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富有的85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上底层35亿人的财富总和——英国一份报告的形象描述让人惊讶；而最近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这本近700页的严肃学术著作所引起的全球关注和争议，让人们相信，不平等将是21世纪全球经济面临的最重大课题。
《第一财经日报》不久前专访了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意见领袖之一、全球发展中心（GDC）总裁南希·伯索尔（Nancy Birdsall），她认为“公平增长”对全球而言至关重要。在她看来，“公平增长”侧重增长的过程和结果，即增长成果由众人共享，保证制度运行的公正平等。
当被问及全球化如何影响公平增长时，伯索尔形象地指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全球化利弊同行，一方面推动了中产阶层崛起，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当前世界的风险，而缺乏社会安全网保障的“挣扎者（Strugglers）”/“奋斗者（Strivers）”群体首当其冲。
伯索尔表示，这个群体的特征是其脆弱性、易受伤害、工作努力、期望值日益攀升。这一刚刚越过贫困线的群体亦是社会稳定的隐忧，因此在保障该群体权益和避免财政赤字方面取得平衡，是对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市场宏观政策的巨大挑战。
对此，伯索尔特别强调，收入平等的最终决定性因素在于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包括税收和转移支付。而在由市场因素决定的收入差距上，各国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此外，随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不断崛起，伯索尔表示，不能再简单将世界分为穷国和富国，部分国家的政策将对相对较弱的国家产生正、负溢出效应。中国作为本世纪的主角，需要认知自身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而各国的增长和稳定也将惠及中国。
基尼系数0.4具有破坏性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公平增长（fair growth）和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有何异同？
伯索尔: “公平”（fair）一词在英语中有一层引申含义（connotation），它不仅包含包容性增长的技术性层面，即增长由众人共享（尤指底层阶级），更囊括了政治层面含义，即人们对制度运行的公正平等予以信任，相信其中没有欺诈或内部操纵，即产生增长的过程本身尊重人权及创新的自由。一言以贯之，公平增长更侧重于增长的过程和结果。
日报：如何评价全球范围内公平增长的现状，尤其是在你做了大量研究的拉美地区。
伯索尔：我认为，拉美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改善，尽管其原因仍存在争议，且较之亚洲，拉美大多数地区的不平等现象仍然严重。过去20年，教育的逐渐普及发挥重大作用，拉美紧跟亚洲脚步以确保贫穷人口受到教育，并长期调配了更多公共开支以支持高等教育，之后遍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一大变化，当时的政策强调基础教育的作用，由于技术型人才的供给关系发生改变，接受高等教育的技能型人才的回报率相对下降。 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了很多关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当的问题，当时大部分资源都被投入高等教育。而在韩国，多数教育资金都用以支持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这样一来就能拥有一个巨大的“人才池”，可以输送合格的人才接受高等教育。但在1980年代的拉美，很多人甚至没能完成中等教育。
日报： 拉美地区的不平等现象有所改善，评判标准是什么？
伯索尔：我们的评判标准是基尼指数（Gini-coefficient）。主要变化出现在“中产阶层”，他们较之顶部人群享受了更多增长成果。此外，我们非常关注“挣扎者”/“奋斗者”这个群体，他们正在摆脱贫困，这主要归因于教育，现金转移支付也是一大因素。目前，拉美的这个群体中有许多已经越过了2美元或4美元的贫困线。
在拉美，基于大宗商品的增长为初等教育水平的人群创造就业机会，这是福亦是祸，因为由大宗商品拉动的增长无法为普及教育提供长期激励，同中国模式或韩国依靠人口资源和基础建设的增长模式相比，当商品繁荣消退或暂停，将不利于拉美地区的增长。
日报：拉美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而这一问题在中国也受到热议。由于拉美是大宗商品驱动经济模式，因此更为依靠消费。拉美能为中国提供何种借鉴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伯索尔：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 。在危机之前，拉美和美国都太过依赖由消费和信贷驱动的增长模式，信贷更进一步拉动消费，而投资动力不足。中国则反之，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当然目前情况正在改变。若中国可以成功转变经济模式，将对奋斗者和中产阶层有很大帮助。
日报：传统经济学认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可能有助于提高效率。但IMF的最新报告提出，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负面效应，如何实现效率、平等和增长之间的平衡？
