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多年的经济体制转型实践，不仅促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理论宝库，理所当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和学界研究的重点。
“开放、改革、管理”三驾马车拉动经济体制转型原理（以下简称“三驾马车”原理），是我在2000年12月作为工作思路提出来，而后又放在实践中检验并在理论上展开研究的。研究这一原理，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通过挖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理论宝库，有助于推动经济体制转型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防止和避免在经济体制转型牵引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走弯路。
“三驾马车”原理的基本内涵
经济体制转型是指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只要靠改革这一种手段拉动，还要依靠开放和管理这两种手段拉动。也就是说，要靠“开放、改革、管理”这三驾马车合力拉动。
（一）“三驾马车”原理的构成要素
“三驾马车”原理，是由“是什么”和“怎么办”这两大要素构成的。“是什么”，是研究经济体制转型的本质规律；“怎么办”，是回答运用什么方法拉动经济体制转型。
这一原理可表述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由生产力水平和发展要求决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化取向，以开放、改革、管理为拉动力，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不断前行过程的本质规律和方法论。它包括四个要素：一是转型目标，即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转型决定因素，即由生产力水平和发展要求所决定；三是转型基本特征，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化取向；四是转型拉动力，即“开放、改革、管理”这三驾马车。
前三个要素讲的是经济体制转型的本质规律，即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它根本性地规定了，要破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就必须选择市场经济体制；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顺应而不能违背生产力水平和发展要求这一普遍规律；要确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和市场化取向。
第四个要素讲的是经济体制转型的方法论，即回答“怎么办”的问题。经济体制转型的方法，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而是根据转型规律确定的。这就要求我们，既须通过开放学习借鉴市场经济成功经验和做法，又须通过改革革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弊端，还须通过管理组织落实开放、改革举措，并将其成功经验和做法上升为法律法规。
应该肯定地说，中国已在深刻认识经济体制转型规律基础上，找到了与之相适应的方法论，这就是开放、改革、管理三大手段发挥有机协同的运行模式。
（二）“三驾马车”原理的逻辑关系（图一）
从实践情况看，开放、改革、管理分别都对经济体制转型具有重要拉动作用。然而，它们的作用却不仅仅体现在每驾马车的拉动力上，更重要的在于发挥“三驾马车”的拉动合力。
第一，“三驾马车”是个整体，不能顾此失彼。“三驾马车”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们同处一个平台，都是指向一个目标，这就是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经济体制转型规划中，务必注重“三驾马车”的整体性。（图二）
第二，“三驾马车”是个系统，不能将其分割。“三驾马车”拉动经济体制转型，正是系统论讲的任何一个系统都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连接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三驾马车”只能在整个系统运行，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注重“三驾马车”的系统性。（图三）
第三，“三驾马车”相互影响，不能厚此薄彼。“三驾马车”是相互联系和互相影响的。任何一驾马车顺时针方向都会直接影响前一驾马车，逆时针方向都会直接影响后一驾马车。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经济体制转型规划中，尤其注重“三驾马车”之间的协同性。（图四）
第四，“三驾马车”动态平衡，不能平均用力。“三驾马车”是动态平衡的，其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年，我们的主要着力点放在对外开放上，此后若干年主要放在深化改革上，目前则应主要放在制度创新特别是法律法规建设上。这就要求我们根据问题导向原则，适时调整每驾马车的位置和着力点，特别注重驾驭“三驾马车”的灵活性。
“三驾马车”原理能否成功运用，关键在于其行进方向是否正确。行进方向正确，就会呈现正向拉动态势；行进方向偏离目标，则会出现偏向拉动；行进方向错误，就会形成逆向拉动。
改革开放以来，“三驾马车”拉动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向总体上是正确的，成效也非常突出。自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到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之前，“三驾马车”拉动经济体制转型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再到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之后，“三驾马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化取向不断前行，并于2003年10月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至今，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三驾马车”一直朝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奋力前行。
“三驾马车”正向拉动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具有政治勇气和智慧而又与时俱进的领导集体；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从中国国情出发，设置转型目标，创新转型理论，制定转型方略。
在拉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三驾马车”没有出现逆向拉动现象，但偏向拉动问题却客观存在。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法律法规和政策不配套，加之有的地方和企业不按规范程序操作，致使部分国有企业在改制中出现了资产流失问题。此类的改制方式，打的是经济改革的旗号，行的却是损害国家和职工利益的勾当。尽管中央及时发现并坚决纠正了这些问题，但客观上难以挽回许多国有资产的流失。在“三驾马车”拉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还出现了诸多不协调不同步现象，这主要表现在：开放、改革、管理三个方面的安排相互脱节；政策措施不尽一致；具体行动不相协调等。
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这是今天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前提。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30年，囿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制约，那时的开放只能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开放，那时的改革仅是放权收权式的改革，那时的管理仅是命令式的管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开放中，照搬苏联经济体制模式，造成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反过来强化了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压缩了中国式改革的实践空间。二是放权收权式的改革，长期走不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的怪圈，造成了放权收权式改革越改越固化计划经济体制。三是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和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不仅窒息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而且使得经济管理处于僵化状态。
“三驾马车”原理的实现形式
“三驾马车”原理，是通过诸多实现形式而发挥作用的。按照排列组合方式，可将这一原理组合为六种实现形式，其中一种属于基本实现形式、五种属于演化实现形式。
（一）“三驾马车”原理的基本实现形式
循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体制转型轨迹可以看出，开放打头、改革跟上、管理保障，是拉动经济体制转型的基本实现形式，也可称为循序渐进的实现形式。
第一，开放为改革打头。讲的是开放在前，改革在后，开放倒逼改革。就是说，通过对外开放，了解并掌握国际规则与惯例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等相关情况和发展趋势，反过头来审视我国现行体制机制存在的弊端，找到深化改革的切入点或着力点。
第二，改革紧紧跟上开放。讲的是改革在后，开放在前，改革跟上开放步伐。就是说，根据扩大开放的要求，及时推出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着力解决体制机制制约，使其逐步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要求。
