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都是德国，国际间一度谈“德”色变。然而短短几十年，德国不但以崭新的姿态重归国际舞台，还赢得世人普遍的好感与尊敬。支撑起德国外交政策的三个支柱中，除传统的安全、经济政策外，对外文化政策对德国国际形象的重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主要执行机构——歌德学院的发展可以让人管中窥豹地了解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演变，同时也可以启发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德国的军事和经济遭受重创，在政治上也陷入空前孤立。德意志的有识之士看到法国在一战中凭借对外文化宣传受益颇多，遂萌发设立对外文化机构的想法。这种机构一方面应改善德国在他人眼中“野蛮国家”的形象，另一方面应帮助德国人建立统一的文化认同。虽然德国在1871年已完成统一，但那时的德意志帝国由4个王国、6个大公国、5个公国、7个侯国、3个自由市以及帝国所领的阿尔萨斯等地组成，充其量只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升级版，维系国家完整、人民团结的统一文化认同游若悬丝，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摧毁这个外强内乱的帝国。一战的失败加速了帝国的瓦解，也唤起了更多德国知识、政治界人士对如何构建和传播德国形象的思索。在这一背景下，德意志学院（Deutsche Akademie）应运而生，它通常被看作是歌德学院的前身。
歌德学院发展历程
歌德学院的前身
1925年，在慕尼黑大学校长普菲尔施福特等人的倡议下，德意志学院成立。起初，该院设科研部和应用部，主要从事德国文学、历史、民俗、音乐、造型艺术等研究，面向的也只是中东欧及南欧地区的德意志少数民族。1929年，为闯出一条新路，德意志学院转型从事在国外推广德语语言，并因此于1930年获得德国外交部资助。1932年，学院成立第三个部门专门用于培训外国德语教师。因同年是德国伟大文学家、思想家歌德逝世100周年，该部门被命名为“歌德学院”。二战前，德意志学院的工作如火如荼，海外分院几乎遍及整个欧洲。这引起了纳粹政权的注意，并开始不断为学院增加活动经费。二战下半期，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授意下，德意志学院海外分院不再仅从事德语教学，而更多地对驻在国直接施加政治影响。自此，德意志学院沦为纳粹宣传机器的零件。也正因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美占区政权于1945年12月31日关闭德意志学院，它也成为了四大占领国在德国强制关闭的唯一一所文化媒介机构。20世纪50年代，歌德学院重获新生。它虽然继承着德意志学院的衣钵，并沿用了1932年德意志学院下属的“歌德学院”这一名称，但它却并不认同之前的历史（如歌德学院只将1951年视为自己成立的起点）。或许再没有比歌德这个伟大的名字再合适命名德国文化机构的了。《浮士德》几乎囊括了现代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基本问题，人与自然（神）的问题，人与认识的问题和人与理性的问题。可以说，歌德代表了德国所具有的人文精神传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名字也振聋发聩地向世人宣告：除了希特勒的德国，还存在一个歌德、贝多芬、康德的德国。
歌德学院的新生
歌德学院1951年在慕尼黑建院时，德国周边的国家对战争和纳粹恐怖的记忆犹存，德国希望借助文化的力量淡化人民对专制、集中营和战争的不良印象。1953年歌德学院在巴德莱兴哈尔开设第一家德语培训点，此后又在巴伐利亚的农村地区设立了两个培训点。之所以在农村选址是因为这里少受到战争蹂躏，依然充满浪漫祥和的田园气息，让外国德语学习者看到了德国另一张面孔。1953年至1955年，歌德学院接手德意志学院的海外分院，依靠既有的网络架构开展德语教学、教师培训并开始举办与课程相关的文化项目。1959年至1960年，在外交部的建议下，歌德学院对很多德国海外文化机构进行整合，这一行动体现了德国在二战后从国家层面上对外文化政策的重大深入。
歌德学院的发展
1968年，世界性的学生运动席卷全球。歌德学院顺势将原本配合语言教学的文化项目独立出来，并赋予它更多社会意义。同时，歌德学院开始关注“离经叛道”的现代艺术。1970年，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拉夫•达伦多夫制订了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新方针，对话与合作成为关键词。1976年，德国外交部和歌德学院签署框架协议，歌德学院获得独立文化机构的法律地位。尽管工作内容渐渐拓展到文化交流领域，但歌德学院并未放弃传统且擅长的德语培训，而且德语培训也可以为文化项目筹集经费。在国内教学点的选址上，歌德学院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的策略，在欣欣向荣的大城市和大学城开班授课、组织活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歌德学院迎来发展新机遇。出于地缘政治考量，歌德学院在东欧地区如雨后春笋一般建立，带动了该地区的德语热。进入21世纪，歌德学院通过合并其他德国文化机构（如2001年国际交流中心Inter Nations并入）扩充自身实力。2004年，作为第一家西方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在朝鲜平壤建立信息与资料中心。目前，歌德学院共在全球94个国家建立了159家分院。
