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转型真相》，周颂伦、孙志鹏编著，新华出版社2014年4月版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消费大众为对象、以商业利润为目的、由文化产业制作的现代通俗文化或流行娱乐文化。那么，战后日本的大众文化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的视角是什么，大众文化转型的界限是什么，日本大众文化在战后有何发展，战后大众消费文化是怎样发展的？
（一）何谓大众文化
我们把战后这一时代理解为，它并不是一个已经结束的时代，而是直到现在，而且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持续下去的一个时代。而且，我们也应把它置于政治、经济这样特定的历史之中，以这样的视角来认识。在谈到“大众文化”时，首先必须区分两层含义。
第一是着眼于文化承载者的含义。此含义把大众文化理解为“大众创造出的文化”和“大众承载的文化”。
第二是着眼于文化的普及性与媒体的含义，此含义把大众文化理解为“广泛普及与社会的文化”，以及“以大众传媒为媒介的被大量传播的文化”。
首先，就第一层含义来进行探讨。这里的所谓作为文化承载者的大众，不是指拥有权力、地位、知识的少数精英，而是指远离权力和地位、学历又较低的多数人。而且，这样的大众往往被认为是“被动式”、“从属式”的存在。人们经常以这样的论点批判性地使用“大众文化”这一词语，即认为只有精英才是真正文化（高级文化）的创造者，缺乏教养的大众文化之类，终归不过是低俗或恶俗的、无价值的存在。
现在，“大众”这个称呼未必就是指多数人，以“大众”冠名的事物也未必就有多数人支持。反之，也有“大众”不复存在的说法。进入20世纪80年代，购买者规模在万人以上的流行畅销商品不断减少，而满足特定需求的商品留下了畅销的记录。从此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即整齐划一的消费大众，对他人拥有与自己相通的生活不满，而转向自我独特的价值观，从而分化出呈现多样化生活方式的人群。可以用“分众”（被细分化的大众）、“小众”这样的词语专指这些人。这样看来，被动式、从属式的大众形象这一说法已经不再适用于今日日本。
那么，关于第二个含义又如何呢？在这个含义中，大量生产而又大量消费的物品成了焦点。我们暂且不把作为大众文化承载者的特定阶层设定为一个实体层，而是权且以大众传媒为媒介，把广泛渗透于从精英到劳动人群、从上层到下层、从老人到小孩的文化看作大众文化。因此，从这一含义中，我们认为与其说“精英”与“大众”的区别消失了，倒不如说大众文化已经渗透到了精英层次，或者说精英文化已经大众化了。
这里重视的是大众文化的整齐划一性和同一水准性。大量生产的规格完全等同的商品遍及社会的所有层面。相反，为了遍及社会的所有层面，这个商品必须是任何人都能接受的、简明而又具有娱乐性的商品。只有在精英和大众的区别已经消失，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不断增加的今天，在被动式、从属式的大众形象已经不通用的今天，在某一种商品遍及所有社会层面得不到实现的今天，才可以说大众文化比以前更加浓缩化、高密度化。大众文化已经改变了它的形象，从均质的、涂满一色的平面，变成染料能够渗透到每个角落的立体形象。大众文化从划一性发展到多样性，是因为它结构的多重化，从二维空间变成了三维空间。是否应该称它为“大众文化”还存在分歧点，但把这样的文化定位在战后这一时间流向中并进行解读是很有必要的。
（二）战前大众文化转型的界限
战前日本社会的大众社会化只处于从起步阶段向形成阶段的过渡过程中，按照世界其他区域的资本主义大众社会化的规律，从理论上讲，仍然存在着继续过渡乃至实现大众社会的极大可能性。但为什么战前日本并没有形成大众社会，大众文化的转型界限是什么？所谓界限就是当时日本社会诸客观因素推动大众社会化的最高能力、最大可能进展的程度。这里，将从外交政策、经济组织和政治体制三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随着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不断加强，日本在东亚崛起，旧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解体了。作为欧洲以外的国际势力，美国和日本对远东国际事务的发言权，显然压过了英法等国。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点计划”的提出和俄国革命的发生，使国际事务中意识形态主导国际政治的倾向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正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日本所面对的国际环境。
