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与时间赛跑,以重新设计其步履蹒跚的经济模式。前任总理温家宝曾将中国的经济模式形容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在债务水平飙升、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加大和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为了“重新平衡”经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一项全面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计划,从而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自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迅速积累了巨大的个人权威，并加强了对执政党共产党的控制,还开展了中国历史上最猛烈的反贪行动。通过牢固控制党政机关和国家决策,他在制定急需改变的政策、扫清改革障碍方面，展示出了异常强硬的姿态。
然而,正如作者所言,在扩大市场来开放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强政治控制，制造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问题。为了更有效,中国的许多改革方案需要更少而不是更多的政府干预，并降低法律制度和其他重要经济机构的政治化程度。然而,共产党似乎不太可能愿意放弃这种权利。如何解决这种矛盾仍是个未知数。
从政治上来讲,激烈的改革将带来两大风险。改革不一定能保证带来好处，而且只有经过长期实践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改革势必会引发短期的阵痛。李克强总理对这一情况有充分的认识，并已经多次强调，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其中一个风险是,公众无法承受改革带来的阵痛,从而削弱共产党的权威。相反，另一个风险则是,解放市场可能会使民众向政府进一步施压，加剧对相应的政治自由化的诉求。上述两种可能性都使人们更倾向于采取“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最常被人引用的话），即逐步推进改革进程。
然而,这种方式也存在着其他潜在性问题。当推进改革时，政府自然倾向于先解决最简单的问题，来换取改革在政治层面上的认可。然而,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早期收获”的案例时有发生，也因此成为了谈判代表广为使用的术语。但一些较容易实现的目标达到后,如果继续下去,改革就无法避免做出艰难的决策。推迟攻坚改革深水区，会使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也给予了“既得利益者”更多的时间来动员反对改革的力量。
同时还存在着技术风险。这些技术风险在金融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一方面，要面对国内改革的优先顺序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还要经受开放中国封闭的资本账户并实现货币自由兑换的考验。虽然在理论上，两种操作可以分别进行,但在实践中他们紧密相连。
在中国脆弱的国内银行体系和原始的金融市场得到加强和现代化以前，取消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是鲁莽轻率的行为。尽管（中国政府）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除非成功地控制该过程，否则过早的向外部开放资本市场将会引发资本的流入流出的不稳定,并将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严重的系统性后果。然而,如果向外开放资本市场推迟到国内市场自由化之后进行,有可能会失去改革势头,后来的企业也会失去发展动力。如果没有外部压力,就没有采取变革措施的激励。事实上,对于政治上相对弱势的中国人民银行来说，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来逐渐增加压力,是其改革派拥有的最强大的心理手段之一。
这些冲突和矛盾，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近期表现出的一些令人费解的犹豫和震荡。一个星期内,为了抑制过度投机行为及其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中国收紧了信贷。而一周后,中国又放松了信贷水平,这显然是因为担心金融体系的崩溃，和在政治上不可接受的、,进一步放缓的经济增速。
与此同时,金融“改革”表现出持续不断的碎片化特征,虽然每个改变都朝着总体开放的方向迈进，但却力度不大，而且欠缺宏观整体规划。因此，对于（改革的）总体印象就像是用机关枪向空中试验性地扫射,而不是朝向预定目标前进而采取的有序的、有计划的步骤。
这种状况到底会持续多久呢?毫无疑问，由于中国的经济模式是有缺陷的,因此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续几年。但这样做的成本可能会很大,会带来诸如资本错配严重、资源浪费和债务负担不断上升等。这种情况持续的越久,后果就会越严重。
必须采取艰难的、痛苦的改革措施的压力迟早会大到难以承受。当然,如果中国领导人能通过采取大胆、果断的措施，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积极推行和实施改革，就能在这之前化解风险。
在当前阶段,猜测中国领导人将朝哪个方向走是没有意义的,更不用说他将带领经济朝哪个方向发展了。关于中国将会如何发展或停滞的预言有很多，然而事实却一再使这些预言的制造者陷入混乱。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地说,很少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被迫一次性面对这么多艰难的挑战。
（“第一智库”网初步翻译，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