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国出口可可、铁矿石和生钻石等原材料。富国出口——目的地常常就是这些穷国——巧克力、汽车和珠宝等更复杂的产品。如果穷国想要变富，它们就应该停止出口原始形式的资源，集中精力提高它们的附加值。否则，附加值的大头和所有优渥工作都会被富国攫走。
穷国可以效仿南非和博茨瓦纳，通过限制出口原始形式的原材料（这一政策在当地被称为“矿物增效”（beneficiation））利用自然财富强行推动工业化。但它们应该这样做吗？
一些观点比错误更加可怕：它们让你失去雄风，因为它们总是强调次要问题——如是否可以获得原材料——而让社会无法看到存在于别处的良机。
以芬兰为例。这个北欧国家人口很少，并且拥有大量林木。古典经济学家会说，考虑到这一条件，芬兰应该出口木材。芬兰也这么做了。相反，传统发展经济学家会说，芬兰不应该出口木材；而应该将木材转化为纸和家具，以此获得附加值。芬兰也这么做了。但所有木材相关产品加起来只占芬兰出口的20%左右。
原因在于木材开启了一条不同并且富裕得多的发展之路。芬兰人砍树，这会导致斧子和锯子生锈开口，因此不得不进行修补和替换。这最终让他们长于生产砍伐和切割木材的机械。
芬兰商人很快意识到，他们可以生产切割其他材料的机械，因为并不是只有木材才需要切割。接着，他们又实现了切割机械的自动化，因为不管切什么，手工劳动都是十分无聊的。从这里他们又进入了自动化机械领域，因为毕竟生活不仅仅是切割来切割去。从自动化机械中最终产生了诺基亚公司。今天，各种不同类型的机械占芬兰商品出口的40%以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提高原材料附加值是一条多样化之路，但并不一定是一条可以长期产生丰硕成果的道路。国家并不局限于它们所拥有的原材料。说到底，瑞士并不生产可可，中国也不生产先进存储芯片。但这并不能阻止它们在巧克力和计算机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只有在投入品运输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就近拥有原材料才是一项优势。从这个角度，木材比钻石甚至铁矿石都更加符合。澳大利亚尽管地处偏远，却是主要铁矿石出口国，但它不出口钢材。而韩国是钢材出口国，尽管它必须进口铁矿石。
芬兰的故事告诉我们，更有前途的发展道路并非提高你的原材料的附加值，而是提高你自己的能力。这意味着将新能力（如自动化）与已拥有的能力（如切割机械）相结合，从而进入完全不同的市场。相反，要想获得原材料，你只需要到距离最近的港口去买就是了。
根据一种投入品的微小的运输成本优势考虑未来会让一国局限于密集使用只能在本地获得的原材料的产品上。这会带来严重的掣肘。接近某种原材料市场就能让一国具有生产汽车、打印机、抗生素或电影的竞争力？大部分产品需要多种投入品，而在大部分情形中，一种原材料并不能造成很大的差别。
矿物增效迫使炼化行业以低于出口的价格内销，从而成为一项用于补贴下游活动的间接税。理论上，炼化行业的有效征税应该能让社会实现自然禀赋收益的最大化。但没有理由用课税权力让下游行业获益。正如我的同事和我所指出的，这些活动从产能上说并不是最接近的，也不是通向进一步发展的最有价值的垫脚石。
我们大多认为，十七世纪末英国煤炭业的最大经济影响是它鼓励了蒸汽机的开发，以此作为矿井抽水的办法。但蒸汽机的影响超越了煤炭业，刺激了制造业和运输业革命，改变了历史和英国的历史地位——一开始也给英国带来了从本地获得煤炭的好处。
相反，发展石化或钢铁厂，或将低薪钻石切割岗位从印度或越南转移到博茨瓦纳——后者比前两者富裕四倍——是不可想象的，也具有很大的制约性。阿联酋将其石油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和康乐设施投资，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较多的创新力，迪拜也成为成功的旅游和商业枢纽。
在这方面，美国可以提供一个教训。自1973年石油禁运以来，美国采取了矿物增效政策，限制出口原油和天然气。随着美国能源进口日益增加，其领导人找不到任何理由放弃这一政策。但最近的页岩能源革命极大地增加了过去五年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结果，美国国内天然气价格显著低于出口价格。
这是密集使用石油和天然气的行业的隐性补贴，并可能吸引一些外国投资。但这是政府课税和监管贸易权力的最佳使用方法吗？美国如果将其对天然气课税的权利用于刺激开发与革命性引擎相媲美的当代技术进步，效果不会更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