对日本来说，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美国的影响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结合的趋向。中国人把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的宣泄口对准了日本，并通过抵制日货运动给日本经济以打击，对日本方面的刺激，可谓是物质和精神双重性的。这种倾向，甚至摆出了一种根本不予理睬日本的协调政策的态度。如果不能同中国的进步运动和美国用心颇深的意识形态压力相协调，那么，转变中的外交政策就来到了它的临界点——要么放弃政策，要么放弃利益，这就是战前转型期日本外交政策的界限。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国家的各项政策都必须发生变化。为此而严重地影响大众社会化的进程，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战期间及其以后一段时间内，日本经济以高速增长为特征，迅速地向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接近。从结果来看，1929—1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彻底暴露了其虚弱本质，日本经济遭受的打击丝毫不亚于危机的发源地美国。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正如日本经济为什么能在大战期间飞速增长所表明的那样，它太需要海外市场和来自海外的、不可预料的刺激。与现代日本不同，战前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受技术条件、生产成本的制约，在不具有偶然形成的国际市场的前提下，是缺乏足够的竞争力的。生丝等传统产品的输出又绝对地依赖于美国市场的需求。而国内市场因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一直处于不能整合的境况之中，未能发育起来。这样，在外部刺激下高速运转中成长起来的经济繁荣背后潜藏的种种危机，终于以金融危机的形态一举爆发。这就是经济转型的界限。
藩阀政治、政党政治和军部政治，是战前日本政治演变的一般过程。应当说，战前日本的政党政治之所以得以风光一时，是因为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元老、宫中侧近乃至天皇本身的支持或默认。对于政党来说，其最大的关心，就是在天皇制许可的范围内，依靠在众议院中的多数席位，并巧妙地利用社会自发性的群众运动，来实现梦寐以求的行政权力。所以各种政治势力轮流在内阁中坐庄，就成了战前日本政治演变的主要轨迹。因此，战前日本政治转型的界限，即在于政党力量自始至终处于天皇制的限制之下，充其量是作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发生影响，却从来没有扮演过国家机器操纵者的角色。由于有这几种限度的存在，所以战前日本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最终形成大众社会的可能。
1、战后产业分布
战后初期至50年代中期，日本的产业结构政策尚处于逐步探索和形成过程中，主要是针对战后初期恢复和重建国民经济的重任，对重点产业及其优先发展顺序进行了选择和规划。总的来看，按时序，这一时期日本主要采取了产业复兴政策和产业合理化政策。
早在1949年9月，日本就设立了“产业合理化审议会”，作为通产大臣的咨询机构，负责对产业合理化的各项政策措施进行调查、审议，并向通产大臣提出报告和咨询建议。在“产业合理化审议会”的参与下，日本政府自1951年起陆续制定了《钢铁第一次合理化计划》、《汽车合理化3年计划》、《煤炭合理化3年计划》、《造船合理化计划》、《电源开发5年计划》，并在1952年制定了《产业合理化方案》和《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就产业的设备现代化、生产规格化、企业规模化、企业间合作化，以及确保扩大投资、减免税、低息贷款和扩大公共基础工程等方面都作了规定。
