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政府的廉政状况是一个执政者能否存续的重要因素，也是公众时时都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反腐也是世界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组织都面对的挑战。时任欧盟内政主管官员的茜茜丽亚·马尔姆施特伦曾经在2013年指出，欧盟成员国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00亿欧元。她认为，“根深蒂固”的腐败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现实社会中的一部分。腐败具有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2009年，英国议员滥用公款报销个人账单的丑闻接连被媒体曝光，英国三大主要政党共有300多名议员卷入其中，英国社会一片哗然。《泰晤士报》将“报销门”事件称作“英国议会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诺丁汉大学菲利普·考利教授则把这次事件称作过去100年来英国政治生活中最腐败的丑闻。2016年1月宣判的震惊全美的海军腐败案“胖子莱昂纳德案”，不仅令美国军方蒙羞，而且使美国政府颜面尽失。对此，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法教授劳拉·迪金森指出，前方缺乏监督机制，后方问责机制也不完备，导致美军腐败丑闻层出不穷。
世界各国的腐败行为具有日趋隐蔽性、反侦察性、跨国性等特征，反腐成为了各国政府头疼的难题之一。中国政府对于腐败行为采取了“零容忍”的政策，在反腐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为经济与社会的正常运行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主任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表示，中国强劲的反腐力度可以使中国经济更加富有活力，改革也将变得更加可行。在长期的反腐斗争实践中，中国政府积累起了非常宝贵而行之有效的经验，值得世界各国学习。当然，当前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而复杂，反腐的任务依然很艰巨。今年6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ISSS）发布了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CFPS）的调查数据，其中也调查了老百姓对于反腐问题的看法和反馈，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近几年反腐工作的严峻性。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2012年调查的家庭样本是13453户，个人样本是44339个；2014年，调查的家庭样本是14219户，个人样本是45708个。通过这些调查数据来给我国反腐形势进行“画像”，得到如下三方面的分析结果。
反腐进入深水区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政府廉政工作的建设，反腐倡廉是中国政府历来都高度重视的问题，历届政府无不强力反腐，保证政府队伍的纯洁性。随着反腐的推进，越来越暴露出腐败问题的盘根错节、深度勾连。反腐的难度越来越大，意味着反腐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十八大以来，政府在反腐上重拳出击，没有手软，也没有顾忌，而是把这些重大的腐败案件一个一个攻破，并且公之于众。老百姓在为政府的反腐决心和效率拍手称快的同时，对反腐工作严峻性的认识也更为深刻和全面。苏轼诗云：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老百姓的视角和切身体会来看，反腐进入深水区之后，政府廉政建设会面临一定程度上的挑战。根据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得到的2012和2014年老百姓对腐败问题的主观认知情况。2014年认为政府廉政问题不严重或者不是非常严重的比例相比2012年降低了10.8%，认为政府廉政问题处于中等严重程度的比例也降低了8.7%。2012年认为政府廉政问题较为严重或者非常严重的占了43.9%，到了2014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63.4%。这些数据表明，老百姓对于反腐工作严峻性的认识更深刻，同时，也表明老百姓对于政府反腐斗争抱有很高的期望。
对于广大老百姓而言，政府公职人员的遵纪守法和以身作则是反腐的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于2015年在22个省区市开展了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数据显示，32.6%的群众认为干部人事是当前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仍然突出的领域，在所有选项中排名第一。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国际机构、政府还是企业，都需要从严肃纪律、严惩腐败入手来强化干部与队伍的管理。2003年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强化了世界各国之间在反腐上的合作。世界各国也纷纷出台适合本国的反腐相关的法律，强化反腐工作。在产业界，整治内部贪腐关乎公司的核心利益，往往备受公司高层的重视。对于出现的内部腐败，万达集团用铁腕进行治理，军人出身的王健林给万达设置了非常严厉的内部管理制度，对内部贪腐行为绝不姑息。台湾著名企业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董事长尹衍梁，在25岁时接下他父亲的纺织业，当时总资产也不过600万元台新台币。30多年后的今天，已成为资产2.2兆元新台币的庞大集团。他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拥有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尹衍梁管理企业强调“钢铁纪律”，他说：“如果命令无法一路执行到底、目标无法确实达成，企业就会沦为无效率的组织，又如军队命令，只能百分之一百地遵守，不容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达观天下：跟尹衍梁学管理》，顾佳峰）著名企业家马云、李嘉诚、郭台铭等，都决不容忍内部出现腐败的情形。比尔·盖茨对腐败也是深恶痛绝，2013年他甚至取消了访问尼日利亚的行程，原因就是该国的反腐进程倒退。
反对腐败和强化纪律是一个组织基业长青的基础。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写道：“当有纪律的文化和企业精神相结合时，就能点石成金，创造卓越的绩效。”当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努力实现“中国梦”。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运行的效率性和公务员队伍的纪律性会对“中国梦”的实现进程产生直接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月14日的《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说：“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没有了纪律，或者纪律涣散，都是导致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都会对于“中国梦”的实现产生负面影响。组织纪律性是组织效率的保障，而内部腐败是消耗组织纪律性的“恶性肿瘤”。对此，中国政府不断深入强化反腐力度，强调组织纪律性，努力实现“廉洁政治”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府目标，为更好地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
需要注意的是，老百姓对于政府廉政问题严重性的主观感知的测量，并非是对于政府反腐的满意度测量。关于后者，国家统计局于2015年的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数据显示，91.5%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比2012年提高16.5个百分点。此外，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民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已经连续两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2013年和2014年分别增加了0.21分和0.35分（总分是5分）。结合上述三个调查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政府的反腐并非是西方媒体眼中的“纸牌屋”，而是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的，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国老百姓对于政府反腐行动的满意度在提高，对于进入深水区的反腐所面临的严峻性的认识也更加深刻而理性。
