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志愿服务，是广大志愿者出于自愿和兴趣，为推动人类进步、增进社会福祉而不图报酬名利、贡献时间精力、提供助人服务的社会行动。自愿性、无偿性、公益性和组织性是志愿服务的四个基本特征。作为一种社会公益行为和公众参与途径，志愿服务已经成为社会结构转型、利益格局调整、公共空间发育背景下新的社会事实，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热议和参与。如果说昔日熟悉的“学雷锋做好事”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威动员的产物和政府行政职能的延伸，那么，转型时期的志愿服务及其行动力量和组织网络已日渐成为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结构性因素。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志愿服务视作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形式，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理解它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固有的体制思维使相关研究流于空泛的道德说教和苍白的形式演绎，缺乏贴近实际、扎根生活的深层次理论解读。
因此，为了走出体制思维的限制、拓展公益研究的界限，本文将志愿服务行动置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视域和现实语境之中，探寻服务过程中各参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人际互动是如何建立、维持和变化的。笔者以为，志愿服务行动不仅是提供助人服务、满足公共需求的公益平台，更是重塑人际互动、促进群体沟通的关系纽带。进而言之，志愿服务行动是不同社会群体间进行沟通与合作的行为模式，是转型时期重构和理顺社会关系秩序的特殊机制，而且，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志愿服务过程本身嵌入关系互动之中。所以，将社会关系网络这一维度引入志愿行动研究之中，有助于准确把握志愿服务的行动意义，重新审视志愿服务之于转型中国的特殊价值。
在日常实践中，志愿者、志愿服务、志愿精神是三个相伴而生的概念，因而界定志愿服务的准确含义，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志愿者和志愿精神，在这个基础上厘清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作为志愿服务行动的社会主体，志愿者（volunteer）是指那些不为报酬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作为志愿服务行动的内在动因，志愿精神（volunteerism）是指不为回报和名利而自愿推动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促进社会进步和完善社会福利的精神。作为践行志愿精神的行动表现，志愿服务（volunteer service）是指志愿者本着自愿无偿的原则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为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公共福祉而提供的服务。无论是热忱踊跃的志愿者，还是源源不竭的志愿精神，抑或是花样繁多的志愿服务，都建基于个体对生命价值和人类命运的积极认识，都是公共生活和公民社会的宝贵财富。
以上仅仅是从一般意义来界定志愿精神、志愿者、志愿服务的。事实上，志愿服务是一个颇为复杂而饱受争议的概念，其内涵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受到历史、政治、宗教和区域文化的深刻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志愿服务具有浓厚的生活性、实践性和过程性特质，因此对志愿服务的理解要回归日常生活实践，并解开下述一系列问题的“结”：志愿服务的实际过程如何？在服务过程中，各个参与群体呈现出怎样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又如何转化为社会秩序的维护力量和社会建设的参与途径？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既有研究明显游走于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诸多学者站在“方法论个体主义”立场，侧重于个体层面的微观分析，如采用社会互动理论关注志愿服务作为一种社会互动类型的形式和特点，解释互动双方的动机、需要、人格等个性因素；另一个极端是，一些研究者基于“方法论整体主义”立场，偏重于结构层面的宏观分析，如运用市民社会理论聚焦志愿行动作为一种民间社会力量的结构性意义，透视志愿行动之于社会转型的整体价值。显然，上述两种研究立场将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割裂开来，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困境，有碍于完整地理解志愿服务的行动过程和实践意义。
随着社会学对中观研究的重新审视，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社会关系网络学派受到了学界关注，有力地融合了宏观与微观、结构和行动的鸿沟，在志愿行动研究上也展现出其他理论立场所不及的解释力度。关系网络学派认为，关系是人们获取利益和配置资源的手段之一，它的功用是在比较中存在的；关系的实质在于利益交换；在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完全、规则不完善的条件下，关系就会发生作用；人们运用关系的原则是理性选择；寻找社会关系的路径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扩展过程［1］。在这一理论脉络中，格兰诺维特在波士顿郊外牛顿镇对300名白领求职者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他们中的57%是通过关系网络了解工作信息而成功找到新职业的。通过关系网络谋职不一定能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至少可使求职者广泛而深入地了解有关职位的情况，也可以为雇主扩大筛选职位申请人的范围。格氏调查后惊奇地发现：通过相识得到信息的人往往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收入较丰的职位，而通过亲属和朋友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则大大减少了。格氏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弱关系的力量”［2］。在格氏看来，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由此获得的信息重复性高，而弱关系是群体之间的纽带，它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充当着信息桥的角色。