从5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战后10年的经济恢复，基础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加强。为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国际贸易的日趋活跃，日本出口贸易开始出现“数量景气”，带动了国内设备更新和投资走向新的高潮。1957年，日本政府发布了《产业合理化白皮书》，首次明确提出“产业结构”的概念，把“打破我国产业结构的后进性，使其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目标。1960年，日本政府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又明确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任务，主要集中在重化学工业化上，即以耐用消费品为先导，大力发展重化学工业。翌年，通产省设立了“产业结构调查会”，开始酝酿日本第一个整体“产业结构设想”。两年后正式提出了该设想，称为“60年代产业结构设想”。该设想依据筱原三代平的“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率基准”两个理论，提出了6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基本方向和任务，即大力发展重化学工业，提高它们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
日本的重化学工业化比率，即重化学工业产品的出厂额占整个制造业产品出厂额的比重，从1960年的53.7%提高到1970年的68.9%，高于法国的65.2%、联邦德国的62.4%、英国的61.0%、美国的57.4%和意大利的51.7%，日本成为工业发达国家中重化学工业化率最高的国家。重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2、都市化的发展
产业的发展使产业人口的构成发生变化，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都市人口的膨胀和都市规模的扩大、都市建设的现代化。
战后日本政府制定了《大都市圈建设基本规划》。日本作为太平洋西端的一个岛国，整个国土由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4个主岛和近3900个小岛屿组成，全国共划分为47个都道府县，即1都（东京都）、1道（北海道）、2 府（京都府和大阪府）和43县。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促使日本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实行人口和经济的高度聚集，主要集中在东京附近的关东平原、名古屋附近的浓尾平原和京都、大阪附近的畿内平原。
战后最初10年间是日本的人口城市化水平进展最快的时期，据日本国情调查，1945、1950、1955 年的日本城市人口分别达到日本全国总人口的27.8%、37.3%、56.1%，年平均增长率为2.83%，远远高于经济高度成长期的1%和缓慢发展期的0.11%。郑宇：《战后日本城市化过程与主要特征》，《世界地理研究》，2008年第2期，第56页。5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人口城市化速度进一步加快，1960年达到63.3%，1970 年达到72.1%。日本3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比重一直较高，始终保持着增长的态势，目前大城市数量只占全部城市数量的9.5%，但集中了全国城市人口的50%。三大都市圈（东京圈、名古屋圈、大阪圈）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1955年的36.9%上升到2007年的50.03%。相应地，从工业生产的产出比重看，1950年，大阪—神户地区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20.1%，东京—横滨地区占18.9%，中京地带占11.1%，北九州地区占5.6%，这四大地带的工业总产出共占全国的55.7%。
70年代以后，工厂开始向太平洋带状地带以外扩展，尤其是向以新干线、高速铁路等为主的高速交通网区域扩散，区域结构发展日益趋向均衡化。与此同时，都市圈主要侧重于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分工中发挥高技术、基础技术聚集区的作用，并呈现出向商务职能和高级服务业职能专门化进行转变的趋势。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带动下，日本开始向高度信息化社会过渡，承担生产职能的工厂进一步从都市圈扩散到周边地带，甚至再从周边地带转移到海外。尽管如此，承担中枢商务职能的东京圈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加强，人口再次向东京聚集。人口郊区化和人口逆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使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都市圈半径扩大，最终形成了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圈，即巨型城市带。
