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伊拉克乱局和美国如何应对这一乱局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如今刊登在国际各大报纸版面头条的反政府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ISIL，也有说成“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 ISIS”）并不是什么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力量。早在2014年年初，该组织就一举攻占了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仅60公里之遥的安巴尔省战略重镇费卢杰城以及该城西部拉马迪市部分地区，并宣布在占领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如今，这支当时未引起美国高度重视的力量又以势如破竹之势连续攻占摩苏尔、提克里特等多个伊拉克北部重镇，并再度兵临首都巴格达城下。
面对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长驱直入（目前已几乎占据伊拉克的半壁江山）和丢盔弃甲、不战而逃的伊拉克政府军，困守巴格达的伊拉克马利基政府无奈向美国发出了紧急求援。相比年初费卢杰城被攻占时，美国国务卿克里曾轻松地说，美支持伊政府采取反攻行动，但美军不会参战，因为“这是他们的战斗”。此次，克里国务卿已轻松不起来，他不但立刻飞抵伊拉克，先在巴格达会见总理马利基等领导人，紧接着又飞到北部与库尔德人自治区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会谈，欲力挽狂澜以拯救伊拉克于崩溃。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示，将派300名美军事顾问前往伊拉克，支持伊政府军对抗逊尼派叛乱分子。
当然，克里的斡旋（方案是马利基总理下台）以及奥巴马派出区区300人的军事顾问都不是伊拉克政府当前想要的，也完全不足以扭转当前的伊拉克战局。但在支持伊拉克政府上美国究竟能够走多远，却的确是一个目前让奥巴马政府左右为难的大问题。
首先，美国不能放任伊拉克崩溃，更不能容忍伊斯兰极端组织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因为伊拉克的崩溃不仅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十年“占领”的“牺牲”和“成绩单”灰飞烟灭，而且极端组织一旦在伊拉克扎根和扩展地盘，其对中东局势以及包括美欧本土在内的广义国际安全都是一个潜在的重大威胁。事实上，自2003年美军攻入并占领伊拉克10年来，伊拉克就一直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乘虚而入的宗教极端恐怖武装更是把这里变成了恐怖活动的大本营。2011年以来，随着美军的撤出和“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过去被强大美军存在以及亲美阿拉伯国家世俗强人统治所勉强“压制”的宗教极端恐怖力量开始喷发。虽然“基地”领袖本·拉登被美军击毙，但“基地”组织的毒芽却在不断生长，分布越来越广，其策划和实施的恐怖活动不仅在伊拉克、也门等传统的中东地区，而且外延到了北非以及索马里、马里、尼日利亚等黑非洲国家和地区。正如兰德公司国际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赛斯·琼斯所指出的，尽管“基地”组织核心部分力量有所削弱，其分支组织的数量和分布范围在过去10年却经历了净增长。以伊拉克为例，据统计，2012年伊国内因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丧生近9千人，是2007年教派冲突逐渐平息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2011年初，伊拉克恐袭事件每月300多起，而2013年则爆发性增长到每月高达l200多起。另外，更让美欧等国家感到不安的是，极端组织还通过现代化的网络等手段在西方国家招兵买马，据悉，加“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作战的欧美籍人士就达2000人左右。
其次，缠绕在伊拉克、叙利亚、以及伊朗核问题上的复杂利益纠葛及其对中东地区格局演变的潜在影响又使得美国在救援伊拉克政府的力度上十分审慎，在某些时候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因模糊的敌友关系而从根本上难下决断。比如，伊拉克马利基政府和伊朗现政权以及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同属中东伊斯兰什叶派政权，彼此相互支持。被美国早就宣布丧失“执政合法性”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也正是因得到伊朗和伊拉克等国的鼎力支持才一直到今天挺立不倒。美国如果和伊朗携手支援伊拉克政府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不仅客观上等于帮了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近年来一直在叙利亚北部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而且还会激怒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死对头、美国的盟国以色列和沙特。再则，在中东地区长期和结构性存在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教派冲突中，美国也不太愿意因空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而误伤逊尼派百姓，并由此而结下更多的反美仇恨和产生新一代的“圣战”战士。
一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主导伊战后重建长达10年的美国姑且在干预的力度和方式方法上如此犯难，却有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不能袖手旁观，理由是中国在伊拉克有巨大的石油投资和石油利益。这一看法首先在经济合作伙伴和必然的外部干涉者之间划了一个不应该的等号。虽然中国深度参与了伊拉克的战后经济重建和石油领域的开发，但在伊拉克的战后政治秩序安排和军事架构重建等方面，美国是完全的主导力量，中国则完全是局外者。另外，中国有句谚语说得好，“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对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进行了“解构”，并在此后的十年里尝试用美国的方式方法进行“建构”，但当这一切都水土不服出现了问题时，美国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就必须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原本就热点不断的中东地区又经历了近4年的叙利亚内战和当前的伊拉克安全危机，老热点（巴以冲突和伊朗核问题）出现的新变化，以及围绕新热点出现的新博弈，使得该地区原有的脆弱权力平衡被打破，叙利亚4年内战形成的国土事实分裂以及伊拉克乱局有可能呈现的割据状态（即什叶派控制区、逊尼派控制区和库尔德人控制区三分天下）使得中东政治版图处于不断碎片化的过程之中。而这一碎片化的过程又与中东地区的两大强国沙特（逊尼派）与伊朗（什叶派）争相扩展本国及本教派影响力的博弈相互交织和互动演绎。在中东上空升起的一片狼烟之中，急于从中东抽身以实施其“重返亚洲”战略的奥巴马政府的确感到力不从心和左右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