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29日发表题为《亨利·基辛格谈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文章称，雪上加霜的是，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故态复萌，与中国的关系是承诺合作与公开相互指责并存。曾经是现代基石的秩序观如今岌岌可危。
西方理念不被认同
对世界秩序的追寻长期以来几乎完全是由西方社会的概念加以解释的。二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中，美国——由于经济和民族自信心增强——开始接过国际领导这把火炬，而且增加了新的内容。作为一个明确基于自由和代议治理思想而建立的国家，美国认为自己的崛起与自由和民主的传播息息相关，而且认为这些力量能够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欧洲传统的秩序观则认为民族与国家天生是争强好胜的；它依赖于均势和政治家开明来限制其相互冲突的野心。美国人普遍的观点认为人天生是理智的，倾向于和平妥协和讲求实际；因此传播民主是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自由市场将使个人得到提升，使社会繁荣富足，使经济相互依存取代传统的国际对抗。
建立世界秩序的这一努力在很多方面结出了硕果。世界大部分地区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所统治。民主和参与式治理的传播即使没有成为普遍现实，也已成为一个共同的愿望；全球通信和金融网络在实时运行。
从1948年到本世纪初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瞬间，在这个瞬间，全球世界秩序刚刚起步，兼顾美国理想主义和欧洲传统的国家和均势思想。但是世界大部分地区从来没有与西方相同的秩序观，只是默认西方的秩序观。这种保留态度现在正变得直言不讳，比如在乌克兰危机和南中国海问题上。西方建立和宣传的秩序现处在转折点上。
面临自相矛盾窘境
首先，国家——国际生活正式的基本单位——的性质承受了多重压力。欧洲开始超越国家，主要基于软实力原则来制定外交政策。但是，脱离战略概念的合法性主张能否维持世界秩序令人怀疑。而且欧洲尚没有赋予自己国家属性，在冒内部出现权力真空和周边出现力量失衡的风险。与此同时，中东部分地区因教派和民族不同而四分五裂，相互之间发生冲突；宗教民兵组织以及支持它们的大国随心所欲侵犯边界和主权，造成了失败国家控制不了本国领土的现象。
亚洲的问题与欧洲正相反：均势原则盛行与公认的合法性概念没有关系，致使某些分歧走到对抗的边缘。
其次，国际经济与表面上支配它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也削弱了建立世界秩序所需要的共同目的感。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的政治结构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无视国家边界。而外交政策则是坚决维护国家边界，即使在谋求调和相互冲突的国家目标或世界秩序理想时也是如此。因此，国际秩序面临一种自相矛盾的窘境：其兴盛依赖于全球化的成功，但是这个过程产生了往往与其志向背道而驰的政治反应。
缺乏有效合作机制
当前世界秩序的第三个缺陷，尽管不大，就是缺乏一种大国在重大问题上进行磋商和可能进行合作的有效机制。这可能听上去像一种离奇的批评，因为现在有很多多边论坛——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时候都多。然而那些会议的本质和召开的频率与制定长远的战略背道而驰。这种过程充其量不过是讨论一下紧急的战术问题。当前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架构，如果要做到切实可行，就不能只是通过发表联合宣言来确立；必须作为一个共同的信仰来培养。
当前谋求建立世界秩序的努力需要一以贯之的战略在不同的地区内部树立秩序概念，使地区秩序相互关联。这些目标不一定是自我调和的：一个激进运动组织的胜利可能给一个地区带来秩序，同时可能为其他地区内部发生动乱和与之发生混战等埋下祸根。一个国家通过军事手段主宰一个地区，即使能够带来表面上的秩序，但是可能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危机。
不应放弃“美国例外”
建立各国矢志维护个人尊严和参与性治理并按照公认的规则进行国际合作的世界秩序可能是我们的希望，应该成为我们的志向。但是其进程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阶段。
要在21世纪世界秩序的演变中发挥负责任的作用，美国必须准备好回答它将面对的很多问题：不管世界秩序如何演变，而且如有必要独自行动，我们要防止什么情况发生？我们想要实现什么目标，即使没有多边的支持？我们不应该干什么？我们谋求推广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这些价值观的推行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形势？
对美国来说，这将需要在两个看似矛盾的层面上进行思考。推广普世原则需要同时承认其他地区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安全观这一现实。即便过去几十年来争议有教训，也必须肯定美国是个例外这一特征。历史不会给放弃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走上一条看似不那么艰苦的道路的国家以喘息的机会。但是也不保证这个最为崇高的信念在缺乏一个全面的地缘政治战略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