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在李光耀时代
作者: 李慧敏
出版社: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出版年: 2014-4
页数: 260
定价: SGD18
装帧: 平装
ISBN: 9789810793616
幼稚园穿着带有党的标志的校服上学
教育是帮助个人和社会脱离贫困的重要途径，而人力资源更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新加坡政府非常清楚这点，因此一开始就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大力投资，在普及教育以及降低辍学率上推出了细密严谨的策略。
成长在这个时期的小孩都很幸运，无论来自富裕家庭或贫穷家庭，人人都有上学的机会。不过，正因为处在国家教育制度发展的初期阶段，我们这一代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教育制度的试验品。
现在，我们早脱离了贫困，有的人因为接受了教育，找到了“黄金屋”和“颜如玉”，但有的人却因为这个制度而受尽了心灵创伤。
政府为了提供幼儿教育给民众，在组屋楼下设立大众式的幼稚园，让贫穷家庭的孩子也能有接受幼教的机会。
这些幼稚园就叫“人民行动党幼稚园”。我跟其他新加坡小孩一样，在六七岁就开始穿上“PAP”的校服上学。我们从很小就认识那个红色圆圈、蓝色闪电的标志，经常把“人民行动党”等同于幼稚园，对这个党徽感到熟悉，甚至还会骄傲地告诉大人们：“我们在PAP上课”。
虽然幼稚园的名称带有PAP，不过可能是怕小孩顽皮容易把校服弄脏的关系吧，我们的校服可不是全身白的。那时，男生穿白色上衣、浅蓝色短裤，女生则穿白衣蓝裙，然后再打上一条红色的领带，大家看起来还算神气。
每当有PAP的政要出现，到访我们的组屋区，我们就会看到红圆圈蓝闪电的旗子随处飞扬，好不壮观，好不亲切。在国会选举期间，我们也会看到宣传的车子挂着党旗在我们住家经过。
对小孩子们来说，哪有闲工夫理会竞选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那面印上闪电的旗子是最贴近我们童年生活的符号。当带着闪电的白色旗子在我们面前飘过的时候，我们都会像看到可爱的明星一样，兴奋地喊道：“PAP！”
虽然幼稚园没有向我们灌输什么党的理念，但闪电标志无所不在，我们就知道我们的Big Brother（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左右，伴着我们一同度过短暂愉快的幼稚园时光。
上学是为了应付分流考试
记得那时是期末，老师把成绩单发给了大家。从老师手上领过成绩单，发现这回满分是40分，而我竟然得了个38分！哎呀，差两分就是满分了！第一次突破10分，还得了高分，我的心情就像范进中举那样异常兴奋，迫不及待地等着下课要把成绩单拿给妈妈看。
终于等到老师宣布下课，我冲出了教室，看到妈妈站在教室门口，喜出望外地将成绩单递给她说：“看，我拿到38分！”
妈妈看了看笑着说：“那个不是分数，是你在班上的名次。”我这才知道自己在班上考了倒数第三名的成绩。唯一的安慰是，至少我不是最后一名，班上有两个同学比我还差。从那时起，我就对分数排名特别敏感。进入了小学后，学校每半年都会进行班级成绩排名，这也成了同学之间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嘲笑的依据。
学校是我们在家庭之后接触的第一个社会空间，这个空间是社会的缩影，而从这个缩影里，我们从小就已经清楚认识到人是分等级的。
在进入小学后，一个学年在懵懵懂懂中结束了。大家都顺利升上二年级，但我发现我隔壁桌几个要好的同学都跟我分到不同的班级去了。尽管心中有不舍，但我们还必须向对方道别，各自迎接新的生活。
那时候A班是全年级最好的班级，最差的是E班，我被分到C班，庆幸还有两班的学生比我还差。
到了三年级，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参加一个分流考试，但还没参加考试，我们就得先接受一项天才能力测试。
我记得测试的卷子上是一道一道的智商题，白纸上印着各种奇形怪状的图案，问着在我看来是莫名其妙的问题。如在这个圆圈之后，将轮到哪个圆圈出现？在我的认知里，世界千奇百怪，哪来什么规律？
这些测试是让教育部甄别出1%最聪明、最资优的学生，以便把他们分配进入设有天才班的学校，集中为他们提供天才教师、天才教材和天才训练。天才们有自己的世界，不可以跟我们这些平庸无奇的普通大众搅和在一起浪费时间。
我都在差不多要倒数第一的班级了，已经认命自己不是优秀学生，怎么还可能有机会当天才，真是痴心妄想。不过班上没有同学因为这项测试而转学，看来学校过去按成绩分班的做法已准确地将我们分类，好让大家物以类聚。
把学校里的少数天才抽去以后，不久就要进行三年级分流考试了。那又是另一种分类的工程，按成绩识别学习能力最弱的那一群，把他们编排进入称作“单语班”的延长课程，让他们免修中文，专心学习英语和数理科目。
小时候的我对整个学制似懂非懂，父母也不知道这考试对孩子将来会有什么影响，只听老师紧张兮兮地劝我的父母多督促我念书，或为我请个家教，否则考不好会影响前途。我们当时生活拮据，老师的这番建议让父母感到很困扰，而我也为自己的不争气内疚难过了许久。
