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用来发展理论的
郭台辉：历史社会学家可以从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中吸收方法和理论吗？社会网络分析是否可以为这种跨学科研究提供一个平台？
彼得·皮尔曼：社会网络分析的确是一个平台，因为从社会网络方面来思考对结构主义者或者关系社会学家来说是一种思考方式，是表明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一种承认方式，因此，对于所有各种不同主题与所有不同关系来说是一个平台。我告诉我的学生，他们不一定真正需要阅读很多社会学的文献，但应该去看看植物研究和动物研究的杂志，因为在那些杂志中有很多模型。我认为这些自然科学的模型对于他们理解社会生活的关系及其研究很有帮助。有意思的是，研究诸如牛这类大型动物的人，在心里有一个理论模型，知道牛在某种场合会出现什么情况，它们彼此如何沟通交往，而且，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会发现几种模式，知道牛彼此之间如何发出并接收信号。如果我们有这些模型，也可以做许多非常有趣的事情。我研究的项目之间看起来有很大差异，但内在都有联系，而且对我来说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当初博士论文研究英国革命，后来在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时研究美国内战。我现在研究自闭症与自我中心主义。虽然英国革命、美国内战与自闭症都很重要，而且之间的确存在很大差异，但我并不在乎研究对象是什么，反正都是运用网络分析方法并找到解释模型。
郭台辉：如果回溯到1978年，历史学家斯廷斯凯姆（Arthur Stinchcombe）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人们不是运用理论来研究历史，而是用历史来发展理论”，以此来敬告当时正在从事历史社会学的年轻人。30多年之后，历史学家是否遵照或依然拒绝这种宣言？历史社会学家能否解决在历史与社会理论之间徘徊的困境？
彼得·皮尔曼：这句名言的确很经典，寓意深长。对于卡尔·马克思、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来说，他们的确是用历史来发展理论。他们的理论是历史理论，理论都为历史进程所推动。韦伯是关于理性化的历史进程的理论；托克维尔是关于民主化的历史进程的理论。所以，他们的理论是历史的，历史是用来发展理论的。这对于许多社会学的开创性鼻祖来说都是这样。历史社会学就是这种认知方式的一种驯化版本。现在有些所谓的历史社会学家是用理论来解释历史中的某些现象，我认为他们的确搞错了。历史社会学可以证伪那些已经很混乱的主张。人们做社会学研究的方式现在可以说：“哦，历史社会学是我们研究过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历史社会学应该像一个时间如何创造对象的理论，而不管这个理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那就是历史社会学。我并不关心历史社会学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也不是比较历史分析的狂热崇拜者，但那句名言的确很不错。
重新展示和评价日常生活中的结构
郭台辉：我正在研究中国与日本现代早期诸多概念的形成与传播，诸如公民、民族、人民、国家、权利，这些西方文明中的概念在翻译时是用传统中国的汉字在变换组合之后的语词来对应，但含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译者与运用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阐释主张。换言之，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概念有着变动的含义，在东亚内部以及东西方国家之间都是如此，这些概念结合在一起可以视为一个象征网络结构。我是否可以运用您的网络分析方法来阐释概念之间的关系，包括概念与概念之间、概念与历史时期之间、概念与社会事件之间？如何运用呢？
彼得·皮尔曼：你这项研究很前沿，很有意义，但也很艰难。你可以考虑把文本、语境、事件与人结合起来研究。你了解孟赫尔(John W. Mohr)的研究吗？不妨看看他那篇有关意义结构的文章，对你的研究有方法论上的参考价值。我认为，如果你想以传统的方式来研究这个主题，可以采用一种分段方式，按照不同阶段来阐释所有这些不同的概念，而你的作用就是找到不同的概念来源和文本作者。这是孟赫尔所使用的一种策略。另一种方法是把你的诸多概念视为彼此直接相关的群体，可以按照相同位置与来源的概念放在一起，把彼此的关系疏密程度展示出来，再用某种方式把它们都关联起来。我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你可以做的第三种方法是，按照历史进程不断移动样本框，让变动的网络结构告诉你事件是在何时发生的。这是属于时间系列分析，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他们也运用这种移动的样本框，但不是网络分析。如果你用这种方法，文章就会做得很漂亮，将是一个重要突破，但必然是一个巨大工程。
郭台辉：您在一篇文章中自称为结构主义者，您的方法在何种意义上不同于诸如帕森斯时代的结构主义呢？有何共性与差异呢？
彼得·皮尔曼：我相信存在各种各样的结构，我们的任务就是重新展示和评价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结构，这也是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我认为哈里森的学术责任就是呈现结构，因为我们需要用各种方法与模型来阐释结构。而我们感兴趣的结构不同于物理学家们所做的网络分析，虽然诸如布赫特(Roland Burt)和罗奇(D. Ronchi)等人很喜欢物理学的网络分析。他们感兴趣的是活动的事实，关注彼此关联的人们行动。但那不是结构。如果结构没有联系的纽带就会出现黑洞，从而是很荒唐的。我对黑洞与结构很有兴趣，这可能与哈里森·怀特以前思考的问题很一致。但1990年代之后的哈里森·怀特更喜欢关注身份控制问题，我相信他的研究应该是很有深度的，只是我不能明白。所以哈里森把我们远远抛在后面。
郭台辉：社会学家们试图超越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之间、社会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分析性界限。您的社会网络分析是否可以作为嫁接结构-行动的桥梁？
