球人口的3%左右。巨大的工资差异不仅存在于建筑和农业等低技能部门，还存在于多个高技能职业领域（国际劳工组织，2012/3）。澳大利亚护士的工资比菲律宾护士高7倍；英国会计师的工资比斯里兰卡的高6倍；美国医生的薪水是埃及医生的6倍，以上均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数据。
公众认知
低水平的全球迁移、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的巨大工资差异显示了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孤立性以及移民对工资的影响甚微。
但公众的认知却并非如此。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高收入国家中，许多人认为移民问题是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并将工资下降和高失业率归咎于像胡安这样的移民工作者。
这些观点的合理性如何？移民争论的核心主题是误解和无知。英国伊普索斯莫里民意调查机构（Duffy和Frere-Smith，2014年）所做的民意测验显示英国民众认为移民占全国人口的24%，而实际数据是13%。美国（32%对13%）、法国（28%对10%）和西班牙（24%对12%）对移民数量的认知差异更大。这种认知偏差反映了大众对移民的情绪。
迁移模式
在探讨移民对就业的影响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现实中的迁移模式。1960—2010年间，全球移民数量从0.9亿增长到2.15亿—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保持在3%左右。其中2/3的增长来自西欧和美国移民的增长。另外1/3的增长包括前苏联国家间的人口迁移，新兴移民目的地国家—盛产石油的波斯湾国家的移民，规模庞大的非洲内部迁移，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为目的地国家的移民。部分经济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如马来西亚、南非和土耳其，已成为吸引难民和求职者的热点区域。
较高水平的南北迁移是过去50年的移民特征。OECD和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数据呈现了值得关注的向OECD国家迁移的模式，大部分争议焦点集中在移民和就业市场的关系上。截至2010年，OECD国家移民达1.13亿，与过去十年相比增长了38%。移民人口占OECD国家人口的11%，大大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因此引发了这些国家的公共焦虑。OECD成员国家间的人口迁移约占其总人口的40%，其余移民来自拉丁美洲（26%）、亚洲（24%）和非洲（10%）。
移民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移民的技能结构。在OECD国家中，移民被平均分为高等学历移民（30%）、中等学历移民（36%）和初等学历移民（34%）。与本国人口相比，移民中的高等学历工作者的人数过多（本国人口中该比例为23%），但中等学历工作者的人数不足（本国人口中该比例为41%）。
各OECD国家的相关数据存在很大差异，难以一概而论，并且对其进行一概而论也是很危险的。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瑞士，移民人数超过总人口的25%，而日本的移民人数仅占其总人口的1%，几乎难以察觉。以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为目的地的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约占OECD国家高等学历移民总数的70%（见图）。
移民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它是对不同的推拉力量的响应。只要还存在巨大的工资差异，数以百万计的像胡安一样的移民就会奋不顾身、跋山涉水冲往高收入国家。移民与本国劳动力市场条件能够互相影响，因此经济分析必须对这些反馈机制作出说明（如欲了解学术文献优秀评论，见Borjas，2014年）。
对就业的影响
移民创造就业机会还是会破坏就业机会？此问题中的就业机会是指本国工作者的工作机会，并不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就业机会。在所有接受测验的对象中，60%的英国和美国民众、50%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民众以及40%的法国和印度民众认为移民剥夺了本国工作者的就业机会。由于金融危机给OECD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难怪过去十年间政府官员的反移民情绪变得更加强烈。
除政治和公众认知之外，激烈的学术争论也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但数据显示，工资和就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例如，奥塔维阿诺和派里的一项相关研究（Ottaviano和Peri，2008年）受到了广泛认可，该研究发现在1990—2006年间移民使美国本国工作者的工资平均增长了0.6%。但是鲍哈斯和卡茨（Borjas和Katz，2007年）认为这种影响约等于0。很显然，无论从哪个研究结果上看，移民对工资的影响都极其微小，欧盟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以道克奎尔、派里和奥兹登（Docquier、Peri和Özden，2014年）的研究为例，他们发现，在德国和法国，新移民（1999—2000年移民）将平均工资提高了约0.3%，在英国提高了0.8%，对其他大部分欧盟国家而言，新移民带来的平均工资增长介于此两者之间。最激烈的移民批评家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Collier）也承认新移民给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微小的积极影响，他的反对观点完全建立在文化多样性和凝聚力观点的基础上。
这种分析虽有精辟之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这些结果均为平均值，因此可能掩盖整个社会的异质性影响。一些群体，如不具备竞争能力且不太可能掌握新技能的老年人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男性工作者，受到的冲击最大。