林南等人扩展和修正了“弱关系的力量”这一理论发现，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该理论的出发点是，在一个分层体系中，相同阶层的人在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方面相似性高，他们之间往往是强关系；而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资源相似性低，他们之间往往是弱关系。当人们追求工具性目标时，弱关系就为阶层地位低的人提供了连接高地位者的通道，从而获得社会资源［3］。在林南看来，社会资源是通过人们直接和间接的联系而获取的资源。对于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是暂时的和借用的。而社会资本则是人们从社会网络中动用了的社会资源［4］。格氏和林南的理论被大量经验研究所证实。
笔者以为，从动态、多维、互动的角度看待关系，关系实质是一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连续过程。在个体行动和社会实践的塑造下，关系是变动着的，从无关系到有关系，从弱关系到强关系。关系双方的互动程度对于关系的维持、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如果在一种竞争性的社会条件下看待关系，除了促进沟通和传递信息之外，无论弱关系还是强关系还会起到社会支持和社会整合的功能。但是长期以来，以熟人关系为形式的强关系实际上主导着国内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传统，相反，弱关系的意义和价值一直被忽视。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把“弱关系”重新置于分析的中心，考察志愿服务参与各方的弱关系特征，以及弱关系网络对志愿服务行动的影响。在志愿服务所发生的群体之间，人际互动会经历一个从无关系到有关系再到弱关系的变化过程。志愿服务首先发生在强关系群体之外，即在亲朋好友等亲密关系网络之外的陌生人间展开，属于弱关系群体间的一种特殊联结机制。弱关系群体在信息、能力、资源等方面的异质性特点，使志愿服务行动能充分发挥关系建构和社会支持的功能，充当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信息桥梁及其他中介角色。这是展开本研究的基本理论预设和解释路径。
在《弱关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一文中，格兰诺维特基于时间跨度、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方面的不同组合，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2］。由于强关系集中于群体内部，群体内部的人同质性较强，因而难以获得新的信息；而弱关系则存在于小群体之间，分属不同群体的人异质性较强，因而弱关系可以当作传递信息的桥梁。
从一般意义上言之，参与志愿活动的互动双方主要由志愿者和志愿服务对象构成，在互动之初，两者是陌生人关系，属于典型的弱关系类型。大体上，志愿者的来源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党群组织自上而下动员、号召和吸纳，打上了权力运作和行政命令的强烈烙印；另一种通过社会招募的方式，这是近年来青年志愿者工作的一个崭新特点和有益尝试。这些通过不同渠道参与志愿活动的人们虽然具有不同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社会经历和职业选择，但往往年富力强、活力迸发，基本属于具有头脑、知识、技能和爱心的优势人群。反观志愿服务对象的社会构成状况，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成员大多处于边缘和弱势的社会地位，属于政府救助和社会帮扶的主要人群。正因如此，志愿者与服务对象基本上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诸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差异［5］。进而言之，志愿者和志愿服务对象的互动是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展开关系联结和关系建构的，他们在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等维度均较弱，属于格氏意义上的弱关系。
循着格氏“弱关系假设”的内在理路，由志愿行动所促成的弱关系群体间的人际互动，在信息传递和资源交换方面比强关系群体间的人际互动更重要。与个体最亲近的他者，如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亲密同事等，具有彼此重叠的社会关系。在如此熟悉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每个人都互相了解，彼此频繁接触，因而个体能够从中获取的资源、信息、服务多是同质的，并且可能在互帮互助上达到了收益的极限，具体表现为要么尽其所能，要么爱莫能助。正因为如此，这些熟人圈子内部的重复性人际互动，无法带来更多的异质的资源、信息和服务。与之恰恰相反的是，来自不同环境之人所推动的志愿行动，构建起陌生人互动的弱纽带，由于弱关系群体间在资源、信息占有方面的异质性，因而在人际互动中更容易获得有价值的异质性资源、信息和服务，更能发挥他们的互助作用。所以，志愿行动充分彰显了弱关系的潜在优势，成为弱关系群体间分享信息、交换资源、互帮互助的一种渠道。
