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近130多年来，已历经二次经济全球化。第一次1870-1914年，历经45年。其后的三十年中，发生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经济，耽误了经济发展。1945年二战结束到现在又60年。其中20世纪最后25年，也就是1975年开始，全球化速度又进一步加快。
最近，世界银行在分析中等收入国家的“三个陷阱”文献中，也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世界不平衡加剧。
世界不平衡意味着什么？就是弱的国家越来越弱，强的国家越来越强。
既然如此，那么从常理出发，如果一个很强的国家与一个很弱的国家发生战争，用一个共同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来打，行吗？肯定是不行的。
由此，中国要想由一个金融弱国转为强国，必须有不同的思维，绝对不能按照世上已有的游戏规则来做。不平衡下的金融弱国，受共同一个游戏规则约束进行竞争，不可能转化成强国。
这里讲游戏规则并不是指国际组织制定的各国应共同遵守的公约等，更多的是指在遵守公约等规则下的操作策略和技巧。
美国前财长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一书中也曾说，“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不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国际社会如何才能最好地制止，或者对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做出反应——到目前为止，这些危机似乎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鲁宾作为美国财长能说出这句话，意味深长，不能不引起我们发展中国家人士的深思。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的成长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金融危机。
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要解决，因此绝对不能在金融开放问题上存在简单“闯关”的侥幸心理，而是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危机。
要看到，以“华盛顿共识”的急躁心理去决策，容易出事。我们如果从这种角度来反思亚洲危机，也许更有益。
在美国被称为爱国主义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曾说：“亚洲经济主要来自于汗水，来自于更加努力的工作，而不是更聪明的工作。”“你可以认为这些经济体的规划者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现在真相大白了，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根本瞧不起东南亚国家，认为东南亚诸国的成绩主要来自资本的投入。在这方面，我则倾向于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斯蒂格利茨判断，亚洲三十年的发展，“无论我们是否称之为奇迹，事实上本地区生活水平的改善之快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
“资本主义总是受经济波动，包括金融恐慌的困扰。东亚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经历了1997年的危机，而在于在过去三十年中很少经历危机，其中两个国家（地区）没有出现过一年的负增长，两个国家（地区）只有一年的衰退，这个记录远远好于任何应该是更为先进、管理得更好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危机只是轻微地淡化了东亚创造的纪录，就是连续三十年看东亚这些国家发展之快是从来没有过的。”
反思东亚国家为什么能后来居上？成功的秘诀就是政府和产业政策的作用。方法之一，干预了金融市场，集聚了大量资金，推进了增长战略。
三十年中只有两年的危机，或者说在长期持续的增长中遇到了一些曲折，这些成绩应该说是政府充分发挥作用、克服市场失灵的结果。
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进一步的改革没跟上，同时又加快了金融自由化，把国家管理风险的弱点暴露在全球金融市场体系面前，因此危机不可避免。这是应吸取的教训。
由此看，政府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亚洲危机只有两年，1999年马上复苏，世界对此又是刮目相看，这又与有关国家政府积极主动推动有关方面的改革措施相关。
因此我认为，金融弱国转强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经济，要遵守一般的市场规律，同时你要赶超，一定要有赶超时期特殊的制度安排，而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又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要在适应本国经济参与国际化的过程中，及时、不断地调整政策制度。不调整就会出事，调整就能避免危机。
从世界经济史看，在金融弱国转强国的过程中，金融开放与保护、金融开放与经济安全，都是每一个国家必然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在英国崛起，抗衡荷兰、西班牙时，它是采取了民族保护政策。美元帝国在抗衡英镑帝国的崛起过程中，同样采取了民族保护政策，1816年制定了第一个保护性的关税条例。
德国在18世纪崛起过程中更是明显。德国某著名学者曾说，德国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思想，只有经济政策。
哈佛大学专门从事发展问题研究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曾运用世界各国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性的话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比较好的国家，通常是那些能够制定出有效的国内投资战略推动增长的国家，是那些能够建立适宜体制来克服外部负面冲击的国家，而不是那些依靠解除贸易和资本流动限制的国家。”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那些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较高，并有能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与开放程度（具体是指关税和资本流动的控制程度）之间的关联很低，甚至干脆没有任何的关联。跌入深渊的国家并不是什么开放不充分的国家，而是那些未能很好管理开放进程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