其次，这些工作者中的许多人可能宁愿退出劳动力大军，也不愿接受降薪。对他们来说，提前退休、残疾或失业救济金可能更有吸引力。如果在进行分析时未对这种半自愿失业类型进行说明而是只侧重在职者的工资，那么这种影响就不会体现出来。再次，这种分析体现了总体形势，忽略了行业差异。许多职位被移民工作者占据，只是因为他们比本国工作者更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所以从总体上看对高中学历的工作者几乎没有影响，但对于高中文化程度的机器操作员等工作者有影响。
大部分劳动经济学家都认同移民并不是年长者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作者近期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问题的主要原因。技术创新、离岸外包、金融波动、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都比移民带来的影响更大。移民只是碰巧受到关注，并且对于政客和公众来说，他们是更容易攻击的替罪羊。
动态效应
虽然已有多项研究显示，平均而言，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极其微小，并受到广泛认可，但最近的研究仍然扩大了研究的范围。目前研究的重点是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和行为变化的动态效应。重要的是，移民是如何融入目的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的—他们是否能够补充或代替本国工作者的技能，他们占据的职位类型，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本国工作者在择业、教育决策和其他劳动力市场选择方面作出的响应。这些因素都具有长期的影响力，有必要进行仔细分析。
美国如同一个有用的实验室，供相关人士研究这种动态效应。移民人口占美国劳动力总人口的16%，但这些移民均集中就职于部分职业领域。例如，在与建筑相关的多类职业中，移民工作者占60%，而农场工人和屠宰工人中大部分为移民工作者。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医学、物理和数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医生和经济学家中有1/3为外籍工作者。这一比例在过去十年间逐渐上升，说明移民已经专门从事技能范围两端的工作。在这些职业中，本国工作者似乎较为缺乏。美国所需要的医生、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建筑工人和农场工作者、家庭工人的数量超出了当前工资水平下愿意或有能力填补这些职位空缺的本国工作者数量。
本国劳动者—特别是低技能职业中的本国劳动者—可能会作出的响应是退出劳动力队伍，享受福利国家提供的慷慨失业救济金。或者，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乔凡尼·派里（GiovanniPeri）在他的多篇文章中所提出的，移民可能会通过占据本国工作者的重复性体力工作而迫使其向更加复杂的工作转移（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就业与技术”）。这种岗位升级对于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至关重要，在劳动法规弹性较大的国家中较为普遍，比如英国和美国。这种职业间的劳动力再分配也会出现在高等教育工作者之中。高学历移民在迁移时会选择对定量和分析技能要求更高的职业。外籍工作者份额上升后，拥有相似学历的本国工作者会选择分析性较弱但对沟通和管理要求更高的职业。
移民和本国工作者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互补性，这一点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我和波士顿大学的马西斯·瓦格纳（MathisWagner）在一项来自中等收入移民接收国的罕见研究中发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低技能工作者的移民震动了马来西亚的劳动力市场。1990—2010年间，
马来西亚采取卓越的国家教育计划，将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口份额从50%提高到80%。因此造成的低技能工作者的短缺由大量移民工作者补充，这些移民通常从事建筑业、种植园业和外向型低技术制造业。拥有高中学历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变成了这些移民工人的
管理者。我们发现，每10位移民工作者的迁入会给马来西亚本国工作者带来7个中等技能职位。如果没有这种人口迁移，这些应届高中毕业生不会获得与他们的学历相当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无技能移民的大量供应促使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加大自身教育投入，以突出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更大限度地利用技能的互补性。
这种互补性影响了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在许多国家中，女性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工作，因此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涉及比男性更复杂的权衡取舍，很多女性，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选择非全职工作或不工作。愿意以更低价格提供家政服务的低技能女性移民工作者的参与从根本上改变了目的地国家女性的劳动力决策。波士顿大学的帕特丽夏·科尔特斯（PatriciaCortes）及其同事表示，外籍家庭工作者提高了中国香港和美国本地年轻女性和高等学历女性的就业水平。鉴于许多国家，包括32个OECD国家的在校大学生中一半以上为女性，这种就业创造效应对于长期经济繁荣极为重要。
这种互补性在足球界的表现也较为明显，足球行业也许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全球性劳动力市场（见“足球，足球”，《金融与发展》2014年3月号）。去年夏天国际足联世界杯期间，全世界最优秀的736名球员齐聚巴西，当时他们代表的是32个国家队。但这些足球明星中几乎有一半同时效力于英格兰超级联赛、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92名非洲球员中仅有6位效力于本国足球俱乐部。