从志愿服务对象的角度来说，志愿行动是在志愿服务对象的亲情和友情之外构筑的社会支持网络。作为志愿公益所关注的基本对象，弱势群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人际互动半径往往较小，且以家族、家庭、亲友为依托的强关系为主，如此便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固定的熟人互动圈。在这个圈内人际互动中，彼此占有的资源、信息以及相互之间的帮助服务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同时，他们与圈外人缺乏有效的交流机会和沟通路径，因而与圈外不能形成开放式的信息交流和资源交换，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如此恶性循环，导致弱势群体的处境愈发糟糕。志愿服务活动的展开，在人际互动和资源交换的相互嵌套中搭建起弱势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交流沟通的桥梁，使他们能够获得来自熟人关系网络之外的异质性支持，弥补自身资源占有的不足。
近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在继续分化、演变、调整的同时，开始出现定型化的态势。在社会阶层固化的状况下，志愿者恰恰用爱心和行动搭建起不同阶层人际互动的桥梁，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打破了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纽带的限制，跨越了空间地理、阶层地位的藩篱，大大延伸了人际互动的半径和距离，从而推动着从熟人关系向陌生人关系、从特殊主义关系取向向普遍主义关系取向的关系变迁。
三、弱关系的力量与个体化时代的社会团结
改革开放前，人们被编入统一的、同质同构的单位体制之中，仅有干部、工人、农民等简单的职业角色差别，其职业地位的分层也主要由单位占有社会稀缺资源多少来决定，并服从于一定的官本位序列。在严格的等级秩序和人身依附中，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内部的科层制度严重压抑了个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使人际互动囿于单位社会的狭隘圈子。随着单位体制的松动和瓦解，人们逐渐获得更多的自主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广大社会成员为了提高生活水平、激发自身潜能、实现自我价值，不再满足于由职业身份和行业系统给定的社会地位，而是在更广阔的公共舞台寻求扮演更丰富的社会角色、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来彰显自己的社会价值。他们之中的热心人士利用自身资源、通过彼此合作来解决共同面临的社会事务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参与方式，孕育着崭新的社会公共空间。
在这一分化和重组的过程中，志愿者这个新的社会角色应运而生，成为加强社会建设、健全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不计名利得失，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发光发热，成为奥运志愿者、社区服务志愿者、环保志愿者、治安巡逻员、抗震救灾志愿者、各类报告团成员、义务绿化养护员、法律咨询员等，投身诸如扶贫济困、帮孤助残、支教扫盲、法律援助、科技推广、环境保护等公益活动中。这些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的志愿活动，为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才能，参与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发育、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十分广阔的舞台和美好的前景。总之，志愿者及其从事的志愿服务活动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鲜活表征和生动实践。
从社会关系的转型而言，志愿者及其服务活动展现出特殊的行动价值，即它顺应了个体化时代人际关系原子化、陌生化、理性化的趋势，成为弱关系群体间人际互动的路径选择，也成为陌生人时代社会整合与团结的维持机制。随着经济改革的持续推进与社会结构的深度转型，中国经济社会正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在这种城市化、工业化和开放化的现代性潮流中，原有的组织架构、社会角色、人际关系都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个体纷纷挣脱伦理纲常、体制机制、传统组织的束缚，获得更多的自由权利和自主空间，成长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人。在个体化浪潮的激荡中，一个弱关系主导的陌生人时代已悄然来临。作为志愿者为服务对象提供社会支持的公益行动，志愿服务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进行沟通、合作、互动的行为模式，它的广泛开展正是顺应并推进了这一整体性的社会变迁。随着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弱关系群体通过志愿行动实现人际互动和互帮互助，构成了一种超越熟人圈子、超脱血缘亲情的新型关系秩序。
志愿服务行动之于中国社会转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社会关系上的团结功能和整合功能。具体来说，一方面，志愿服务有效弥补了个体化时代社会关系原子化、理性化带来的人际疏离。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在乡村，人际关系以家族、宗亲、村落内部的血缘、地缘和姻缘关系为主；在城市，人际关系主要集中在单位内部和亲属近邻之间。这些封闭性社交圈根植在低流动和低分化的社会土壤之中，具有同质性强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人际关系受到冲击和改造，社会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功利取向的市场交易关系。无情的市场竞争原则和生硬的法理契约关系打破了以往熟人社会的一切温情纽带。同时，在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中，人口流动加剧，它使得市民之间形成了强烈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人们迫切渴望重建和谐温馨的人际关系，找回逝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近年来，志愿服务活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不仅为社区成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社会参与渠道和丰富多样的参与方式，而且也实实在在地引导着人们步出自己狭小的居室天地，在参与各种公益福利事业过程中，建立了社区成员之间相互关心、彼此信任的情感纽带，培育了人们乐于助人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形成了出入相友爱、守望相助的新型人际关系。
