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大趋势以及日益加深的区域内协作（尤其是欧盟内部）都使得过去几十年各国经贸政策协同性大大增强，也使得政策的外溢性（spillover effect）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这次金融危机更是让人们看到了一国的经济政策可能对其它国家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我们回顾这次危机期间各国政策协调过程后，可以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危机爆发之初，各国都普遍采取了积极的协作姿态，尤其是在财政刺激政策方面。当时出于对全球经济可能由短期衰退陷入长期萧条的担忧，以2008年11月的华盛顿峰会（The Washington Summit）为标志，各国开始对以往金融监管政策进行反思、总结。与此同时全球协作的参与者也由以往的发达国家逐渐扩充为新兴市场和更多发展中国家；但这种政策合作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很长，随着一些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如美国的量化宽松和日本的“安倍经济学”）的推出，其他国家对这种“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纷纷表达了不满。讨论的焦点也从最初的政策合作可能带来的好处逐渐转变成非常规政策可能产生的恶果。作为应对，“宏观审慎”作为一剂稳定经济的药方被反复提及；近期的情况是国际政策合作仍未间断（以 G20峰会为代表），但是跨国经济协调的范围有所缩小，目前主要集中于欧洲国家内部。
这种国际政策协作的式微，由以下几方面原因导致：其一是随着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退，复苏迹象出现，全球性衰退的威胁有所减除，各国融入国际协作的动力也都不复当初。以美国为例，2008年10月美联储与全球14家央行达成了流动性互助的协议，并承诺可以对部分国家提供无上限的流动性支持。但在执行上来看，现在这种央行间的“背书”只局限于极少数对美联储自身有帮助的盟友内部。同时当初签署的双边互换协议目前实际只有单向流动，即美联储单边向其余央行提供美元流动性。除了货币协议外，财政政策协作也面临着瓦解。早在2008年以G20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阵营共同决议将全球GDP的2%用于财政刺激政策，但随着各国经济情况分化日益严重，这项意见在执行上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阻力，尤其是来自各国内部的政治压力。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各国始终不能在政策外溢效果的评估达成共识；换句话说，尽管人们普遍认同一国经济政策存在外溢效果，但这一影响究竟有多大、持续时间会有多长，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媒体讨论中都无法得到统一答案。事实上，国际政策协作上的学术研究由来已久。以货币为例，在经典的“蒙代尔-弗莱明”理论模型框架下，一国货币政策对于本国的效果是明确的，但对于其他国家的产出影响却是无法判定的。此外，如果将企业价格对汇率波动的调整纳入考虑，则会进一步增加结论的不确定性；政策评估的分歧还体现在对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日本“安倍经济学”的争论上。不同于以往旨在改变整体利率水平的货币政策，上述做法是通过影响收益率曲线来影响社会融资成本，进而拉动本国经济，这也就使得以往的政策讨论结果不再适用；同时日、美两国的宽松政策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对于这种短期资本流入的效果，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专家学者也各执一词。
除此之外，尽管有学者在理论上证明了协作能够给所有参与者都带来好处，但实证结果显示这种互惠共赢的效果十分有限，并且取决于各方当前政策（如现行的汇率政策）。举例来说，研究发现当一国原本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度时，此时国际合作就可能并非最优选择，因为一旦该国采取“以邻为壑”的策略或是盈余国不愿承担更多的义务，都会使得协作效果大打折扣。与此相对，无论是来自那些实行固定汇率国家还是货币联盟内部经济体的经验都一次次证明了，固定汇率下各国采取“各扫门前雪”的做法反倒会成为一种次优选择。
未来对于外溢效果实际大小的讨论仍将继续，在这方面，IMF等国际组织可以做出一些有利的尝试。不过即使人们认同国际协作的重要性，在操作上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弄清：第一，合作的可持续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基于规则的制定还是相机决策；第二，合作的参与方究竟以更为相近（这包括意识形态、财政状况等诸多方面）还是更为多元为宜；第三，政策协作的推动应该交由利益相关方（如国内立法机构、国有企业、工会等组织）还是更为独立、客观的第三方外部机构。
上述问题的答案还得取决于所针对的问题，尤其是议题的“技术性”和“政治性”孰强孰弱。我们的建议是：对于那些在较为同质国家间进行的技术性问题，如贸易政策，应更多地基于规则制定；而对于那些异质性较强国家间、政治意味很浓的议题，事后评估、相机决策的方式可能更为适宜。总的来说，基于规则的政策协作更多适用于维持某种既有政策，如危机期间延续贸易自由化，防止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对于那些需要破除重重坚冰的改革性议程（如WTO谈判中的多哈回合），小范围的非制度化讨论可能更为现实。
总体而言，目前各国普遍都认识到了国际协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货币、财政和宏观金融领域。金融危机让人们看到国际协作带来的好处，尤其是在危机爆发早期，同时这种改革的收益并非线性，而是在极端情形（如利率水平已经接近于零时）将更为明显。
在政策协作的具体执行上，需要视具体议题制定相应的规则、界定参与国范围以及改革执行主体。对于那些事前已有基础的政策协作，可以尝试在小范围、较为相近的国家间优先推行；而对于那些改革阻力较大的问题，应吸收更为多元的利益相关方，听取各方意见，充分考虑到改革难度。
未来对于政策外溢效果的评估还有待深入，尤其是对那些极端政策（如超宽松货币政策和零利率政策）。有关效果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是利是弊”的定性讨论，还应细化到具体的影响大小、作用范围、持续时间。只有当各国在政策影响效果上逐步达成一致，政策协调程度才有望上升。
本文原题名为“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Cooperation Dead?”。本文作者Stephen Pickford 是Chatham研究所高级研究员；Tamim Bayoumi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审查部的副主任。本文于2014年6月载于Chatham研究所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