3、大众民主参与
战后，向大众民主社会发展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发展规律，但这也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和过程，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日本政治大众民主化的道路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其进程与高速发展的日本经济相比，应该说是滞后的，但正是这高速发展的经济又为政治的大众民主化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当局主导的民主化改革，以及和平民主宪法的制定，为日本政治大众民主化创造了前提条件。《日本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主权在民”，战前的天皇法西斯体制被摧毁了，确立了现代议会民主体系和普选制，《日本国宪法》中涉及保障国民基本权利的条款达31条之多。宪法中规定“国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权不能受到妨碍”，并赋予国民不可侵犯的权利。特别是“思想及良心的自由，不受侵犯”这一条款对于天皇制下的“臣民”来说，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战后的民主化改革和新宪法的颁布是日本历史上最深刻的人权和思想解放。如果说上述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结果，那么以下则是在日本社会的自我发展中所发生的趋势性变化。
战后日本的复兴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国民生活水平也大大提升，教育水平均衡发展，城乡差距不断减小。在大众民主社会中，个人享有较多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在日本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妨碍个人自由发展的是“集团归属意识”。在日本社会中，个体总是从属于某个集体，而小的团体又从属于大的团体，国家是最大和最高的团体。日本职员的“集团归属意识”首先表现为对公司的忠诚，而公司又服从政府的“行政指导”，整个国家被戏称为“日本股份公司”。公司中的个人一般总是按照公司的意向参与社会事务，比如支持某个政党，投哪一个候选人的票等，个人的行为受到压抑。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大众民主参与的发展，“个人主义”开始抬头，公司共同体逐渐松散化，职工对公司的忠诚意识下降，社员的“跳槽”现象不断出现。公司对政府的“行政指导”也不再无条件服从。日本企业的“中介作用”在减弱，“国家—企业—国民”的社会结构模式正在向“国家—国民”的模式转变，也就是说，个人将作为独立的公民按着自己的意志参与社会事务。李阁楠：《战后日本政治的大众化趋势》，《日本学论坛》，1999年第1期，第33页。显然这种体制得到了大多数国民的认同，从政治结构的角度看，“政官财三位一体”结构形式开始松驰，“党阀操纵”与“幕后政治”的传统作用已大为减弱，选民受各种社会集团的影响程度下降，从而地方自治的功能在不断扩大，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以国民为主体的大众民主政治。
（四）战后大众消费文化的发展
大众文化的发展基础，首推物质生产的丰富，即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精神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引导着大众消费的方向。
1、大众物质层面的消费
从战后日本被称为“三大神器”的电视、冰箱、洗衣机这三种家用电器的技术发展与普及程度上，能够看出战后日本大众社会在物质层面的消费情况，这里以电视和冰箱为例。
日本的电视节目播放比欧美起步晚，战后第6年才由日本广播协会（NHK）开始试播。1951年9月，日本电视广播网公司（NTV）成立。1952年1月，电波监理委员会召开征询意见会，征求决定标准方式的意见。2月，决定采用和美国同样的方式，即黑白6兆周的方式，扫描线525根。NHK正式播送电视节目是1953年2月1日，同年8月28日NTV也正式开始播送。当时电视机的价格昂贵，14英寸黑白电视机为15万日元（1953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每月8000日元），对一般家庭而言是高不可攀。因此在家庭还未购置以前，街头等地的电视机前挤满了人，大家争着看电视，还出现了门票20日元的电视剧场。