歌德学院在中国
1988年，歌德学院建立北京分院。直到2004年法国文化中心在京创办，歌德学院在16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唯一一个西方文化机构。1984年科尔访华时向邓小平提出在中国开设歌德学院的设想，并得到同意。在随后讨论合作细节时，中方发现歌德学院不仅是所语言学校，它更多地承担着德国官方对外文化交流的使命。由于当时中国的文化国际政策比较保守，此事耗时2年历经3次艰苦谈判都没有进展，直到科尔再次访华重提旧事。在邓小平的指示下，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终于成立。根据中德两国建院协定，北京分院仅限于从事德语语言培训，歌德学院接受了这点，因为它认为“学习德语是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重要途径，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途径”。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德语热升温，北京分院配合自身德语强化班教学组织了电影放映、展览讲解、戏剧演出、“德语角”等文化活动。特别是北京分院的图书馆能提供很多当时市面上买不到或借不到的图书资源，成为人们了解西方尤其是德国的一扇重要窗口。多年后，许多业已成名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对此仍津津乐道。2003年，为吸引更广泛的群体关注德国文化，歌德学院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迁入中关村数码大厦，官方名称也变更为“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2013年，歌德学院在北京以“连•知•信”为主题举行系列活动庆祝在华25周年。
歌德学院的发展对中国对外文化机构的启示
从最初的文化掠夺和渗透到自说自话的单向宣传，再到形成以歌德学院为代表的“倾听—对话—合作”理念，德国对外文化政策几经变迁，它在不断推动国家间信任的建立，文明间互鉴的实现上越来越发挥出不可估量的无形作用。从遭人厌恶的“战争狂魔”到受人尊敬的“欧洲好人”，德国国家形象的重建与歌德学院63年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与其相比，代表中国海外文化机构的孔子学院只走过匆匆10年路程，其发展模式、工作内容等都还在摸索和实验阶段。有一种说法，“孔子学院是按照歌德学院模式建立的”。不管事实与否，从结果上看歌德学院在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上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榜样值得研究学习。
灵活的空间
歌德学院（中国）现任院长安德思经常提及独立性原则，“歌德学院获得德国联邦政府的委托，为联邦政府在德国之外的国家开展文化工作，但是，歌德学院是一个独立于联邦政府的机构，不是政府的喉舌。”对独立性的强调既来自对政治绑架文化的痛苦记忆，也植根于德国人深信的公民社会原则。有了独立灵活的空间，才能保证非商业文化存活的环境和空间，才能保证歌德学院活动的纯粹艺术品质。
相比而言，孔子学院浓厚的官方色彩是近年来在欧美频受指责的重要原因。扩展自己的独立空间，对孔子学院对外文化传播的效率起着根本作用。
平等坦诚的态度
2014年3月底习近平主席访问德国时，曾邀请10位德国汉学家交流中国文化发展和中国核心价值观等问题。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首任院长阿克曼受邀出席并讲话。他谈到，德国之所以在重建国家形象上成功，是因为把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统治之后所经历的自我寻找过程坦诚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从歌德学院在华组织的活动来看，正印证了这点。举一个例子：2011年歌德学院（中国）支持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将汉堡塔利亚剧院演出的德国“废墟文学”代表作《在大门外》带到中国。