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欧盟和美国紧张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主题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事实上，鉴于两大经济体规模合计超过全世界GDP的50%及全球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谈判涉及的利益巨大。为确保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惠及大西洋两岸的消费者，那些谈判专家必须看到并避开几个关键的陷阱——虽然其中有些明显但有些不太容易识别。
双边贸易协议最近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比方说，欧盟和加拿大最近签署了一份全面经济贸易协定，该协定很可能为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奠定基础。
鉴于世贸组织订立全球协议的努力一再失败，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惊讶。世贸多哈回合谈判无疾而终，而去年在巴厘岛达成的协议尽管被吹捧为成功的范例，却仅仅起到加速关税征收的作用。
既然如此，对消费者保护不力的担心在既得利益的扭曲下正主宰着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辩论。以肉鸡不同处理方法所引发的分歧为例。美国用氯化水来洗涤鸡肉；而欧洲则在肉鸡屠宰之前饲喂各种抗生素。欧洲生产商试图说服顾客美式做法对消费者更加不利只能用荒唐两字来形容。
现实是美国消费者保护较欧盟更加严格完善，因为欧洲法院的卡西斯第戎决议生效后，所有国家适用的最低标准由特定情况下国家的最低标准决定。相比之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强制执行最高的产品标准，也就是说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下，欧洲消费者将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高质量的产品。
贸易促进的主要好处是使各国专注发展自己最为擅长的领域。正如拉尔夫·奥萨向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提交的工作报告所显示的那样，如果德国没有利用国际市场，其生活水平可能只有现在的一半左右。德国经济研究所的Gabriel Felbermayr表示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可以让德国生活水平提高3-5%。
但上述收益并不是肯定会有。贸易促进的主要风险之一是贸易转移——即两国间征收关税的减少导致消费者拒绝选择来自第三国的更为廉价的产品。如果消费者节省下来的金额赶不上国家降低的关税，那么最终结果是民众福利将因此受损。
规定必须允许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俄国以平等条件加入贸促进程才能避免出现类似的结果。事实上，成立将俄中两国排除在外的某种形式的“经济北约”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不是明智的选择。相反，谈判进程理应寻求这些国家的加入。
另一个潜在风险是投资保护。目前的情况是，在欧盟自身健康及环境保护措施实际起到贸易壁垒作用的情况下欧盟承担责任可以接受。比方说，欧盟设定汽车二氧化碳排放上限的指令实际是某种意在保护法意小型车的行业政策。投资保护能限制这种权力滥用。
但欧盟因欧洲国家无法履行其义务，特别是无法偿债而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保护并不可取。正如《德国商报》的Norbert Häring 最近指出的那样，此举可能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变成债务责任共有化的工具。
欧盟范围内的投资担保将会人为降低某个欧盟国家的借贷利率，因此鼓励这些国家承担更多债务，从而在实际上中止了资本市场的自我修正机制。这会将欧债灾难拖入下一幕，由此产生的后果远大于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带来的好处。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无疑在提高大西洋两岸经济表现方面颇具潜力。但如果通过实际接近于欧洲债券的机制允许该协议沦为欧债共同化的后门，那么这项协议就没有任何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