彼得·皮尔曼：这是社会学领域里经典而充满前景的问题。社会学的目的是摆脱这种分割，换言之，我们应该集中于机制，找到行动如何积累为结构。我并没有发现这是鸿沟，也不存在真正的鸿沟，实际上，所有的分析社会学家们和社会网络分析家都认为二者不存在沟壑，相反，人们正在努力把二者连接起来。如果有人要解释一种社会现象，就不得不同时涉及到结构与行动两个方面，所有人都像查尔斯·蒂利及其追随者一样，非常在乎这一点。但我不关注，因为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分割本身是不存在的。
郭台辉：在您的论文《社会抗争的结构，1961-1983》中，您认为，社会运动的学者需要对抗争发生的情境更为敏锐，而且这种情境就是社会抗争的结构。那么，在具体的抗争运动中您如何区分结构与情境呢？或者反过来说，情境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结构？
彼得·皮尔曼：显而易见的是，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常常把结构等同于情境，但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对于二者的相关性有一种理论上的要求。所有社会现象都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中，但我真正关心的东西是结构。这是一种弱结构的理论。我认为历史学家或政治哲学家们诸如邓恩、波考克和斯金纳等的语境主义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主张。对于他们而言，所有东西都存在于一个情境中。
“我只是擅长于解决经验问题”
郭台辉：您应该是哈里森·怀特最得意的门生之一，您如何评价哈里森·怀特对社会学的贡献？您在哪些方面发展或挑战了他在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其他研究方面的理论与方法？
彼得·皮尔曼：哈里森·怀特是过去一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以来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家。他在关系社会学与网络分析领域超越了一切研究，我们现在学习哈里森的“流动链条”概念，那都是他年轻时期创造的，而且他培养出社会学界最优秀的学生。他的学生包括弗雷德里克·高达特（Frédéric Godart）、迈克尔·史华慈(Michael Schwartz)、约翰·孟赫尔（John Mohr）、布里格（Ronald Breiger）、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等。他真的是社会学界的巨匠。我认为我无法挑战他的理论，也难以发展他的思想，因为我只是擅长于解决经验问题，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像哈里森一样，但哈里森却致力于成为一名伟大的理论家。他的贡献是巨大的，目前的社会学研究似乎没有不是受他的影响的。当然，哈里森在1960年代也写过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方面非常重要的文章，而两个主要偏向于历史经验的著作是《机会之链》和《认同与控制》，他还写过艺术史方面的著作。
郭台辉：我从您那篇题为“克隆无头青蛙”的文章中受益不小。我认为您的观点是，在人们的关系网络中肯定存在某种权力/支配/权威，也存在中心-边缘结构。然而，在多层并重叠关系的复杂结构中，我们是否有可能测量关系网络的密度？是否可以确定网络中的权威或支配来源？
彼得·皮尔曼：我并不知道在关系的数据中是否可以测量非对称性，而且权力和权威都是产生于非对称性的关系中。我认为权力与权威与那些关系的密度毫无关系，反而与稀疏程度有关。你可以通过测量关系数据中的非对称性来识别权力的位置，但没法必然与密度关联起来。你提到的这篇文章并不是我很满意的，那篇文章只是揭示一个想法，认为除了那些优先考虑的文化模式之外，我们所想象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然而，另外一点是对的。综合社会调查（GSS）网络在中国做得非常庞大而惊人，但那毫无意义，只是觉得很疯狂。我们需要使用在文化上非常具体而有意义的数据，因为网络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纽带与联系，而这类纽带相关的数据需要展示出其丰富的意义。但这些数据对于讨论中国的重要问题来说就毫无价值，不得要领。如果你了解一些关于不同于结构的情境，并且通过运用情境性和地方性的丰富知识来测量这种结构，你就可以知道纽带是很重要的，然后你才能测量结构。在这个方面来说情境是不同于结构的。我认为那种方法也存在其局限，如果你知道那种情境中的各种纽带类型，你就应该明白结构，就可以比较其他地方做出来的结构，即使纽带关系不一样，因为纽带仅仅是我们用来构成各种关系的语言，可以是仁爱、忠诚，所有这些都只是文化中的具体语言。所以，我认为这不会太限制我们的研究，实际上这种研究可以告诉我们更多东西，不仅仅是到处运用这种方法。这也是我所喜欢的历史社会学。
郭台辉：最后您能否总结一下您对历史社会学的贡献？您正在进行哪些历史社会学方面的项目？
彼得·皮尔曼：我认为我对历史社会学的贡献不大，但概括起来也有一点点，主要是推崇历史过程的微观分析。我要尽力证明，我们是可以做长波段的微观研究的，可以研究宏大问题背后的微观层面进程。我的有些学生比我做得更好、更漂亮。所以，我的贡献是帮助他们做出优秀的成果。我们现在关注三个历史方面的项目。一个是关注《圣经》中所有在历史上被运用的道德概念，诸如罪恶、忠诚，尤其是在17世纪到19世纪的英格兰。这个进展非常顺利；第二个正在做的项目是大西洋地区的奴隶贸易。我们创立了两千多次航行中的船主网络，他们从欧洲到非洲去抓奴隶并且把他们带到美洲。我们关注的每一艘船都参与了运载数以百万计的奴隶这项罪恶活动，而每艘船的所有权归属于10-20个人。因此，我们发展出一个覆盖两百多年不断流动的船主网络。第三个项目是关注北爱尔兰地区的冲突时期，因此是一个更为晚近的历史。关于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在北爱尔兰地区的冲突，我们收集到各种关于伤害的数据，也就是关于谁在何时何地杀死谁。我们正在对冲突的展开过程进行模式设计。当然，我还正在做一些其他项目，比如一个处私刑的课题，在美国南部有些黑人被白人处以私刑，我们对此建立一个数据库，关注每一次私刑的形成过程。我们的目的是让所有人都能避免这种灾难，制止私刑陋习的延续。这方面从来没有人关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