在班上，老师也换了个策略激励我们，以实际例子向我们说明小学三年级分流考试的重要性。
“你们看看那些上延长班的学生，他们就是因为三年级考试不及格，所以留级，以后都进不了中学。你们要像他们那样吗？”
大家听了，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要！”
老师指的是学校里最老也最低等的学生，他们都十三四岁了。一般学生12岁小学毕业升上中学，可是这些学长们因为在分流考试中栽了跟头，必须在小学里念个没完没了。
这些学生是学校里品行最坏、最被师长瞧不起的，也是被整个体制忽略的一群人。除非成绩非常优秀，否则就算完成漫长的小学课程，他们也不会有升上中学的机会，而是被分配到技术学校上课。
我们都很害怕被编入延长课程，因为那不是被延长的童年，而是被延长的痛苦和羞辱。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成为顶尖优秀学生，只希望神佛继续保佑，让我在中等的范围里千万不要垫底。
在我印象里，在整个中小学时代里，我上学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应付分流考试，以避免自己被分出去。
政府早早地把不聪明的学生淘汰掉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相当复杂，从小学到大学都分得很细，看上去体现了灵活多元的因材施教理念，允许学生们按照不同能力选择升学道路。
这种分流方式最初的用意是为了减小辍学率，按能力将学生分班，这样就可以避免他们因为成绩落后他人而轻易放弃学业。
取消了小四分流后，教育部又设计了所谓的灵活制度，让学校按照学生的能力对他们进行“科目分班”，让某科能力不强的学生上“基础水平”课程，赶得上的则上“普通”课程。在我看来，这也不过是本质不变的变相分流。
小学毕业了，你以为分流就停止了吗？不，还早着呢。
小学毕业考同样按会考成绩对升上初中的学生进行分流，由于后来取消了培养精英的“特别源流”，现在成绩顶呱呱的就进入优秀学校四年制的“快捷源流”，中等的就被分配到普通学校的“快捷源流”，更逊色的那些则被编入五年制的“普通源流”，而“普通源流”还细分为“学术”和“工艺”课程，那些书读不好的“准文盲”就被编入后者。
教育界的衮衮诸公对分流的狂热不止于此。在初中二年级，学生还必须按照能力和成绩被分配到文科、纯理科或是综合理科源流。能够进入纯理科的多数是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因此纯理科又被认为是培养精英的课程。
整个分流制度也贯彻了新加坡模式一贯的思维：聪明人能得到最好的资源，获得很好的栽培。最不聪明的那些，政府已通过各种鉴别方式早早把你淘汰，替你选择你该走的道路。而且这也应该是新加坡政府热衷的思维方式，似乎非得要用很复杂的分类法把学生和国民分等级才能进行管理。我怀疑，一旦没有办法区分，整个人才选拔体制甚至教育制度就要崩溃。
像刚才提到的，把学生归类的用意原本是要因材施教，让不同能力的学生按照能力学习。虽然这个教育举措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执行出来后，社会无可避免地戴上了有色眼镜看待不同的源流，也间接造成了社会的阶级化。
更关键的是，一旦进入了某一个源流，日后想要转换跑道的话，文科和综合理科源流的学生选择范围就明显受到局限。
初中和高中让学生们打下良好基础，让他们吸收不同方面的知识，是鼓励他们对周遭事物感到好奇的阶段。科系分流看起来是提早培养专才，但实际上却是过早缩小学生们的知识面，让他们视野变得很狭隘。不少学生为了考取好成绩，一般会避开较难考获“特优”成绩的文学科目，所以目前英文文学课程乏人问津。
经常听到有人批评新加坡社会缺乏人文气息，没有广度，也未必有深度，这其实也是教育上的操之过急所致。
一位加拿大朋友本来对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赞赏有加，希望把孩子送到学费低廉的本地学校就读，但她仔细研究了整个学制的逻辑后，认为自己的孩子不能适应新加坡的教育环境。更重要的是，她不希望由学校来决定孩子该念的是“普通”还是“基础”学科。
她告诉我：“孩子不会，就要想办法好好教他，而不是开一条简单的路避开问题。况且，这些选择将影响他往后的升学道路，我那个顽皮、不成熟的孩子一定会被分配到最糟糕的班级，我不希望他自卑地过完整个童年。”
我周围一些朋友都成了爸爸妈妈了，他们对教育制度也是批评不休。然而大家毕竟都是在同样一个制度下成长，所以长大后仍忠诚地延续着我们的教育传统，给孩子请家教，甚至向公司请假陪孩子复习考试。
他们到书店不是买课外读物满足孩子的求知欲，而是选购一本一本的辅助作业，抓紧时间让孩子做课外作业。
“我也不想这样给孩子压力啊，可是制度如此，我们在制度里就必须跟着规则跑。”杰森一脸憔悴地向我诉苦。他认为孩子如果不进入最好的中学，就得不到最好的资源。尽管教育部长安慰大家每所学校都是好学校，但他根本不相信。
“新加坡政府已经劝家长们别那么紧张孩子的成绩，还说每所学校都能得到相同的资源。是不是你们这些家长一松懈下来就会无所适从？”我说。
“他们当官的当然说一套做一套。等部长们都不重视名校，都把孩子送到普通学校时，我才真的相信所有学校都是平等的。”