电视受到正在富裕起来的日本人欢迎，对他们的精神生活影响很大，有人讽刺为“一亿总白痴化”。电视事业发展速度很快，1953年开始播送电视节目时，东京都内的电视机只有885台，一年之后国产电视机成批生产。1955年14英寸黑白电视机为10万日元，1957年降至75000日元，1958年再降至6万日元，电视机的普及率也直线上升，从1952年的1500台增至1953年的17000台、1954年的53000台、1956年的30万台。1959年7月10日实况转播皇太子明仁与正田美智子的婚礼，电视机销售达到高峰。以此为契机，电视机开始大众化，至1961年超过1000万台。1960年9月10日东京、大阪等地开始播送彩色电视节目，日本继美国、古巴以后成为第三个播送彩色电视节目的国家。彩色电视机的普及率，1987年已达98.7%，现在早已百分之百了。
1930年，电冰箱首次被芝浦制作所（现在的东芝公司）推出并国产化，但由于战争而中断了制造，1946年由于GHQ的订货才又恢复生产。当时，战后的家电产品基本上供驻日军队的住宅所需，其中很多是按照美国方面的现场指导或者具体要求而制造的。现在，说起冰箱，我们脑海中浮现出的就是电冰箱的样子。但是战后的日本，有过三种冰箱：冰块冰箱、汽冰箱及现在的电冰箱。战后不久，最普及的是冰块冰箱，即木质箱子内侧贴着白铁皮，是一种放入冰块后进行冷却的装置。箱内的温度为15℃左右，必须每天更换冰块。因此，夏天为了防止食物腐烂，而将它们临时放在里面，可以说是作为防蝇纱罩的替代品而使用的。冰块冰箱是“冷却东西的工具”，不是储藏用的工具。当时，一般情况下人们在做饭前去购买必需量的东西，因为有现买现做的习惯，不必大量储存食物。因此，冰块冰箱或者作为营业用，或者只是那些能够买得起大量冰块的富裕家庭才使用。汽冰箱是利用氨在汽化时吸热的冰箱，它的特点是噪声低、故障少，但是因为放入冷却箱后制冷要花很长时间等原因，所以普及率不高。到了50年代，冰箱出现了120升容量、内置空间宽敞（1954年）、里侧加了收纳隔板的拉门（1957年）、磁力门（1958年）等特征，家电厂家每年都对产品进行研究改良。日本在50年代中期实现了冰箱国产化，特别是50年代末期还推出了自动除霜装置，减少了人们的麻烦。60年代初期，日本开始销售带冷冻装置的冰箱。这种冰箱与其说是为了保存冷冻食品，倒不如说是用作制作冰块，几乎没有保存冷冻食品的空间。但是到了1965年，考虑到饮食生活的改善、食料资源的有效利用等，日本科学技术厅发出了“冷冻链劝告”。1969年前后，各家电厂商齐头并进开始销售的双门冷冻冷藏冰箱加快了冷冻食品的普及速度。（［日］鹈饲正树等编：《战后日本大众文化》，范崇利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7—43页。）
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到60年代前半期，在美术印刷设计领域流行日本风格的摩登设计，即日本式。它结合了摩登和日本传统风格，据说所谓的日本式就是强调在展示日本传统的同时，也把该传统展现到国际性的事物中。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一改从前的功能主义的设计，外观设计多样化的冰箱面世了。冰箱的外观也多样化发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和造型问世。但是冰箱受功能上的制约，只能改变固有形态的表面。另外，前者是家庭娱乐用品，而冰箱终归是家务劳动需要的机器，展开设计的余地很有限，这种装饰性极强的冰箱一直流行到1975年前后。日立公司在1976年前也制造并销售了叫作艺术门、艺术板等的一系列换代商品，其中有的冰箱门上画上了自行车，有的在冰箱壁板上涂上校园风景。此外还出现了森英惠设计的蝴蝶图案的冰箱等，由于品牌的附加价值，冰箱成了时尚品。
功能追加型的冰箱面世于70年代。可列举如下：带冷水器的冰箱、带制冰器的冰箱、带自动制冰器的冰箱，如80年代出现的方便整理瓶类的“再多一个箱子”的冰箱、下段向下扩大的“可扩架”冰箱、80年代中期开始销售的带冷却室的冰箱、带脱臭装置的冰箱，90年代的生物信息模糊控制冰箱、带抽屉式冷冻箱的冰箱、使用替代氟的冰箱等开始普及。（［日］鹈饲正树等编：《战后日本大众文化》，范崇利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5—47页。）
2、大众精神层面的消费