需警惕“中部塌陷”
我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也逐渐形成，他们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这些具有地域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在当地的资源和网络，实施腐败活动，是当前反腐败斗争必须面对的“硬骨头”。从地理空间分布上来，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反腐形势上会存在一定的差别。腐败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关系。经济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容易滋生腐败，这与有限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寻租”行为有关。经济发展水平高了之后，政府所能掌握的社会资源也会增多，腐败的机会可能越多，但发达地区相对而言其产权保护等制度比较完善，腐败的制度空间被压缩，腐败的机会也会减少。所以，在反腐过程中，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反腐活动，反腐的成效就会更大。由于政府在反腐上可供动员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根据全国各地的腐败形势和具体情况进行反腐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实现有限反腐资源的最大化反腐效果。这不仅仅是反腐经济学的命题，更是现实中反腐战略制定和反腐部署的核心问题。
从腐败问题的现实危害以及反腐形势的严峻性上来说，一个地方的腐败程度到底如何，说到底还是本地民众感受最为深切。根据表1数据所示，2014年，无论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群众对于反腐形势的认知都是很强烈的，认为腐败形势较为严重和非常严重的群体居多，分别占64.9%，68.1%和56.3%。但是三个地区当中，中部地区群众在主观认知上的反腐严峻性要高于东部和西部。从这些调查数据所描绘的腐败地区轮廓来看，中部最严峻，东部其次，而西部相对而言较轻。论经济发展水平，中部比不上东部；论发展速度，中部比不上西部。因此，在经济学上，就有所谓的“中部塌陷”的说法。从反腐的视角来看，导致中部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制度上的限制，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空间。腐败行为又反过来制约本地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不仅仅是在经济发展上，而且在腐败上，也存在着“中部塌陷”的现象。这种经济与腐败上的“双塌陷”现象，为中部地区的反腐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反腐斗争也更为严峻和复杂。
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曾这样定义腐败：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腐败的滋生有其社会经济背景，与当地的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关联。所以，腐败现象往往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性。因此，在反腐过程中，要根据腐败的地区分析来合理配置反腐力量和资源，以占据反腐斗争的主动地位。调查数据显示，老百姓感觉到中部地区的反腐压力更大，反腐问题更为严峻。因此，政府在部署反腐斗争的过程中，需要有意识强化在中部地区的反腐投入，坚决遏制中部地区沦落为腐败的重灾区。在中部地区强化反腐的力度，有助于完善当地的相关制度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进而突破“中部塌陷”的陷阱，而最终实现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城乡的差别
在经济发展上，我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除了经济上的差距，农村和城市在社会互动模式以及公共管理模式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同。这就要求反腐工作需要根据农村与城市的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和开展。被誉为“现代法国辩证法之父”的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生产的产物，所以，社会空间具有生产与再生产的特征。腐败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其发生以及基本特征会受到所处的社会空间的制约和影响。城市和农村分别代表着现实世界中的两种具有典型性的社会空间，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反腐。根据表2的数据显示，对于城市和农村的居民而言，对腐败问题严重性评估都很高，认为较为严重和非常严重的比例分别是58.8%和68.6%。然而，城乡之间进行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城市居民对于腐败问题严重性的认知比例要比乡村多了9.8%。这说明，城乡居民对于腐败问题严重性的感知是不同的，城市中的居民所感受到的腐败问题更为严重。
城乡居民对于腐败问题的感知是不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腐败具有所谓的“收入分配效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公共财政方面的专家维托·坦齐曾指出“腐败会显著扭曲政府的再分配职能，与政府官员联系紧密的高收入阶层容易通过腐败享有更多的收益。”城市一般都是高收入阶层聚集的地区，这部分人群与政府官员的互动容易形成一种互利机制，导致这部分阶层在财富再分配过程中获益。由于城市中的信息传播更为快捷，各种来源的消息会很快传遍整个城市，所以，城市居民对于腐败的敏感度要高于农村。在反腐斗争中，政府要区分城乡之间在腐败行为上的差异，通过强有力的反腐行动来理顺和完善城乡收入再分配机制，让更多的中低阶层能够直接享受到反腐的益处。这样，政府的反腐行动就会获得更多老百姓的支持，也会更有成效。
结论
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腐败问题。对于政府、企业等大规模组织而言，腐败是关系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腐败往往导致整个组织的瓦解。因此，无论是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企业，都在不遗余力地打击各种形势的内部腐败。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强力打击各种腐败行为，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由于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我国国内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多重矛盾交织的复杂形势，使得反腐任务更为艰巨，在反腐方法上需要与时俱进。在大数据时代，合理有效运用数据的力量来进行反腐，是提高反腐效率和力度的一个重要举措。根据调查数据显示，老百姓对于反腐形势的感受具有相当的参考性，可以为政府制定反腐策略提供决策依据。调查数据还显示了腐败问题的地区、城乡差异，为腐败问题勾画了具有轮廓性的图像。通过这种对腐败问题进行“数据画像”的方法，可以更为直观地掌握腐败分布特征，有助于政府更为合理配置反腐资源和力量，提高反腐的效率。除了调查数据之外，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有针对性地收集老百姓对于腐败问题的意见信息，用互联网大数据挖掘和分析的方法来找出腐败者的蛛丝马迹，实施精准反腐。当然，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大数据，归根到底，还是依靠广大老百姓和群众，利用群众的力量和监督来开展精准反腐，这是精准反腐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