伯索尔：不平等也分建设性和破坏性两类。其实，人们可以感受到破坏性不平等的存在，尤其是当民众对腐败现象怨声载道时，这实为对不公平的不满，亦是机会公平受限的印证。尽管要明确划清建设性和破坏性不平等的界线很难，但基尼系数不失为一个判断标准，我认为当指数超过0.4时，则不平等是具有破坏性的。
日报：当我们谈及中产阶层、不平等、奋斗者等问题时，你认为全球化浪潮对这些问题有何影响？
伯索尔：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全球化无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但这种增长伴随着更多波动性，因此风险和增长共存。我将较小或较贫穷的国家比作海上扁舟，而如美国、中等大型经济体宛若巨轮，即使遇到风暴，亦能乘风破浪，继续前行。然而，当小舟面临外部冲击时，则有覆舟之险。而这种比喻也能置于国家内部，中等收入国家的奋斗者群体通常面临风险，如不受医疗保险或失业保险覆盖，即他们不受任何宏观结构的自动稳定器的保护。此外，这些国家具有相当的脆弱性，如当美国实行量化宽松（QE），这种脆弱性在那些手持少量资产且不受保护的人群身上越发凸显。因此全球化利弊同行，一方面它推动了中产阶层崛起，另一方面它也使当前世界更具风险。
维护平等应聚焦财政政策
日报：如何定义中产阶层？亚洲开发银行对此的界定是每天收入在2~12美元。
伯索尔：我认为10美元一天是贫困和中等阶层的分界线。亚洲开发银行对此的界定是2~12美元，但这一区间太大，且2美元实在太低了，而美国的贫困线则设为12~13美元。在拉美地区，如果人们能够保证每天10美元以上的生活水平，则可确保安全而不重新跌回贫困线下；但若每天只有5美元，则这些人在风险来袭时很可能重回贫困陷阱，如健康不良、失业、经济下滑、利率攀升等都是潜在风险触发点。在拉美，如果能达到10美元，则重新跌回4美元以下的几率只有10%。此外，民意调查显示，只有每家每户的人均每日生活水平达到10美元，人们认为才可称为“中产阶层”。
调查估计和大众态度不谋而合，可见，人们已经开始内化一种看法：中产阶层意味着更多的物质保障。我猜想，在中国的城镇地区，10~12美元可能无法让人们具有安全感（金融时报对于迁移人口的贫困线设为每日14美元），因为他们几乎不享有社会安全网。因此，10美元界线多少能给予人们一种安全感，此为功能之一，而大多位于该界线以下的人们没有这种安全保障，他们更倾向于在非正式部门工作以避税（如公司税、个人所得税），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原本应享受的权利，如他们在贷款方面会遇到困难等。因此长期而言，他们的脆弱性将愈发凸显。
伯索尔：我认为属于奋斗者。奋斗者的定义是脆弱、易受伤害、工作努力、期待与日俱增。土耳其、巴西、智利和乌克兰等的奋斗者都曾进行游行，呼吁政府实行更优的政策、促进公平。对中国而言，满足中产阶层需求的同时又不能忽略奋斗者群体是一大挑战。奋斗者们虽然只是摆脱了贫困，但这并不意味他们不具备潜在的企业家精神、创造力等素质，抑或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动因。当宏观情况恶化时，他们很容易愤怒或沮丧，因此，如何在保障上述群体权益和避免财政赤字等方面取得平衡，是对政策的挑战。
我认为，重要的是开展一些价值项目以降低人们的风险，而风险主要缘于那些无法控制的冲击，共有两种：一是来自家庭内部，如家人生病失业；二则缘于全球化或国内政策，如加息、失业率上升。纵观历史，经济体开放的同时社会安全网络也将进一步扩张，如欧洲和美国最大的一次扩张都发生在二战后。然而，社会安全网络的扩张也伴随着更沉重的社会负担，这也对政策层面提出挑战，因此政府必须要进行政策调节而不能一味开展不可持续的福利项目。
日报：亚洲开发银行（ADB）、美洲开发银行（IDB）或世界银行（WB）等国际性组织在不平等和中产阶层方面扮演何种角色？
伯索尔：作用巨大。包容性增长和共同繁荣是这些组织的关键政策考量，新兴市场尤其是金砖国家应该被纳入相关政策行动之中。所有人都希望减少极端贫困，我认为目前多边开发银行可扮演的角色更为重大，其可同各国合作促进包容性和共同繁荣，因为要在建设性和破坏性不平等中寻求平衡点非常困难。美洲开发银行在此问题上大大超前于世界银行，因为拉美地区的许多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便察觉到，收入集中化等问题损害增长。
IMF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高度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有碍增长，这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一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由市场因素和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两个因素决定。若市场无法有效运作，不平等将造成许多人无法贷款来进行投资；而如果政府能力较弱而无法提供教育，就无法弥补最初市场化不平等的缺陷。同欧洲的不平等现象相比，非洲或拉美地区的最大区别在于财政方面。其实，市场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在各国差别并不大，最终决定性因素在于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主要包括税收和转移支付。因此，西方国家政府在缓解不平等现象上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政府的角色便要弱于德国和瑞典等国家。若要培养中产阶层、保证奋斗者拥有不断上升的机会，税收和支出政策至关重要。
日报：相较于中国、印度等大型国家，亚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等的融资额度较小，要如何有效利用有限资金以使影响最大化？