第三，管理为开放和改革提供保障。讲的是开放和改革在前，管理寓于其中并强力跟进。就是说，根据开放和改革的要求提供相应的管理保障，并把开放、改革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进而依据法律法规巩固和发展开放、改革的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战略决策，主要是开放打头的结果；在此之后采取的若干改革举措，基本上都是开放打头带来的连锁效应，也就是人们常讲的“开放倒逼改革”；而此间形成的法律法规，则都是管理作用的体现。设立“经济特区”就是开放打头、改革跟上、管理保障的范例。当然，这种循序渐进实现形式，有时也以同步拉动形式出现。2013年8月，国务院批准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完全体现了这种特点。
（二）“三驾马车”原理的演化实现形式
在拉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三驾马车”的位置和作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这种变化是由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的。依据问题导向原则，可将“三驾马车”拉动经济体制转型基本实现形式演化为五种主要实现形式，这里主要谈三种主要实现形式。
第一，“开放、管理、改革”循环拉动形式。这种形式的基本路径是：通过扩大开放，促进经济管理；通过强化管理，促进改革深化；通过改革深化，促进对外开放。
要打破行业的垄断，应该运用这一循环拉动形式。一是需要在已经推行诸多改革措施基础上，加大开放力度、积极引入竞争。不通过引入竞争，垄断局面就难以打破。二是必须在扩大开放、引入竞争基础上，紧紧跟上完善法规和强化监管。否则，就会导致无序竞争。三是应该在完善法规和强化监管基础上，抓紧深化国有垄断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引入竞争和强化管理，只是解决了垄断行业准入和监管问题，而不能解决国有垄断企业产权单一问题。同样不通过改革实现产权多元化，就难以避免政府偏袒国有企业。
第二，“改革、开放、管理”循环拉动形式。这种形式的循环方式是：通过改革，促进开放；通过开放，促进管理；通过管理，促进改革和开放。
中国的金融体制转型，目前运用的就是这种循环拉动形式。一是把着力点放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上。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客观上要求完善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各种要素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二是在深化利率和汇率改革中，必须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如果不跟上开放，中国金融就会与世界金融调整相脱节，就难以使中国金融更好走向世界。三是在推进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必须强化金融监管。否则，就难以保障改革和开放顺利进行，更难以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第三，“改革、管理、开放”循环拉动形式。这种形式的主要安排是：针对存在的体制机制弊端进行改革，根据改革的需要强化管理，通过扩大开放推进改革深化和管理水平提升。
中国农业体制转型和“三农”发展当属这种形式的范例。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包产到户”发端的，如果没有全国改革的大背景，就没有“包产到户”的生存和发展。同样道理，如果不跟上属于管理范畴的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导和法律法规的保障，也不会有农村改革的深化和“三农”的发展。在农村改革和管理向前推进过程中，如果不拓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也就难以提高“三农”发展水平。
“三驾马车”原理的实践特征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本质规律，明显体现在“三驾马车”拉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并呈现出诸多与之相适应的实践特征。
第一，以基本国情为立足点。
在改革开放的探索阶段，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经济建设，都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都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在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之后，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来谋划和把握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方向。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情况下，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并要求将这“三个没有变”作为一切工作的总依据。在经济体制转型进入攻坚阶段，习近平同志突出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我们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
正是因为中国始终强调以基本国情为立足点，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才使中国发展的“列车”跑在了自己的轨道上，也才使经济体制转型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化取向。今后，我们要更好把握“三驾马车”的前行方向，就必须更好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
第二，以思想解放为先导。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历程，就是思想解放为先导的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政治路线问题，而不只是经济问题。此前，邓小平同志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著名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并明确了政治路线的基本方向，及时确定了后来党在新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而依据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开始了经济体制转型的探索征程。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作为神圣的历史责任，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人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质的飞跃，从而形成了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发展观，使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解放思想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并明确要求深入探求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使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使经济体制转型理论得到创新，有力推动了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果断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明确决定把一切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此之后，党中央不断重申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十七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加深刻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36年来的实践，正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直循着“三驾马车”拉动经济体制转型、经济体制转型拉动经济建设的轨迹走过来的。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必须更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大力度发挥必须以经济体制转型拉动经济建设的牵引作用。
第四，以探索渐进为前行方式。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进程，就是探索渐进的过程。探索是渐进的前提，渐进是探索的结果。这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先农村后城市。农村改革的突破，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启示和经验，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城市改革。二是先试点后推广。中国各领域的改革大都经历过进行试点、扩大试点、全面推广的过程。这样做既可以取得经验，又可以避免犯大错误。三是先易后难。这种做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农村到城市”和“增量到存量”的改革。四是先做后说。这种做法的特征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允许基层大胆试、大胆闯，然后再根据实践效果加以评说。这种做法的优点是，不争论，争取时间干，鼓励开拓创新。
探索渐进方式行之有效，是国内外大多数专家的共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方式会使改革久拖不决，进而会使发展失去活力甚至滑向“发展陷阱”。对这种推论，需要在具体分析中作出判断。从过去实践看，这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中国探索渐进转型的成功和苏联“休克疗法”的失败已经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从今后走势看，这种警示又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制度创新已经进入经济体制转型为牵引，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整体推进阶段，这不仅需要继续采用探索渐进方式，而且更加需要搞好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协同推进各个重要领域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