另一方面，志愿服务行动的兴起是市场转型时期社会力量的保护性反向运动。恰如卡尔·波兰尼所言，市场力量的扩张或早或晚都会引发旨在保护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反向运动；而保护性立法与其他干预手段是这种反向运动的特征［6］。自20世纪90年代发展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物质财富急剧累积，但是，GDP的激增也带来了诸如大规模下岗失业、贫富悬殊、生态恶化、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安居难等一系列问题，让千千万万的人痛感经济与社会安全的缺乏。基本生存资源的商品化、货币化，必然会出现适者生存、弱者失败的局面。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在市场竞争中暂时受挫或缺乏支付能力的失败者，应该建立一套再分配机制，提供公正、平等、人道的服务和照顾。由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开展的志愿服务便是这一再分配机制的重要环节和基本手段。它通过积极主动、自觉自愿的爱心公益行动，重构起一个新的人际支持网络，不仅使那些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的困难人群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也使那些在市场竞争中落败的人获得基本生存的权利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志愿服务是一种再分配方式和社会保护手段，它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摆脱“市场社会”的梦魇，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7］。
当下，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利益格局的调整。这一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迁，不仅为志愿者及其服务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和行动空间，而且使志愿行动成为现代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的特殊历史语境中，志愿者队伍的异军突起、志愿服务的蓬勃开展，既意味着社会公共空间的发育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养成，也预示着政府治理模式的革新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完善。反过来，由政府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的固有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转型的步伐和社会结构的分化。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小政府、大社会”被确立为新的社会治理目标。由此，志愿服务及其组织建设作为社会发育的重要因素与表征，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首先，政府行政组织和市场经济组织原先承担的大量社会事务和功能，将由社会志愿服务来承接。志愿服务将在推进文化、教育、体育和医疗等各项社会事务中扮演关键角色。特别是在满足市民个性化、多样化和非组织化的日常生活需求方面，灵活丰富的志愿服务可以解决大量发生在寻常百姓家的困难和问题，它是任何庞大发达的行政系统都难以照顾到的。其次，志愿行动所营造的各种公益服务，正在成为社会力量发育的新路径和新形式。在志愿活动中，以个体、群体或组织间的弱关系为基础，组建了大量正式或非正式的志愿组织和服务团体。正是这些种类繁多的专业服务组织和民间互助团体，以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把社会中分散、孤立的个人汇聚起来，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社会化组织机制。再次，由于志愿者及其服务活动具有自觉、自愿、自主的显著特点，因而它非常利于调动和吸收行政资源、市场资源之外的闲散社会资源。早在1990年，美国志愿活动的生产总值已经占全美国民生产总值的7%，加拿大则占有12%。目前，虽然中国志愿服务已在人、财、物各方面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和支持，但与志愿服务相关的社会资源的潜在价值尚未被重视和利用。
但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而言，志愿服务活动的参与各方是一种跨越群体边界的互动关系。这种群体之间的弱关系，由于既没有密切的血缘和姻亲联系、又缺乏共同生活和长期交往的基础，因而共同性和规范性特征明显较弱。这意味着，连接志愿者之间、志愿者和志愿服务对象的弱关系，由于缺乏人情规则和关系伦理的约束，从而缺少持续维系的动力。在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的席卷下，人际关系流于短暂化、表面化和形式化，这种理性化的趋势更是冲击着志愿行动各方的弱关系，也让不同群体的爱心互动显得弥足珍贵。
笔者调查亦发现，作为弱关系群体间人际互动的实践形式，志愿行动的最大障碍来自于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特别是在“学雷锋做好事”的体制惯习影响下，我们往往在助人活动中过于强调个体的道德情操和奉献精神，而忽略相应的制度化支持和规范化运作，这样就更容易导致志愿行动缺乏普遍性和长期性，仅仅局限于少数道德高尚之人，大多数人即使参与活动也都是形式色彩较浓的短期行为。正所谓“雷锋三月来，四月走”。