该剧是德国战后著名作家沃尔夫冈•博尔歇特（Wolfgang Borchert）的作品，折射了德国二战结束后的“零点”危机：幸存士兵贝克曼从战场返回到饱受战争蹂躏的家乡汉堡，徘徊在迷宫般的废墟中，战争中的各种恐怖画面追逐着他。他无家可归，追问究竟该如何带着罪恶感和危机感生活并最终自行选择了死亡。作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幸存者，博尔歇特曾说《在大门外》是一部没有任何剧院愿意演出，没有观众想观看的戏剧作品，这篇文字令整代人“哭泣”。《在大门外》探讨了德国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揭开了一代德国人心灵上最血肉模糊的伤疤。支持这样的作品来华演出，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睿智。它通过艺术而不是说教的方式诠释出德国的反战和平理念。
虽然孔子学院目前更多的从事在国外传播中国语言的工作，但下一步应该发展成中国和世界进行文化交往的重要舞台，在后一步中，歌德学院秉承的平等坦诚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
定位准确的受众
歌德学院（中国）举办的活动不仅针对学习德语的学生，还针对中国社会的“中层阶级”。它与“中产阶级”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个以收入划分的概念。“中层阶级”可能并不富裕，但思想不保守，愿意接受新的东西，而且在某一职业领域具备专业素质，如教师、律师、媒体人、艺术家等。歌德学院（中国）在设计“德国周”活动时，着重接触的就是这一人群。显而易见，“中层阶级”多为城市精英阶层。在中国日新月异的城镇化过程中，这一阶层可塑性最强、对基层文化的影响力也最大。在城市精英阶层中培养“知德派”和“亲德派”，并通过他们向社会更广阔群体推广积极正面的德国形象，这样的文化推广区别于美国的强势和大众化，充满了德国式的细节。
目前，孔子学院在海外遵循与驻在国直接合办的模式，它通常依托大学间的合作进行。因此孔子学院的受众除一般学习汉语的学生外，主要集中在汉学家等专家学者。要想使自身的传播范围更广效率更高，不妨对当地社会阶层进行更细化的分类，找出那些我们最应该着力去影响的人。
植根当下的内容
相比搬运日耳曼故纸堆中的传统经典，歌德学院更乐于追踪当下发生的文化变革，并认为这更代表德国的多元形象。从20世纪90年代组织伊门道夫画展、将林兆华导演的歌剧《浮士德》搬上舞台，到2001年邀请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来华作系列演讲，2007年实现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访华演出，还有2014年支持柏林邵宾纳剧院经典《朱莉小姐》的京津巡演，歌德学院策划组织的文化活动不断在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引起轰动，这些活动的主角或作品都是西方文化、艺术、思想界的集大成者，是当下西方最具现实意义和活力的文化标识。
孔子学院文化传播中厚古薄今的现状是客观存在的，这说明我们在文化“走出去”的初级阶段对当下中国文化的现状和创造力尚缺乏敏锐的感知和分析。传统的中国自成体系，现代的中国多元并存，对于西方而言，中国文化传播的魅力在于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之树上开满当下五彩的繁花。这需要突破一种旧有的、一成不变的“中国形象”，多元且动态变化的“中国形象”同时也为身处变革与过渡时期的中国人建立自身文化认同提供了一种选择。
化误解为力量
文化从来都不是单行道，也正因此常常面对被误解的危险。有些误解和冲突是非常有用的，有些则很无聊。有用的误解与冲突带着创造性的基因，启发他人用新的观念去思考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对所有的冲突一概而论，将所有的误解束之高阁。歌德学院对文化间的误解并不忌讳，相反它还致力通过搭建平台暴露这种误解，从而迫使双方投入对话中做消除误解的努力。从误解中吸收力量也正使歌德学院为期三年的“德中同行”项目得到广泛赞誉。西方对于孔子学院的怀疑、批评与发难逐渐增加，有些误解纯属无聊（诸如将孔子学院说成文化间谍机关），有些误解发人深思（德国媒体曾批评孔子学院教学无法满足学生需求）。用开放的胸怀去看待误解与冲突，从误解中学习也是一种创新的思路。
每一个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的民族文明，都曾白手起家披荆斩棘，既踏上过寻找自身文化的苦旅，也经历过向他人诠释自己的困惑。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文明相容和相融的时代，我们与他人合作搭建的不是巴比伦的通天塔，而是平等相知互信的的友谊桥，将中国故事融入世界讲述，用世界经验启迪中国智慧，在赢得他人理解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收获更多的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