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德国原总理施密特与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恩对话录《百年世事》
百年世事
作者: [德] 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 / [美] 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原作名: Unser Jahrhundert: Ein Gespräch
译者: 王容芬
出版年: 2014-5
页数: 238
装帧: 精装
丛书: 新世界新思想译丛
ISBN: 9787511720887
似乎已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我国不少经济学家凡事喜欢从当代美国经济学理论中寻求参照系，搜寻某种药方。这些经济学家有意无意都忽略了，另有一个国家在数次面临经济与金融危机时，常常能凭借冷静而精准的政策，率先在西方国家中脱颖而出。这就是德国。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许多西方国家在2009年时失业率飙升，德国当年的失业率却仅比上年微升了0.2%。再譬如，在2009年底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时，全欧洲几乎都被拖入泥潭，但德国却交出一份令人惊艳的数据，在2009年回落之后，德国经济2010年便强劲反弹，GDP增速达3.7%，创17年以来最高纪录。
这个在二战中遭遇毁灭性打击的战败国，这个在25年前还因意识形态原因在“隔墙而治”的国家，缘何能在后冷战时期屡屡上演经济奇迹？又如何能在西方制造业整体衰落的背景下在许多领域维持着霸主地位？这些问题背后所包含的经验和智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转型期，值得每个国家细细琢磨。
学习一国的治理经验，最方便的路径当然是从领导人入手。2009年夏天，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与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在施密特的宅邸进行了一次连续三天的长谈。话题涵盖“上下200年”的人和事：从腓特烈大帝和“铁血宰相”俾斯麦到纳粹德国的兴起，从德国人在反犹主义中的责任到战后德国的重建，从苏东剧变和两德统一再到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谈话的主题尽管琐碎，叙述时空也常常跳跃变幻，但他们对历史细节的回忆和评述，却对那些看似熟悉的历史事件给了我们新的观察视角。
施密特于1972年至1974年先后担任过当时西德的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并在1974年至1982年间出任总理。施密特在任期间，正值德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期，而正是在他执政期间，德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摆脱石油危机，走出了困境，他也因此成为战后德国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如今，这场谈话被整理成文字并集结成《百年世事》，给了我们一个细品个中内涵的机会。
对于今天的我们，这场谈话起码在两方面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首先，是在反思纳粹德国时，两位老人对当时经济政策有重新评估。施密特说，“德国是全世界凯恩斯主义取得重大成就的唯一国家。纳粹的成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此直言不讳为纳粹德国的经济政策“背书”，施密特并非是在替纳粹统治翻案，而因为他是凯恩斯的“教徒”。在他执政初期，正是凭借凯恩斯主义，西德才成功走出了石油危机。另一方面，施密特还认为，纳粹德国初期的经济部长、央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为德国战后的经济发展留下了丰厚遗产。
他把沙赫特评价为“德国从未见到过的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这样的赞美并非过誉。在美国财经作家利雅卡特·艾哈迈德的笔下，沙赫特与英国的蒙塔古·诺曼、美国的本杰明·斯特朗和法国的埃米尔·莫罗一起，被视为奠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金融之王”。一战结束后，背负大量赔款的德国陷入有史以来最惊人的恶性通货膨胀之中。1923年，沙赫特出任魏玛共和国货币局局长和德国央行行长后，通过实施严格的货币计划整顿金融秩序，借助他在美国广泛的人脉资源，最终成功缓解了德国沉重的赔款压力。同时，沙赫特借机发行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稳定了货币汇率。依靠着这种货币“闪电战”，沙赫特帮助德国摆脱了通胀之苦。
沙赫特在金融界展现出的才能，及其拥有的广泛人际资源，获得了希特勒的赏识。再加上他对一战后德国赔款义务一直抱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沙赫特在1933年出任了纳粹德国的国家银行总裁。在纳粹上台初期，他帮助希特勒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复兴，并为其扩军筹资。当然，随着沙赫特逐渐认识到希特勒的真实面目，他也开始与纳粹政府渐行渐远，并于1939年被免去了国家银行总裁的职务。
作为后辈和继承者，施密特显然从沙赫特的金融理念中汲取到了不少营养。抛开支持希特勒重整军备的争议，沙赫特的凯恩斯主义为战后德国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经验。无论是50年代艾哈德政府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方案，还是70年代施密特执政时期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主张，均可以看到沙赫特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影子。
《百年世事》的“三日谈”中的另一个焦点，当然就是两位老人对当下仍旧阴霾未散的金融危机的讨论了。施密特和斯特恩一致认为，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乃是美国“东海岸精英的彻底失败”。据施密特的分析，“东海岸精英”之所以会失败，并造成全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就在于这些银行经理们不仅拥有永不餍足的贪欲，而且他们的调节法规和金融监督也完全不够，最终带来的是全世界数亿人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并造成了全球性的通货紧缩。
作为曾经应对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原油危机的前德国总理，施密特对当前世界经济的棘手状况有清醒的估计，他为这场白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开出的药方共有“三剂”：整顿银行等金融机构并重新配备资本；建立一个能调节和监控金融机构的系统，以重建世界范围内对金融市场的信任；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来刺激需求。一看就能看出，这三贴药方中无不闪烁着凯恩斯和沙赫特的影子。而在现实中，从美国到中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一时间内，几乎也就是按着这样的“处方”采取措施来应对的。作为八国集团经济峰会的倡导者以及欧盟的支持者，施密特还进一步强调，展开国际合作也是解决金融危机的必要手段。在这场大危机中，各国政府不应热衷于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只有国际合作大家才有可能最终走出危机。
具体到欧洲各国，想要真正成功摆脱危机，还需处理好国家福利政策上的问题。施密特坚持认为，福利国家是20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民主的真正基石。20世纪上半叶的惨痛历史，以及21世纪初的这场经济金融危机，都在提醒我们，一旦福利国家崩溃，许多国家的稳定都将受到威胁。所以，在谈论“高深”的意识形态之前，先要设法保障民众的生，以及完善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
这样来看，施密特与斯特恩对纳粹的反思，与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思考，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关系。当我们今天再来反思纳粹起源的原因时，很显然，民众生活在经济危机下失去了保障，社会福利付之阙如，是推动德国的政策最终走向极端的重要原因。如今，当金融危机的阴霾再度在全球蔓延时，同样在部分国家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动荡，面对这样的困境，如何在恢复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好民众生活的保障，不完全抛弃福利国家的遗产，或许就成了一个重要命题。
尽管在《百年世事》中只有个别话题涉及“中国问题”，但依然能够从中读到作为德国典型的“亲华派”政治家的施密特对中国模式的殷切期望。在谈话中，施密特不仅毫不客气地驳斥了斯特恩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之论，提请世人注意中国在长达4000年的漫长历史中从来没有当过帝国主义大国的事实，他更不同意把中国目前的发展只归结为单纯经济上的进步。
或许，《百年世事》中针对中国的零星评价，难以让我们完整认识施密特的“中国论”。那么2013年清华大学教授汪晖与施密特曾做过一次三小时长谈，或许能成为阅读本书有关“中国话题”的补充。在与汪晖的谈话中，施密特明确提出，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式。他深信，世界的未来必定是多元的，无论是以德国为领头羊的欧洲，还是正在崛起的中国，都应该走出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如此看来，施密特所拥有的“德国智慧”，就远不仅意指“百年世事”留下的历史遗产，或许还指向不同文化地域的国家有可能创造出的多元模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