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膨胀的商业银行业，让市场深感恐慌。有知名市场人士最近指出，在中国已有18家最大银行在境内外股票市场上市之后，最近又批准了另外11家较小银行上市。与此同时，监管层还通过定向降准放宽信贷供应并鼓励上市银行发行优先股筹资，继续助推银行业扩大信贷泡沫。为此，其认为抑制中国信贷泡沫的唯一办法是：不让银行获得新资本，包括利润留存。
不过，限制银行融资却不可能得到官员和分析师的支持。一是政府觉得经济增长势头太弱，需要扩大经济中的信贷量予以刺激。二是银行需要更多资本，以便在增加放贷的同时维持合理的资本充足率。三是政府认为许多银行背负沉重的坏账负担，它们的资本缓冲不像声称的那样稳固。
在安邦（ANBOUND）研究人员看来，宏观政策从来不是非此即彼决定的。但代表市场不同层面的两类市场人士如此剧烈的情绪反应，以及一些市场人士如此支持政府决策，却是非常值得认真思考的地方。
反对银行扩张并非没有合理性。由于严格的金融管制，中国银行业机构不仅数量相对较少，资本也相对集中，而且金融服务区域和对象存在严重的歧视现象，致使全社会金融资源分布存在严重的不均现象。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占据了80%金融资源，但其GDP和就业贡献占比相对较少，广大的中小企业由于没有得到普惠金融的恩泽，长期存在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中小企业受惠现有商业银行体系不多，由此强烈反对银行扩张。
支持银行扩张的市场人士，乃至地方政府官员的主张，也是极具现实意义。中国经济的“三期叠加”特征，需要持续的信贷投入，以支撑债务结构、支持基于城乡和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投资，以及支持现有资产的价格，防止商业银行业由此导致严重的资产贬损。由于没有足够可替代的资本来源，包括可利用的影子银行体系的资本实际都离不开信贷扩张，抑制商业银行业的发展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在我们看来，两类市场人士的观点差别实际在于期限的长短之分。从短期来看，维持现有经济增长并防范资产市场不发生大起大落，需要立足于现有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行。从中长期看，则需要对不合理的金融市场结构和非良性运行行为予以调整和改革，包括打击现有金融机构的垄断，放松金融管制政策，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实现金融资源分配的相对公平。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面对市场如此严重的对立情绪，中国的金融改革无疑已经到了必须大刀阔斧革新除弊的历史关口。当前的经济窘境显然已非延迟改革的借口，这也是金融危机后美国加强金融立法的经验所启示的。因此，寻找关键突破口推进改革重上良性的路径依赖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重大问题。
一是要在新基金法鼓励综合经营的同时，需要加强分类监管，建立各类业务的防火墙，既要防止金融风险无序扩散，也要支持金融创新，包括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并化解金融风险。其核心应当在于业务的规范化和透明度，防止内幕交易和恶意转嫁风险。比如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不应由其自身或其关联公司操作，由此防范现有金融机构强化垄断行为。而综合经营无疑将限制商业银行市场权力的扩张。
二是要积极放松金融准入政策，为普惠金融壮大合格市场机构的基础。监管的重点不应该放在金融机构的发起人方面，而应该侧重于新设机构高管的资格审查。以村镇银行为例，正是监管层要求商业银行作为不可缺少的发起人，致使风险高度厌恶的商业银行拒绝去经济相对落后和边远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这种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都多有出现。
中国的金融改革无疑已经到了必须大刀阔斧革新除弊的历史关口。与其限制商业银行信贷扩张，不如加强对其业务的分类规范和透明度披露，通过放松金融准入政策壮大普惠金融基础，并通过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分散商业银行业的市场权力，最终实现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和良性有序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