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一直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石。但随着近些年来中国向工商业社会的快速转型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中国的婚姻家庭模式已开始多元化，并且，将是一个趋势。
对此，社会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社会结构，有必要对此作出回应。
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银河。她长期跟进研究中国社会的婚姻家庭、性和女权等相关问题。
社会已变得多元
《南风窗》：现在中国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婚姻、家庭解体的速度越来越快，离婚率和不婚率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功能明显弱化，你认为主要有哪些原因？
李银河：中国的家庭婚姻模式和观念最近几十年一直在发生着渐进式变化。但离婚率的确在最近一二十年呈爆发性增长，可以称为巨变。
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中国社会过去十多年的快速都市化。从城乡离婚率的比较看，乡村要低很多，城市的数据高，而大城市离婚率最高。中国特别是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离婚率和单身率都是最高的。
从法律上看，中国的离婚是非常宽松的。从上世纪50年代第一部《婚姻法》开始，只要感情破裂就可以离婚，法律上是比较先进的，原来的压力主要是社会舆论压力。
欧美社会由于有强大的基督教传统，一般在法律上对婚姻相当维护，美国争取无错离婚争取了很多年才得以实现。在天主教社会，与婚姻有关的法律就更为保守。爱尔兰1999年才批准离婚。
都市文化与中国原来的乡土文化有非常大的区别。在乡土文化中，受周围人的舆论影响很大，会倾向于过普通的婚姻家庭生活。而都市社会是陌生人社会，离婚、结婚或单身的社会压力都相对小，这样，个体就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做过关于离婚的调研。那时的离婚还被认为是相当丑、不能见人的事。
我记得有一个要求离婚的女性，当时单位和居委会都来训斥她，“你为什么要离婚？”那些人对她要离婚很反感，特别生气。因为男方家庭特别好，两人纯粹是因为感情不好想要离婚。而感情怎么样，外人并不知道。舆论也并不认为感情是婚姻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最后婚是离了，但别人都埋怨她。
对比一下，就会发现，这30多年间，中国社会关于离婚的舆论压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都市里会有不少人主动选择不婚，而农村就没有。一般说的光棍村，是找不到，没人愿意嫁，而不是主动选择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婚姻中情感因素的上升。过去中国人婚姻中，情感很不被重视，感情好不好很不在意，主要是生孩子过日子，在那种情况下，婚姻是更稳定的。当情感因素占据主要位置后，人的感情是变动的，很多婚姻没感情可能就离了。
还有一些现代化的原因。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更为广泛，男女双方接触的人都更多。且两人都有工作，跟过去的男主外、女主内，离了婚女性没生活来源的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有一个统计数据是说，中国的离婚70%是女方提出来的。这显然跟女性的经济收入提高有直接关系。
在上面的大前提下，具体在遇到家庭暴力、外遇等等情况下，都可能导致离婚。
《南风窗》：离婚率大幅升高的社会影响有哪些？
李银河：中国整个社会现在变得多元化了，过去是整齐得很，大家都在一个相当传统的婚姻模式中。正面的影响是，个人自由增加了，可以有多种选择，不像过去那么呆板。多元的形态，对人的幸福度是有促进的。
举个具体的例子，过去，由于结婚压力特别大，中国的同性恋很多都会跟异性结婚。有一个统计数据是，全国有1200万同性恋是跟异性结了婚的，这种婚姻的质量显然是很低的。发达国家的同性恋跟异性结婚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中单身人口比例大，同性恋者没有结婚压力，没有必要为了应付父母和社会等压力，完成一个形式上的婚姻。
就我来看，影响总体上是正面为主。不和谐的婚姻解体了，可能比在一起互相折磨更利于社会稳定。
至于负面的作用，可能对孩子有一定影响。但另一方面，一个父母完整、但不睦的家庭，对孩子的成长不一定更好。
还有一个情况是，在男女并不是真正平等的社会中，男性更容易掌握社会资源，使得男性在离异后容易找到新的更年轻的伴侣，而离异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总体而言是不利的。在现实中，由于婚后一般女性会为家庭付出更多，工作上可能会不如男性成功，这样，在离异后，女性相对男性而言，将处于更不利的社会地位。
结婚要“有房有车”是阶层焦虑
《南风窗》： “不买房不结婚”，“二奶”乃至“多奶”等事实上的多妻制的再度流行，是否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的婚姻比其他时代更为物质化，还是仅仅是不同的表现形式？毕竟物质在任何时代都是婚姻的一大基础。
李银河：实际上，婚姻的物质化古来有之。为什么在前几十年婚姻物质化的现象显得不突出，是因为当时大家都是穷人，城里的工资都只有几十块钱，农民就几个工分，基尼系数只有0.2，是全世界最平等的社会之一，基本没什么社会分化。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了，从最平等的社会，一跃而成为全世界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