显然，弱关系的脆弱性对志愿服务行动的展开和维持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笔者以为，破解上述难题仅仅依靠加强道德建设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弱关系的弱势”这一论题出发，致力于使志愿行动相关主体的互动关系由“弱”变“强”、由“冷”变“热”甚至变“熟”的强化实践。这一关系转化过程既可以在既定弱关系的基础上借助频繁的和实质性的直接交往来改变关系的弱性质，也可以借助于强关系的良好传递性和规范性压力来实现弱关系的强化［8］。这种弱关系强化的实践艺术，其实质是通过克服弱关系的弱势以充分利用它的强势，从而增强互动双方的交往意愿和参与程度。
从一般意义上说，专门的志愿者组织和专业的志愿服务机构，具有承上启下和广泛联系的特点，占据着伯特所谓的“结构洞”位置。按照伯特的理论，不同组织或个体在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会极大影响着通过网络传递信息和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如果该组织或个体占据了网络中的“结构洞”，即联系着相互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个体或群体，那么该组织或个体就获得了这种状态赋予它的信息和控制优势，如果该组织或个体占据的“结构洞”越多，那么其结构优势就越明显。在活动开展过程中，志愿服务组织能够通过横向和纵向的组织联系，建立起与志愿者所在单位、组织或社区的联系，从而保证对志愿者自然状况及其相应素质、能力、专业和品质等方面的充分把握，以便更好地发挥志愿者的作用，增强志愿服务的可信度。同时，志愿服务组织能够沟通志愿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通过与服务对象的互动，了解其基本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合适的志愿服务。此外，志愿服务组织的作用不仅在于倡导和推行公益活动，而且在于建立信任和传递信任。依靠专业组织的信誉和信息优势使弱关系群体间成员增强人际互信，从而确立对对方的行为预期。总之，社会组织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优势，把不同的陌生人群体联结在一起，实现了弱关系群体间制度化的人际互动，为弱关系群体成员提供了必要的信任，增加志愿服务双方的信任度，提高志愿服务活动的效度。
那么，如何培育和壮大志愿服务的组织基础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制度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制定的一些行为规则或约束，其作用主要在于建立一种稳定有效的结构，以减少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由于志愿服务主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因而更加需要明确的制度依据和约束。只有当制度安排具有明确性、稳定性和规范性时，志愿活动的参与者方能做出长期而稳定的行为预期，坚定自身的参与意愿和行动选择。制度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机制使制度一旦走上了某种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因为初始选择产生的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及适应性预期等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而进入特定的路径实现循环。推进志愿行动的制度创新，就是为了使志愿活动进入良性循环轨道。通过制度化的创新路径，为强化陌生人群体间的弱关系提供一种稳定的行为模式，从而为志愿行动的持续开展奠定坚实的关系网络基础。
进一步壮大中国志愿者队伍，培育、建设和扶持志愿组织，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制度创新路径：针对政府推动与志愿服务社会化两者关系问题，要重视志愿者的自主性，避免政府包办包揽；针对志愿组织资金资源短缺问题，可依托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企业和社会的合力，建立志愿服务公益基金，切不可盲目“去行政化”；对于志愿团体的组织建设，要建立外部监督和第三方审查制度，对不合格的志愿团体要求其停止活动、自行整顿，甚至撤销，对优秀团体则给予表彰；针对志愿者和志愿组织积极性不足的问题，要完善社会激励机制，具体记录人们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内容和时间，以确定的量化统计数据作为评价人们履行社会责任、褒奖社会荣誉的基本依据。
五、结语
本文从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出发，将志愿行动视为弱关系群体间人际互动的路径选择。就关系运作而言，志愿服务往往在熟人关系网络之外的陌生人间展开，它所伴生的人际互动一般经历着从“无关系”到“有关系”、从“弱关系”再到逐步强化的过程。弱关系群体间的人际互动能够更好地发挥群体成员在信息、资源占有方面的异质性优势，这不仅使志愿服务双方的互动内容更有针对性，更能发挥彼此的互助作用，避免重复性的交流和多余的联系，而且使社会不同阶层的交流和对话更加顺畅，促进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的营造，避免社会隔离和阶层壁垒的形成。从这个角度说，志愿服务所呈现的弱关系群体间的人际互动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从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视域探寻志愿行动的展开过程和实践逻辑，在目前学术界颇为鲜见，因而它是一项别开生面的探索性研究。笔者强调志愿服务过程中人际互动和弱关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发现和把握关系运作的“奥妙”，更重要的是通过“关系”这一中国式元素，在志愿行动的微小实践中揭示弱关系在个体化时代的力量，解开“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谜题，从而建立起沟通微观社会行动与宏观社会结构的桥梁，唤起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研究的理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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