战争期间，“随着战时体制的强化，包括歌剧在内的洋乐活动几乎全部被迫停止”。（［日］根木昭：《日本的歌剧与“日本歌剧振兴会”》，《长冈技术科学大学研究报告》，1994年第16号，第68页。）但是，战争结束后不到两周，包括广播在内的各种音乐活动很快得到了恢复。1946年9月，在被烧毁的日比谷公会堂，召开了“朝日音乐会”，并重启了日本交响乐团的定期演奏会。由于民间团体的努力，各种音乐活动开始恢复，如1946年藤原歌剧团恢复公演、1947年关西交响乐团成立、1948年东宝交响乐团恢复定期公演等等。
战后日本合唱运动蓬勃发展，这是战后日本现代大众文化发达的象征之一。战后日本人民的身心得到解放，要求作曲家创作新的健康歌曲。战后初期，并木路子的《苹果之歌》，笠置西兹子的《东京布吉》（一种黑人爵士音乐）和芥川也寸志的《在祖国的山河》等歌曲广泛流行。1948年，中央合唱团诞生了以关鉴子为中心的小合唱队，掀起了合唱运动。这个运动的宗旨是“自豪地歌唱新的日本民族歌曲，高亢地歌唱各民族的和平歌曲”。由合唱团领导的音乐队在全国的工会、市民组织、民主团体中陆续成立。1951年各工厂清洗“赤色分子”时，这个运动仍然顽强地保持着，没有被摧垮。1953年11月29日在日比谷音乐堂举行了第一次日本合唱运动大会，共有300多个团体派出的2000多人参加。次年进一步发展为3万人的中央合唱大会。在这个群众歌曲运动的影响下，城市里的茶馆、咖啡馆、酒吧间等都开设了“合唱酒场”，以吸引顾客。
几乎与合唱运动同时出现的是工人音乐协议会运动。当初这种运动的宗旨是“创造国民音乐”，朝鲜战争以后提出了“创造民族文化”的口号。1949年开始成立工人音乐协议会组织，不久扩展到全国城市，成为拥有数十万会员的大工人团体。1955年12月15日工人音乐协议会的合唱队和东京交响乐团在日比谷会堂举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大合唱，是日本首次由工人演唱的贝多芬音乐大会。战后西洋音乐逐渐恢复，为了满足音乐爱好者的需要，西洋音乐的唱片也开始出售了。以1950年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为始，各国演奏家先后到日本演出。由于外国演奏家的刺激，日本西洋音乐重新盛行起来。西洋音乐传入日本已有一个多世纪了，现在人们已经摆脱了“洋乐”和“邦乐”的旧观念，成为日本真正的国民音乐。
各地区的传统民族音乐也开始受到广泛关注，西方音乐世界开始放眼于世界各地寻求新的音乐元素。受此影响，日本也在音乐教育中注入了本土元素和世界民族音乐的内容，逐步摆脱了单独追随西洋音乐的局面。以黛敏郎和武满彻为代表的音乐家开始尝试以西方最新的前卫音乐理论和技法与日本传统音乐相结合，创作全新的既有日本特色又站在世界音乐前沿的作品。黛敏郎十分注重民族音乐和亚洲音乐，他的管弦乐曲《楔形文字》（1951年）入选国际现代音乐节，得到世界范围内的肯定。武满彻则吸收了德彪西、梅西安、约翰·凯奇等19世纪末以来诸多作曲家的创新技法，并将东方艺术审美观点融入其中，开创了具有东方式鲜明个性色彩的音乐世界。另外，随着战后与世界交流的日益增强，一批青年演奏家逐渐成长起来。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以钢琴家田中希代子、园田高弘、松浦丰昭，小提琴家潮天益子、佐藤阳子、远藤郁子，大提琴家安田谦一郎等为代表的一批演奏家，频频入围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等重要国际音乐赛事，使日本的演奏水平获得世界的肯定。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音乐创作已经开始对世界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许多日本音乐家大胆将西洋古典音乐、电子音乐、日本传统邦乐与世界其他民族音乐相结合，对世界现代音乐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战后的电影和其他领域一样进行了民主化改革。首先，废除或解散了以“电影法”为主的电影检查制度，情报局、电影公社、日本电影社及其他推行战时法西斯政府所制定的一切法令和机构。其次，盟总以民间情报教育局名义发出有关制作电影的指令：一、废除表现日本军国主义的影片；二、促进日本自由主义倾向及运动；三、创造各种条件保证日本不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这样，日本的电影工作者为“外来革命”所迫，拍摄了一些民主影片，但这些影片里还看不出作者发自内心的热情，缺乏感人的力量。不过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移，1946年出现了几部真正的日本电影，如木下惠介导演的《大曾根家的早晨》、黑泽明导演的《无愧于我们的青春》和牧野雅弘导演的《久等不来的女人》。从此以后，日本电影彻底解放，废除了过去一直受政府统制的检查制度。这种“解放”对电影工作者来说深感责任重大，但它却给了电影商人以发财的机会，于是出现了“接吻电影”。