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从展开世界上引人注目的大规模反腐败以来，世界以及中国社会各界对中国未来的趋势和变化多有讨论，但绝大部分讨论所议非当，多有偏差。如何看中国的未来趋势，取决于中国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文化的变化。在跟踪研究的基础上，如果将现实中国的各种现象、正在发生的事情予以系统归纳，就会发现一种影响深远的结构性的节点，而这些政治生态节点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和构建结果，就形成了所谓的“习模型”。我们相信，运用这一模型，不但可以了解和解释现在发生的事情，更可以从中把握未来的中国形势发展逻辑，进而推断未来中国的大趋势。
“习模型”的五大关键结构如下：
首先，政治上对抗西方，这倒不是中国的选择，而主要为西方国家的选择。其次，经济上继续支持全球化，今后将会更加突出的是“中国市场”，以此来代替“中国制造”以及“世界工厂”的全球形象。第三，通过制度建设，逐步完善社会公共福利建设，回避中等收入陷阱等客观风险。第四，权力适度集中，权力适度集中的原因在于必须要终止赎买式政治效忠文化，构建法律秩序和重塑政府尊严。就此而言，反腐败将会持续，但最终权力结构还是会步入法律与制度建设的轨道。第五，政治上会突出“新社会主义”内涵，包括国家社会文明以及法律制度、公共福利建设、国家秩序和权威等，这是符合历史轨迹的、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甚至是别无选择的发展道路。
西方国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对中国的崛起是心怀耿介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实际就是西方国家对贸易依赖海洋战略辖区的一种整合，但中国正在因此而成为潜在的世界级影响力中心。为了遏制与防范中国，他们能够让产业转移到中国的东南沿海，自信也能让其转移到海洋战略辖区的其他地方，如印度、东南亚以及南美洲等地。就这种地缘政治的对抗性质而言，这显然完全是西方国家的选择，中国只是在压力之下的被迫应对。而“中国市场”的关键性质以往从未得到世界主流舆论的正确认识，笔者现在国内也几乎是一力独撑这一概念。事实上，在西方各国的眼中，中国只是一个重要的供应商而已，连G8组织都不让中国加入，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甚至不如俄罗斯。不过这种认识，显著低估了“中国市场”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只要看看中国的经济容量和经济资源就会明白这一点。中国的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运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来因应全球化的挑战。
层层叠叠的赎买式政治效忠文化是中国腐败丛生的关键，这种政治生态环境出现的历史背景在于，中国老一代政治家渐渐谢世之后，此后陆续而来的新生代中国政治家和官员们未能得到中国学界的有力支持，始终未能真正寻找并获得一条理论上站得住脚的、能够赢得国内支持和国际掌声的发展道路，于是转而寻求通过所谓的“政治技巧”来巩固执政地位形成的政治生态文化。
从这种本质上异类的政治生态文化的对抗性而言，终止赎买式政治效忠文化的本身，就是对中国政治改革最强有力的推进。从时间序列来看，这样的政治改革实际是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所取得的最大、也是最明显的政治进步。根据“民主五段论”的观点，一个国家要最终实现有序的民主社会，必然要经过民生、民意、民法、民权到民主的五个发展阶段，这是社会启蒙所必须的五个发展阶段，而终止赎买式政治效忠文化以及适度的权力集中，正是确保从民意到民法阶段顺利过渡的政治保证、制度保证和环境保证。
“新社会主义”的概念是宏观的，而非狭义的。这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探索当中的理论框架，延续了邓小平以往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思想，并完全可以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总结和充实。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完全有可能超越西方学界当今存在的理论认识。因此，“新社会主义”概念得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简单有效地指明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以及社会性质。
当今国际地缘政治错综复杂，西方政治圈也处于新老交替的过程中，未知数很多，因此未来各种围绕中国问题的挑战难度相当大，要想妥善应对这些内部和外部的挑战，让中国经济和社会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稳健行进，中国在内部重组利益结构，外部重构国际形象，就是必然的选择。就此而言，“习模型”对中国趋势所作出的概括是有现实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