研究实验室、大学和高科技公司的技术工作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技能的聚集提高了生产率，进一步扩大了经济活动。皇家马德里、谷歌、纽约交响乐团和好莱坞都从这种互补现象中受益，并成为提供卓越产品的全球知名品牌。由于这种溢出效应，我们很少在高技术群体中看到反移民的现象，高技术群体清楚地意识到了与同等水平的移民工作者合作时带来的个人生产率的增长。
赢家与输家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将重点放在移民创造就业机会的渠道上，特别是本国工作者和移民工作者间的劳动力互补性这一渠道。移民的整体影响趋向是积极的，绝不存在多数公众舆论所认为的危害性。移民选择的职业是本国工作者所不能或不愿意从事的，包括工程教授、水果采摘员、对冲基金经理和建筑工人。
但与任何经济活动一样，有赢家就有输家。葡萄牙超级球星C罗加盟皇马时，俱乐部因此解雇了一位西班牙本国球星。一部分小学学历的马来西亚建筑工人无力与菲律宾移民工人竞争，而且年龄过大，已经无法学习新的技能。在美国，因墨西哥移民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许多本国保姆失去了工作。
公众对移民抢走就业机会的感知非常强烈，因为失业这种后果对于大家来说显而易见，对于受到直接影响的失业者来说尤其如此。移民对就业机会的创造效应相对不易察觉。印尼劳工的马来西亚主管、美国的女企业家之所以能够留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是因为他们家中有一位称职的外国保姆，但他们很少会想到正是因为移民工作者的存在，自己才能享有现在的工作和工资。
劳动力市场非常复杂。移民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供给和需要的一种响应。但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响应方式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的复杂性。移民的影响利大于弊，因此经济学家建议采用向从中获益的胜者征税的方式对输家进行补偿。
移民造创的零星技术互补性应得到发展。尤其是高技能群体—无论是学者、工程师、影星、运动员，还是企业主管。任何国家都不应通过定额对高技能移民进行限制。相反，应为每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移民提供永久居留权。政府可以用收取“管理费”的形式代替移民定额限制，为能简化审核程序，企业雇主会非常乐意缴纳管理费。
几乎所有分析都忽略了移民带来的最大效益—为消费者降低了物价。家庭保洁的收费降低了，医生数量增加了，移民工人采摘的生菜卖得更便宜。我们没能看到移民对日常消费的影响，而经济学家也无法对这种影响进行计算。但这种效益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比任何其他效应的影响力更大。我们无法专门针对移民采摘的生菜或移民医生的问诊征税，因为这不合法，也不具可行性。但是我们可以征收移民就业税。这就是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复杂的移民管理政策背后的本质原因。就业签证包括向雇主收取的服务费用，这种费用取决于移民的技能水平和职业、企业规模、所处行业以及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条件。这种服务费会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进行调整，雇主、工会和研究人员也会不断提供反馈。这种收费制度与商品进口商在边境支付的关税相同。该收费制度还规定逃税将受到严厉处罚，因此能够减少无证移民的非正规失业并创造收入。
本国和移民工作者之间的替代作用更加明显，且危害更大。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似乎能够更好地应对这种负面效应，但是失业人口仍然需要帮助。这就需要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税收。补偿性政策有多种形式—如，失业保险或培训补贴。但最重要的政策是通过教育鼓励工作者—尤其是年轻工作者—获取更新、更高级的互补性技能。
移民政策在先进性和效率方面发展滞后。国家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高管都是经济学家，但在移民政策方面，多数国家都“不允许经济学家的干预”。国家安全和法律问题在辩论和官方机构中占据首要地位：移民管理通常由内政部和国家安全部负责。居住权、就业权和公民身份依据法律或政治原则授予，经济条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通过将最低经济标准引入决策过程，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移民机制的有效性立即得到了提高。这些国家有很多经验可供欧洲和美国学习借鉴。
最佳的移民政策不会用严格的壁垒将胡安这样的移民拒之门外，而是会接纳胡安（和约翰），并对他所创造的一部分经济收益征税，再用这些税款为他所代替的工作者提供培训。虽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值得去做！
参考文献：
Borjas,George,2014,ImmigrationEconomic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
—,andLawrenceKatz,2007,“TheEvolutionoftheMexican-BornWorkforceintheUnitedStates,”inMexicanImmigrationtotheUnitedStates,ed.byGeorgeJ.Borja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Docquier,Frederic,GiovanniPeri,andÇağlarÖzden,2014,“TheLaborMarketImpactofImmigrationandEmigrationinOECDCountries,”EconomicJournal,Vol.124,pp.1106–1145.
Duffy,Bobby,andTomFrere-Smith,2014,PerceptionsandReality:PublicAttitudestoMigration,IPSOSMoriSocialResearchInstitute（London）.
InternationalLaborOrganization（ILO）,2012/2013,GlobalWageReport（Geneva）.
Ottaviano,Gianmarco,andGiovanniPeri,2008,“RethinkingtheEffectofImmigrationonWages,”JournaloftheEu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Vol.10,pp.152–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