伯索尔：对中国而言额度的确太小了，不过我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总是依靠贷款来促进包容性增长，增长必须要是内部自发的。当然，国际组织可以提供技术性支持和国际经验。在这方面中国相当明智，其并非一味向世界银行寻求资金支持，而是打包获取资金和技术支持。因为世行或亚行是诚信且独立的中间机构（honest broker），而非为了推销业务，且由于技术建议和贷款紧密相连，贷款方必定会认真听取以使贷款效用最大化，因此这将赋予多边开发银行以比较优势。
中国与世界联动
日报： 全球发展中心每年都会发布“发展职责指数”（Commitment to Development Index, CDI，也叫致力发展指数），指数是根据27个富裕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贸易、金融、移民、环境、安全和技术转移等方面所做出的援助计算出来的。根据此次数据，为何欧洲国家的指数排名最高，而美国和日本的指数较低？
伯索尔：指数排名前十的国家往往都是较小的北欧国家，而美国和德国都处于中部。另一份文件将欧洲作为整体评价，欧元区尤其是西欧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我们认为原因之一是挪威、瑞典、丹麦、荷兰的援助预算太高，这影响了西欧国家的指数排名。就人均GDP来看，美国在援助方面的预算很低；日本在移民方面表现不佳，贸易亦然，因为它们对本国大米严格保护，实施大额补贴，同时这也是日本同美国的TPP谈判僵持不下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做些改变了；挪威也表现不佳，因为其对奶制品、肉类也实行贸易保护。因此，指数的意义在于提醒这些国家需要在哪里改进。
此外，CDI也抓住了易被外界忽视的数据重点，如美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是世界之最，而此前外界一直称中国的排放量超过美国，或新兴市场经济体较之发达国家会产生发展排放等，这些声音都易扰人视听，因为CDI明确显示，美国的排放量仍然居高，尽管其人均排放减低至20吨，但同印度的2吨或中国5到6吨的人均排放相比仍显著偏高，因此美国尚有很大减排空间。中国也应该寻求良策来进行碳排放计价，不过中国已经在一些城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关键在于，中国不应拘泥眼前小利，因为环境问题不仅与其自身有关，亦牵动全球利益。
日报：在短期或中期来看，CDI会否扩大覆盖面，比如将新兴市场纳入其中？
伯索尔：当然。几年前的一份关于金砖国家的报告显示，金砖国家的总体表现不断改善。不过由于数据不足，CDI指数无法做到兼容并包，最大的难处之一在于新兴市场国家并不提供这些数据。先进经济体会将有关救助的数据递交中央发展援助委员会，其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Global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GPEDC），并在墨西哥城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国也参与其中。因此，CDI未来将来会逐步覆盖更多新兴经济体。
日报：你曾为拉美和先进经济体工作多年，现在你希望为中国做更多努力，你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和策略分别是什么？
伯索尔：我们所谓的“范式转换”就是不再简单将世界分为穷国和富国，而是更多关注新兴市场的角色；策略则是努力扩大我们在新兴市场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原因如下：较之10到20年前，目前中国的决策对世界具有系统性影响。因此，中国的气候政策对马拉维、德里亦有影响。同理，巴西在亚马逊雨林的政策或货币政策对玻利维亚和肯尼亚等也将产生影响。随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不断崛起，其部分国家的一些政策都将对相对较弱的国家产生正、负溢出效应，因此我们对此给予关注。
此外，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政府如何为其公民负责，这一过程很难定义。印度能否在收入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印度在税收体系等方面为很多非洲民主国家奠定基调，因此了解印度将如何应对这些问题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的政策进一步开放，中国将来也将面临这些思考。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再假装认为世界只是简单分为富国和穷国，我们的策略就是努力让中国更了解我们的影响力和共同利益。在美国，政府希望向我们寻求意见，而在中国我们并无这种影响力，因此我们想在此建立公信力，并让中国知道其一举一动都将对其他相对较贫弱的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如在知识产权、技术转移、财政政策、移民、贸易政策等方面。中国无疑将成为本世纪的主角。
日报：你希望向中国领导层传达何种信息？
伯索尔：中国需要认知自身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缅甸、泰国、非洲等地的增长和稳定将愈发有利中国自身发展，因为非洲并非仅仅意味着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更将在三十年内成为最大的市场。我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目光长远，可能这也同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息息相关。虽然中国同非洲之间已存在许多利益交汇点，但仍可深入挖掘。可以肯定的是，各国的增长和稳定必将惠及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