不过“使接吻镜头从历来的禁例中解放出来，这却有助于打破日本人的狭隘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以及行动中的不自然的克制，确立自由的、开朗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946年2月开始公映新引进的美国影片《居里夫人》和《春天的序曲》，这两部影片所宣扬的民主主义思想给日本观众以很大冲击。在美国民主主义影片的影响下，1949年出现了今井正导演的《绿色的山脉》。1951年9月，黑泽明导演的《罗门生》获威尼斯电影节的金像奖，从此以后日本电影开始登上国际舞台。三年之后的1954年4月，衣笠真之助导演的《地狱门》获法国戛纳电影节的金像奖。同年《原子弹下的孤儿》和《蟹工船》在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节上获奖。经过民主改革，日本电影从战争的破坏和战后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基本上实现了美国的电影民主化方案。
1950年6月开始的朝鲜战争给日本经济带来了繁荣，同时也给日本电影带来了兴盛期。日本电影最高年产547部，创世界最高纪录。全国电影院7700座，观众11亿人次。但就在繁荣的同时，日本电影却出现衰退趋势。因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旅游、体育等娱乐项目开始兴盛，逐渐把电影从过去在娱乐项目中所占的“王位”上赶了下来。为了与电视竞争，在电影界出现了摄制场面豪华的超级巨片，如《日本的诞生》、《太平洋风暴》，此外还进行了电影宽银幕化。但是仅仅在宽银幕的宏大场面等技术层面的革新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拍摄能够激动人心的、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里来的好影片才能与电视抗衡。但拍摄好影片却非常不容易，为了吸引观众，历史武侠、推理侦探和科学幻想等题材，先后风行，正是因为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种社会需求。以历史武侠为主人公的各类作品，大都塑造一个无所不能、本领高强的英雄。他疾恶如仇，杀富济贫，反抗当权者，惩治为恶者，使读者可以在这种奇而反的“现实”境界中放松压抑，感觉痛快淋漓。
1960年，日本制作了547部电影，达到了数量的巅峰。此后便由于电视的普及，市场逐渐萎缩，产量逐年下滑，但电影界并未放弃对电影艺术的追求，这一时期，法国电影新浪潮席卷世界，世界各大电影节的注意力逐渐从作为来自东方的日本，转向“新浪潮”的法国。
“新浪潮”是电影黄金时期的最后辉煌，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为契机，电视得到大规模普及，迅速分流了电影观众层。仍然流连电影院的，是寻求电视节目以外的刺激的年轻观众。“新浪潮”退去以后，各公司开始大量拍摄黑帮和情色题材的影片，这些影片往往制作周期短，成本低，充满性与暴力的刺激。黑帮、情色电影的泛滥，属于电影公司吸引观众的经济自救行为，但并没能阻挡电影业陷入夕阳产业的行列。
到70年代，已有“日活”、“大映”等大制片厂先后破产。80年代以后，电影逐渐找到了与电视、录像等竞争对手共存的途径，电影市场逐渐恢复，1996年的产量已经达到了298部。1985年，日本首次举办第一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有来自42个国家的137部影片参加展映。至90年代又有多部影片登上国际电影节领奖台，重新引起世界的关注。
战后日本大众文化的发展是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复兴与随后的高度经济增长同时进行的。可以说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一部日本战后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或多或少地通过大众消费文化，接触或了解了日本的文化和价值观，而日本自身也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并开始重视其在大众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21世纪日本文化外交国策报告书上表示：要将日本的流行文化推向全世界。这充分说明日本大众文化已经从一种“亚文化”形态变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
本文摘自《战后日本转型真相》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