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难止的恶性动荡怪圈
泰国去年底开始的此轮动荡危机持续半年余，伤亡超过800人。5月7日，宪法法院判决美女总理英拉以及其他9名阁员渎职、违宪，将其解职。副总理兼商务部长尼瓦探隆继任新临时总理。8日，反贪污委员会认定英拉和临时政府官员在“政府高价从农民手中收购大米导致亏空数十亿美元”的事件中渎职，提请上议院弹劾这些官员并禁止其参政5年。上议院近日讨论解决危机之道，上议院代理议长素拉猜此前表示，可能会在16日初步确认解决政治僵局的方案，外界称该方案偏向于反对派的提议，也就是由上议院提名临时总理。
英拉下台导致泰国政争风暴愈演愈烈，陷入更大危机。素贴领导的反政府示威者和支持政府的“红衫军”同时示威。反政府示威者5月9日起在曼谷市中心掀起推翻临时政府的“最后一战”，占领总理府、国会大厦等多座政府大楼，不推翻临时政府、铲除他信和英拉在政坛的势力绝不罢休。而临时政府14日开始抓捕30名反政府示威领袖，“红衫军”则在曼谷郊区掀起大规模示威，抗议司法不公，捍卫政府。“红衫军”领导人称，如果反对派任命新临时政府，将引发“内战”，因为“红衫军”将升级示威抗议。两派示威者隔空叫阵，怒火相向，街头暴力频发。15日，反政府示威者遇袭，致2死、21伤。九成以上的泰国民众担心示威者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发生“城市之战”。
其实，此轮动荡只是过去8年来泰国政局频繁动荡、民主之乱迭起的一个缩影。20世纪泰国军人频繁政变的历史姑且不谈，仅仅在过去的8年，泰国共发生5轮政治动荡：2006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3年，总理换了七个：他信、素拉育、沙马、颂猜、阿披实、英拉、尼瓦探隆。其中，他信派总理占了5个，反他信派总理是两个：素拉育和阿披实。而这些总理均命运多舛，多位不得善终：他信是2006年9月被军事政变推翻，至今流亡海外；素拉育是军方扶持的临时总理，干了1年半，下台后扯上非法占地的官司；沙马、颂猜、英拉则因为涉及弊案先后被宪法法院解职，宪法法院6年内解职3个总理的现象在泰国民主发展史以及世界民主发展史上都极为罕见；阿披实2008年底是被军方强推上的总理，未经过大选，一直遭遇“红衫军”的抗议，卸任后也是官司缠身。泰国民主乱局的表现不仅仅是走马灯似的换总理，更是体现在几乎从未消停过的街头示威，过去8年，街头流血冲突中的伤亡者有五六千之众。泰国人温文尔雅的良好形象正在被混乱和流血冲突所取代。
泰国民主运作缘何进入死胡同？
泰国乱局根源并非“疾在腠理”，而是“病入膏肓”，即无法通过换总理或举行大选来解决。泰国之乱长期化意味着民主机制运作陷入僵局，原因复杂、多元，要全面解决之，难于上青天。
第一，社会分裂之困。两大势力长期斗争的根源在于社会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他信、英拉代表的占全国人口七成的北部、东北部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利益，他们享有很少的政经权益和社会福利。而反对派主要由曼谷及其周边城市的政商学界精英阶层组成，占人口总量的三成，却曾长期把持政权、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经济和社会资源。日益觉醒的草根阶层要求曼谷精英阶层分权给他们，要求社会权益平等，这为后者所不容。两派的博弈与利益调整的过程将是长路漫漫，只要不同阶层的资源分配不均与阶层对立的根本社会矛盾不解决，代表两大阶层的政治势力必然争权夺利，泰国“民主之乱”将无休止的上演。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他信派代表和领导草根阶层与曼谷精英、传统权贵集团的博弈，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社会政治意义。这毕竟是泰国民主化道路上突破瓶颈的一次重大尝试，力图使一人一票选举制度产生的巨大政治力量压制住提倡议员和官员任命制的权贵们，这种追求政治平等化、平民化的行为，对泰国的民主化和整个政治生态变化都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个历史进步过程是缓慢的、曲折的，社会代价亦十分高昂。
第二，权力多元之困。正常的民主机制下，民选的议会和政府应该是国家权力核心，但泰国权力架构绝非如此，畸形而多元。在泰国，民选政府和议会十分弱势，受制于非民选的国家机器，甚至经常被后者推翻。凌驾于政府的主要机构是被曼谷精英控制的军队和宪法法院，而这些非民选机构近年来沦为曼谷精英派用来搞垮他信政府的政治斗争工具。军队独立于民选政府、频频干政，政府要看军队脸色行事，必须讨好军队，得罪军队的总理必然没有好下场。军队曾发动20次政变，2006年将民选的他信政府推翻，因为他信向军队安插亲信，企图控制军队。而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曾占77%的下议院席位，他信是唯一连选连任的民选总理，民望很高，但被军队几小时的政变驱逐。2008年，军队强推反他信的民主党领袖阿披实只是经过议会投票而未经大选就当选总理，被他信派指责为违法，但阿披实在军方支持下干了两年半总理。2011年大选前，军队还曾试图阻止他信妹妹英拉当选。在赤裸裸的军事政变饱受诟病的情况下，宪法法院近7年来主要查办、审判他信、英拉派的弊案，却搪塞或驳回对民主党的控诉，先后解职3位他信派总理，2次解散他信派政党，禁止他信妹夫颂猜5年内参政，沦为“拉一方、打一方”的政治斗争工具。军队和法院频繁干政，推翻民选政府和总理，令泰国政坛矛盾火上浇油。而民选机构官员与军队、司法机构的关系要理顺，就要修宪，这是他信派政府2008年、2012、2013年多次推动之事，但结果是他信派政府和总理被军队屡屡被逐。体制不顺，权力多元，民主运作必乱。
