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十年是全球贸易失衡肆虐的十年，美国存在巨大的双边赤字，特别是于中国。危机爆发以来，这些失衡被部分逆转，美国贸易赤字占GDP之比从2006年5.5%的峰值水平下降到2012年的3.4%，与此同时，中国的盈余占GDP之比从7.7%下降到2.8%。但这是暂时的调整，还是长期再平衡已经开始？
许多人引用的一个再平衡持续进行的例子是此前被转移到新兴市场的美国制造业出现了“在岸化”（onshoring）。比如，苹果公司把新工厂设在了得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通用电气也计划将其洗衣机和冰箱生产线转移到肯塔基州。
一些指标表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长期下降后，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事实上已开始增加。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在美国则维持相对稳定。事实上，实际有效汇率（REER，经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调整）自2001年以来贬值了30%，自2005年以来贬值了17%，表明新兴市场正在迅速失去其低成本优势，也极大地提振了美国的竞争力。
此外，2007—2008年启动的页岩气革命让美国能够大幅降低其能源成本。而美国制造业出口占世界总量之比曾在2000至2008年间下降了4.5个百分点，但现在已趋于稳定，2012年还上升了0.35个百分点。
但是，如若更加仔细地审视数据就能发现，1999—2012年美国制造业并未表现出多少在岸化的证据。首先，美国通过进口满足的制造品内需并未表现出扭转之势。事实上，制造业的离岸程度增加了9%。
这一趋势甚至在中国进口品占主导地位的部门也存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事实上，对那些2011年中国进口品至少占需求40%的部门来说，进口比例比制造业总体水平上升得更快。
此外，如果相对劳动力成本是美国贸易条件（出口品与进口品的相对价格比）的重要推动力，那么劳动密集程度更大的部门应该经历更大程度的下降。但数据并未表现出这一点。
美国竞争力上升的唯一可靠证据来自页岩气产出的大幅增加。化工业等能源需求巨大的行业进口比例减小幅度远大于计算机和电子等能源密集度较低的行业。这表明能源密集型部门更有可能出现在岸化。
更广泛地说，美国国内生产数据与实际有效汇率走势不一致，也没有表现出竞争力的大幅提高。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一差异反映出从汇率到美国进口价格的传递过程轻微而缓慢，这是因为美国有一个独特优势：90%以上的额进口商品是由本国货币定价的，而美元价格十个月才会变化一次。即使价格条件重新商定，传递效应也很低，10%的美元贬值只能在两年后带来进口价格累计3%的升幅。美国贸易条件与波动更大的实际有效汇率之间联系不大，这与汇率传递的轻微和缓慢现象一致。
证据是明确的：制造业正在回流美国的说法站不住脚。当然，当前趋势是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美国能源价格的下降，因此进口比例可能在几年时间里开始下降。但是，这一结果远非板上钉钉，美国不能依靠制造业竞争力的快速提高作为其经济复苏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