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琳·乔伊纳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2009年，琳·乔伊纳撰写的《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以下简称《传记》）一书由海军协会出版社(Naval Institute Press)出版。2014年，该书中文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3篇24章，全景式地再现了谢伟思的一生。该书也将曾经在美国对华政策史上、美国对华认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的经历再次纳入到读者的视野内。无论是这本传记，还是谢伟思的人生，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就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他对中国的局势，特别是对中共以及美国与中共发展关系的观点。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 ，生于四川成都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后随父母返回美国接受教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1933年，谢伟思通过美国国务院资格考试，1936年正式任外交官，曾先后在中国上海领事馆和重庆大使馆任职。1943年1月，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提交关于国共形势的报告，最早建议向中共控制区派遣美国观察员。1943年8月起，他开始在史迪威任总司令的驻华美军总部工作。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史迪威等吁请华莱士向蒋介石交涉，蒋被迫同意美方派人去延安。7月22日，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进驻延安，谢伟思为小组成员之一，同时他还被委任为小组政治顾问。
在延安期间，谢伟思不仅与中国领导人多次进行深入交流，还对延安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对中共以及中共领导的区域的基本认识，并以报告的形式上报美国政府有关部门。1945年4月4日，谢伟思离开延安。同年6月6日，谢伟思由于将自己所写的文件借给《美亚杂志》编辑贾菲而牵扯进“美亚案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阴谋违反间谍活动法的罪名逮捕。8月，美国大陪审团宣布谢伟思无罪。但随着“二战”后国际局势和中国形势的变化，美国国内恐共症弥漫，极右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泛滥，谢伟思以及其他希望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蒋介石政府打交道的“中国通”们，被扣上“共产党同伙”等“罪名”，遭到政治迫害。1951年底，谢伟思被美国国务院强行开除，后来虽然重新回到国务院，但一直得不到信任和重用。
纵观谢伟思的职业生涯，其高峰就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与中共的直接接触，以及由此形成的有关中国和中共的认识。20世纪50年代初期，则是谢伟思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他成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成为美国“丢失中国”的替罪羊。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谢伟思对中共的友好立场和强烈好感。
谢伟思之所以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成为美国“丢失中国”的替罪羊，直接原因是4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对中国局势的认知，特别是对中共认识的深化，他对中共采取了友好的立场，并将其作为政策建议提交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员。
谢伟思的首要观点是：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充满昂扬的信心、蓬勃向上。《传记》描述了谢伟思来到延安后，对中共产生的实际感知。而这种感知必然会引导他将中共与国民党加以对比：“这里与重庆的反差太强，这里没有一点贫极无望的苗头，街上没有乞丐。”“延安蓬勃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也给美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看不出厌战情绪。”
其次，他对中共领导人表示了强烈好感，给予了高度评价。谢伟思认为：这个领导集体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他们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
再次，他认为，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防止中国倒向苏联，美国应该发展与中共的关系，应该援助中共。谢伟思意识到，中共由于得到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必定会在战后的内战中取得胜利，从而取代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因此，在援助国民党抗战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应给中共以必要的支持。从长远和大局考虑，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调动一切力量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战后与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谢伟思的这一认识被赫尔利称为“反叛行为”，也正因如此，随后，他遭受了“丢失中国”的指责和“麦卡锡主义”的严重迫害。
第二，“冷战”思维主导下对“丢失中国”的检讨。
随着中共革命取得胜利，美国方面认为其“丢失中国”，并对此进行检讨。所谓“丢失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共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并彻底摆脱了美国的控制，因而美国认为其对华政策遭到失败。如果从美国的角度看，其对华政策确实遭到了失败。因此，20世纪50年代，他们就对华政策进行反思和检讨也是必然的。
如果立足于中国实际，对中美关系及美国对华政策进行反思和检讨，就会找到“丢失中国”的真正原因，找到对华政策失败的根源。但是，美国方面的反思和检讨一开始就建立在“冷战”思维基础上。所谓“冷战”思维，就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对立基础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敌视。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这就引起了持“冷战”思维的美国人的敌视。
这就意味着，美国方面在反思对华政策之前就预设了前提：中共的胜利就是美国的失败。因此，在“冷战”思维主导下的检讨，就演变为对美国为何未能阻止中共胜利的检讨。于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就被归结为国务院内亲共分子“不惜任何代价谋取与苏联的合作”、“出卖”中国的结果。因此，那些在20世纪40年代对中共持友好态度，强调美国应考虑建立和发展与中共关系的外交官，如：欧文·拉铁摩尔、谢伟思、约翰·帕顿·戴维斯、费正清等基本上都成为检讨政策失败的牺牲品。
第三，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对于中国和中共的无知。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因此，美国政府对于认识、了解中国的意愿并不强烈。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性，美国才开始重视对华政策。
为适应这一需要，美国政府，特别是在外交部门聘用了一批对中国有所认识和研究的“中国通”。虽然，这些“中国通”对中国和中共的认识较为客观、真实，但由于他们一方面规模很小（大约只有20余人）；另一方面级别较低（一般都是驻华使馆秘书职务等），他们的意见实际上并没有对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产生实质性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中国通”们努力将自己对中国和中共的认识，以及建立在这些认识基础上的政策建议提供给政府决策者。但是，他们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无知状态。
由于对中国的无知，美国方面无法正确认识到中国国内局势发展的趋势，也无法正确判断中共革命发展的趋势。这既造成对华政策被推向顽固、僵化的反共境地，最终导致对华政策彻底失败；同时，也为那些持“冷战”思维的人们将政策失败归结于谢伟思等人，并为其进行肆意迫害提供了空间。这一点正如费正清所言：我自己的印象是，美国人民对于冷战和中国共产党获胜的反应是恐惧居多而缺乏创见。麦卡锡的主要意义在于他在很长时期内为这样一些美国人所容忍，他们赞同他所说的目标而并不赞成他的手段，可是出于恐惧，愿意支持他的手段；恐惧同无知混合在一起……中国人民中间翻天覆地的变动，中国社会质的变化，在美国几乎始终是无人知道的。
综上所述，谢伟思个人悲剧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对中国和中共有着深刻、冷静的认知，而在于“冷战”思维视域中对中共的敌视，在于对中国和中共的无知。实际上，“冷战”思维也并不必然导致对“中国通”们的迫害，关键在于人们能否超越“冷战”思维，实现对中国和中共的冷静、客观、理性的认识。这就说明：积极、主动、全面地向世界开放，让世界更加客观、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是构建中国共产党正面形象的主要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