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房子地基出现裂缝而不加修补，裂缝就会不断扩大，最终破坏房屋结构，使其无法居住。此时，住户就必须搬到别的房子里。但世界人口不可能搬到别处去。房子尽管很贵，仍然是可换的；但地球不行。
多年前我们就知道，气候变化就是地球这幢房子地基上的裂缝。国际气候变化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自1988年以来就在研究这一现象。二十二年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诞生；如今，195个国家同意通过限制全球升温幅度在2℃内以防止危险的全球变暖。
但我们仍走在危险的老路上。IPCC计算，到本世纪末，气温可能大幅上升3.7至4.8℃。裂缝正在扩大，而一些世界居民——特别是最脆弱群体——已在目睹水淹家园。谁应该对此负责，谁应该为停止变暖买单？
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主导了气候变化的国际讨论和争议。区分肇事和补救责任是很重要的，UNFCCC主条款承认各国共同但差异化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社会学家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最近指出，认清伤害责任是一回事，确定谁能够或应该为解决问题负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没完没了地追究责任的真正元凶（不管是肇事责任还是补救责任）并不是气候变化领域独有的现象。比如，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民族国家的公民可能会困惑（许多人确实如此），为何半个地球之外的金融危机会让他们国家的银行突然间倒闭。
在欧洲，二战结束后各国就团结在一起，牺牲了一些宝贵的主权以构建更加稳定的整体，但共同货币的步履维艰给欧洲人民——和他们的选票——注入了恐慌。在从政府到治理的转变中，我们建立了一系列行动方——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有地方的、国家的，也有超国家的——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但在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机构环境中，我们通常无法知道谁在掌控。
这一问题在共同全球问题上最为突出，比如气候变化。简言之，必须改革全球秩序，适应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崛起。最近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签署协议成立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就是渴望变化的清晰信号。
但即使在这一环境下，对全球经济的机构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可能性仍然很低。在此期间，创新是关键。最佳方案必须以当前结构的最强环节为基础。
自上而下的治理方针是有效的，一些温室气体历史排放大国愿意接受补救责任。比如，欧盟重申了其对UNFCCC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包含约束性减排目标的国际气候变化条约）的承诺。但最近的UNFCCC峰会暴露出这一方针的局限性。
因此，在全世界准备UNFCCC 2015年巴黎峰会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准备在今年9月在纽约召开的高规格峰会之际，考察和建议自下而上的创新性方案是大有裨益的。比如，中国实施了覆盖2.5亿人的七项试验性排放交易机制，是全球第二大规模的方案（仅次于欧盟）。在乌干达，坎帕拉市正在着手采用太阳能路灯。图瓦卢等许多内陆小国也树立了重要的榜样，r突飞猛进地追求碳中立（carbon-neutrality）目标。
UNFCCC的最紧迫任务之一是确保发展中国家扩大减排和改造规模的融资，从而动员历史排放国的能力和意愿刺激进一步创新。全球科学家正在致力于解决方案；事实上，唯有科学能帮助我们有效推进，正如科学让世界大部分地区生活追平提高到生存水平之上。在这个临界点上，当给我们带来如此繁荣的化石燃料开始导致我们走向毁灭时，也只有科技创新能把我们带上更好的道路。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只有创造力、创新、责任和政治意愿能让我们拯救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需要睁开眼睛，发现地基上的裂缝，直面修补裂缝的责任。2015年第一季度，各国政府应该宣布各自计划为这一责任做出什么贡献，以提振信心，加快通往巴黎的进程。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着眼于潜在创新，投资于所有有潜力的研发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