第三，政治腐败、法治松弛、全社会缺乏民主素养之困。泰国历任政府均是一个巨大的贪污集团，内阁官员想方设法为己方选区、家族企业牟利。如，他信执政时，家族企业资产翻了数倍，2010年法院没收其非法所得14亿美元。阿披实政府执政两年半，总贪腐金额近百亿美元。因此，反对派经常以政府腐败为由上街。而且，泰国法治松弛，违法成本低，整个社会，上至政客、政党，下至百姓和街头组织，均缺乏基本的民主素养与遵纪守法意识，人们动辄就采取街头示威来获取巨大收益，却经常逍遥法外。素贴公然领导示威者冲击多个政府大楼，用示威阻止警察抓捕他，阻挠合法大选。近几年，泰国政坛斗争完全脱离大选、议会等民主原则和框架的束缚，已经形成恶性循环。朝野对立双方动用选举、街头示威与流血冲突、枪击爆炸、暗杀、军事政变、司法政变等各种合法、非法手段，目标就是夺权或保权。法制不彰，街头斗争“火药味”十足，民主运行脱轨，社会难稳。
第四，政客自私、好斗、拒绝妥协之困。21世纪泰国政坛的几位“大佬”：他信、沙马、“红衫军”领导人乍都蓬，以及反他信阵营的阿披实、素贴，以及前“黄衫军”（去年因内部矛盾而解散）领导人林明达等等政客和街头示威领袖，均为了己方私利而变得十分好斗，拒绝妥协。一派执政后，就将对方“往死里整”。他信执政时试图搞垮传统权力阶层，独霸政坛：拉拢王储，分裂王室；在军中安插亲信，力控军权；改革官僚体制，强化总理权威，导致其他政党、权贵、中产阶级等曼谷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大减，民主党更是面临生死存亡之忧。他信流亡后，拒绝服输，仍遥控旗下人马与反他信派对着干。他指挥己方人马参选总理，指挥己方政府推动修宪和《特赦法案》以为其脱罪、回国参政铺路，鼓动“红衫军”多次上街推翻阿披实政府，目的是让他信派长期主导政坛。而反他信派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军队2006年发动政变推翻他信，逼其流亡他乡至今。阿披实政府吊销他信的泰国护照，对其发出国际通缉令，而林明达领导的“黄衫军”、素贴领导的“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示威者发起对他信、英拉派政府的多轮攻击，力图将他信势力从泰国政坛上赶尽杀绝，欲驱逐他信家族人马离开泰国。由于政坛“大佬”们斗个不停，互不妥协，导致“此方执政、彼方上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恶性动荡怪圈。
泰国危机走势与民主路径选择
现在，泰国最为紧迫也是难以解决的危机是：2月大选被反对派示威搅黄后，临时政府倡导的7月20日举行新大选因为受到反政府示威者阻挠、破坏，恐怕再度泡汤。朝野双方就新大选和政改谁先谁后的问题争执不下，两派政改方案逆向而行。这导致危机难用民主机制和规则来解决。总理尼瓦探隆主张7月20日举行新大选，以此来解决当前危机，然后再推进政治改革。其举措的实质是让己方的为泰党凭借大量草根选票支持而再度胜选、执政，主导政改。该派的政改主张是强化选票和民选机构的力量，如推动上议员全部直选，扩大民选政府的权力，以让本派长期主导政坛。而反对派深知无法赢得大选，主张先推选“人民议会”和临时总理（非大选方式），用一年或更长时间先推进政改、再大选，其核心思想是增加议会、政府、司法等机构中的任命制议员或官员的比重，压制选票力量，将政治规则改到让他信、英拉一派无法通过大选上台为止，以让人数较少的曼谷精英阶层把持政权。政改涉及两派你死我活的利益争夺，无法谈拢。临时政府坚持“先大选、后政改”，而反对派坚持临时政府先下台，由己方人士组建政府，先政改，后大选，争执不下。大选和新政府难产，就无法实现权力转移，反对派就无法掌权，就是持续示威，危机难止。
如果文人们长期不能解决危机，军人发动政变来平息危局的可能性便会上升。近日，曼谷街头频现坦克、军车，尽管军方称这是例行训练，但无疑增加民众对政变的担心。军事政变将是对泰国民主的再次重击，“红衫军”称将以更大示威予以回击。民主、非民主的手段均难以促使国家走出危机，泰国正在迈向“失败国家”的深渊。
冤冤相报何时了。泰国知名学者立琦指出，泰国民主制度已经走入死胡同，因为它未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相反，民众看到的只是政客们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混乱之中。民众对此失望和厌恶至极。
天下为公，国家至上。而泰国民主要走上良性发展之路，必须要进行洗心革面、伤筋动骨的改革。第一，稳定是民主机制正常运作的第一前提要素，当前，各派谈判、和解乃是国家由乱到治的必由之路。第二，各派必须协同理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找出各派能够接受的利益和规则的最大公约数，经过各方讨价还价制定出来的令各方接受的新的政治体制和运作模式，才能保证日后的大选顺利举行，政府正常施政，实现民主原则之下的有序政府更迭。第三，未来几十年的新政府，都必须将平衡各阶层利益分配作为施政的核心任务，逐渐消除阶层对抗的根源。第四，若干权力行为体角色的重塑。政府和官员不能上台就贪，而应廉洁自律。军队必须走职业化道路，专注于国防事务，接受文官政府的领导，不再是“独立王国”，不再发动政变。而宪法法院等司法机构要回归“中立”本性，实现司法独立与公正，不再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要成为维护正常民主秩序的保障。第五，提高全民的民主素养，实现全民遵纪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