一般而言，0.4的基尼系数就是警戒线了。超过它，社会很容易发生动荡。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城乡之间差异很大，两个群体之间一般互相不产生直接的心理比较。如果每个农民都跟城里人比，那整个社会心理早不一样了。
在这种贫富分化的状况下，婚姻成为改变阶层的手段。好多女性结婚时提出，要有房有车，就是对阶层的要求。
《南风窗》：最近几年，随着房地产的全国性走热，中国的婚姻与房子产生了非常奇怪的紧密联系。现在，中国不少偏远农村都已经到了这种状况，即在当地县城或中心镇里有一套房，是青年男子谈婚论嫁的基本前提。
李银河：对。这也是婚姻物质化的表现形式之一。说起偏远农村的婚姻状况，我想起一年前在通州宋庄开的一个会，当时是一帮艺术家去湘西农村调研，并试图用艺术的手段将当地情况表达出来。
他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当地农村适婚年龄段的男子，有1/3是找不到妻子的。这就容易导致大家常说的“光棍村”现象，成为社会问题。性的问题死不了人，但显然会让人过得很不快活。从社会舆论上，大家还会认为是你自己没本事，还得自责。
他们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去当地的小妓院，30块钱一次。在这种境况下，性交易已经成了所谓的“刚需”。
在这些条件不好的农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一是随着社会流动加快，女性大量外嫁到城里或条件更好的地区，二是因为中国现有的出生性别比高，已接近1︰1.2，男性大大多于女性。
多元化需要自由和平等
《南风窗》：在传统婚姻弱化的同时，其他多元的生活方式更为流行起来，与之相关的主题许多成为社会热点，比如，一方面是偏远农村大量找不到妻子的“光棍”群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又出现了大量高知的所谓“剩女”。还有就是，社会对性自由、同性恋等现象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李银河：偏远地区男性“光棍”群体和大城市里高知“剩女”并存的情况，被人称为“甲女丁男”现象。本质上都是在男女社会地位不同，男性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情况下，“男找下女找上”的社会习俗引起的。
男的可以往下找，哪怕经济、教育上低几个层次，社会舆论也觉得没有什么，但对女性的要求就是必须往上找。一旦女性比较成功后，可以选择的对象就越来越少，造成优秀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困境。
男性如果经济社会地位低于女性，会有被人认为“吃软饭”的嫌疑，一般中国男性对此是比较敏感的。我们曾经感慨，“吃软饭”真不是一般男性能做到，需要有强大的内心。
《南风窗》：中国社会最近十多年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性自由的代表人物，前几年木子美还是很轰动的，大家觉得她的行为惊世骇俗，现在都有些习以为常了。
李银河：中国的婚外性行为最大的变化发生在1997年，当时，《刑法》取消了流氓罪，以前，它针对的是所有非婚性行为，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起在现实中就不怎么执行了。但保留了一个聚众淫乱罪，针对的是3人以上的性行为。前两年南京的一个副教授还因此被抓。
在90年代之前，婚前守贞还是中国社会的主流规则。但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71%的中国人有婚前性行为，扣除年龄的因素，可见现在年轻人的婚前性观念和行为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婚前性行为已经成为新的常态。
2000年《婚姻法》修改时，一批人还曾主张恢复婚姻中的通奸罪，即在婚姻中，一方发生婚外性行为属于违法。这显然是不可行的。事实上，调查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婚姻中存在婚外性行为的比例高达40%。
《南风窗》：由于生育和传统上的照顾家庭的角色，在事实上仍然是男权占主导的社会中，女性一直是婚姻中的弱者角色。在总体多元化的同时，另一方面，更为传统的婚姻模式，比如全职家庭主妇，特别是高知全职家庭主妇的再度流行，也成为另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对此现象，社会褒贬不一，你怎么看？
李银河：全职太太是贫富分化后才出现的。过去男性一个人是养不了家的。这对于女性社会地位是有负面影响的。男女平等的基础是经济独立，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很难谈得上真正的自由。嫁了有钱人，确实可能较容易地过上好的物质条件的生活。但男性一变心，离婚后怎么办？
美国一些州规定，离婚后，有钱的一方要保证另一方原来的生活水平，即对配偶的赡养义务。中国2000年的新《婚姻法》规定的是离婚时平分共有财产，对孩子有赡养义务，对配偶没有赡养义务。而一方有过错时，要不分或少分财产。这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是一种补偿，但实际上能做到的很少。一方面是男性的财产很多女性不掌握，另一方面，有过错也需要大量举证，很困难。最近有一个不太有利于女性的修订是关于婚前房产的分配，即哪方家庭出的首付，离婚时属哪方财产。
离异女性一般生活水平会有所下降的原因是，总体而言，女性的工资比男性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